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阿长与（山海经）》算不上有名，其小说《阿Q正传》《药》更家喻户晓；在名篇佳作如海的忆人散文中，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也并不算太起眼，朱自清的《背影》更为人所知。然而，细读《阿长与（山海经）》，我们却不能不为鲁迅先生对一个普通的底层小人物的深挚怀念所感动，在艺术特色上，它的写入手法也非常突出。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篇名家小品《汪大娘》。二者堪称忆人散文“双璧”。
　　《汪大娘》出自著名学者张中行之笔，短短的一千五百字篇幅却让一位朴实持重、勤勉尽职、正直明理的底层妇女形象栩栩如生地立于读者面前。张中行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读完他的散文集《负暄续话》后，曾这样评价：“我最赏者是《汪大娘》。此堪压卷，其他即不复读，亦无不可也。”
　　《阿长与（山海经）》与《汪大娘》，二者无论是在选材、写法还是在思想情感上都有诸多相通之处。
　　阿长是鲁迅童年时代的保姆，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中出过场，被呼作“长妈妈”，正是她的“美女蛇的故事”平添了百草园的玄幻神秘。不过在那篇文章中，出于主旨的考虑，鲁迅对她着墨不多，直到《阿长与（山海经）》，鲁迅才倾其全力，刻画了她——一位平凡普通如脚下泥土的底层劳动妇女鲜活的形象。关于她的名字，“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在男尊女卑思想浓重的旧时代，这并不稀奇。张中行笔下做帮佣的汪大娘也照例冠夫姓，真名不得而知。“汪大娘，旗人，在我城内故居主人李家帮佣，只管做饭。”二人身份、地位何其相似，更相似的还有家庭。对于阿长，“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而汪大娘呢，“大概男人早已作古了吧。有个女儿住在永定门外，像是也少来往”。然而就是这样两位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家庭不幸的普通佣人却经由两位大家手笔于文学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用的何种手笔呢？与名人相比，凡人可写事迹甚少。连张中行谈到《汪大娘》的写作都这样说，“写她也有困难，是超过日常生活的事迹太少”。然而他从两个理由出发，还是决定写：“一来于兵家，日出奇制胜，很多大手笔写大人大事，我偏写小人小事；二来于小说家，日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由此再加上对原文的品读我们可以判断，作者是抓住平凡细微却能勾画人物精神的小事来刻画汪大娘这一形象的。主食政可见汪大娘之勤勉尽职、坚持原则。“食要怎样安排，仿佛指导原则不是主人夫妇的意愿，而是她心中的常理。她觉得她同样是家中的一员，食，她管，别人可以发表意见，可以共同商讨，但最后要由她做主。”背病名可见汪大娘之质朴憨直。“不想查问的人晚来一两天，偏偏先到厨房去问她。她以为这必是关系重大，一急，忘了。由严重的病入手想，好容易想起一种，说：‘大头嗡。’查问的人化严厉为大笑，一个难关总算度过了。”拒诱问可见汪大娘之明理正直、坦荡无私的心胸。“人家带启发性地问她：‘你伺候他们，总吃了不少苦吧？’她答：‘一点不苦，我们老爷太太待我很好。他们都是好人。连孩子们也不坏，他们不敢到厨房淘气。’不但启发没收效，连早已教她不要再称呼的‘老爷太太’也冒出来了。煞费苦心启发的人哭笑不得，只好不再来。”
　　比较《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先生除了用欲扬先抑手法抒写对阿长的深情赞美，同样是饱蘸浓墨于些微小事和细节上凸显阿长的生动形象。她的“切切察察”，她只针对我的“专制”，她丑陋不雅的睡相，她在大年初一早晨准备的冰凉的福橘，她用来吓唬小孩的“长毛的故事”，还有她辛苦为我买来的“三哼经”——点点滴滴凝结在一起，让一个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长妈妈”从鲁迅先生的笔下走进了我们的心里。“细微之处见精神”，或许这就是文学大家的通识吧。
　　按常理，至亲至爱之人是影响我们一生最深的，何以两位大家在遥忆往昔时不记他们，却将笔墨一度放在名不见经传、只与自己人生有过些许交集的小人物身上呢？探寻其原因就不能不谈及鲁迅先生及张中行先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童年家道中落和在乡下生活的经历使鲁迅先生对于底层劳动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从长妈妈身上得到的温暖和爱影响了鲁迅往后人生一个重要价值定位：对劳动人们的无限热爱和同情，对弱小者的关爱和扶助，以及对造成平民苦难的一切势力的反抗和讨伐”。成年后的启蒙思想和国家孱弱落后、受人欺凌的现状更使他关注国民的灵魂。如果说他的小说与杂文更多是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那么他的散文则更多体现的是平民情结。《阿长与（山海经）》发表于1926年3月25日的《莽原》，可以说是鲁迅在动荡的时局中愤懑寂寞、伤今追昔，从童年记忆中找寻温暖关爱之作。底层平凡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或许恰恰侧面映照出当时现实生活中上层知识分子文雅外表下的虚伪与冷漠。而张中行先生的雅号就是“布衣学者”，他一生清贫，淡泊名利，专心治学，其记人散文中除了文化人物就是普通百姓。“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使他的记人散文作品语言朴拙洁净，内蕴却丰厚悠远。《汪大娘》中毫无一丝一毫对人物美德的渲染，可是平淡的语言后面我们却看到了一位恪尽职守、坦荡无私、诚实正直，周身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底层妇女形象。而结尾那句作者的感喟：“常说的所谓读书明理，它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当然是对不识字的汪大娘明理正直品德的由衷赞美，但从另一方面看，难道不是对某些虽然读书万卷却不会做人之人的讽刺和慨叹吗？
　　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先生对各自缅怀之人的情感不尽相同。鲁迅对阿长，因童年时与其朝夕相处，感其舐犊情怀，故而文章情感的流露趋于深挚痛惋；张中行对汪大娘，则因直接接触有限，字里行间透出的更多是学者理性超然的品悟。然而，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还是能找到感情的契合点，那就是对真善美的赞赏、敬爱以及对不幸遭际的悲悯。
　　长妈妈和汪大娘何其幸运，她们犹如深埋土中两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经由大家手笔，那美好的人性映在世人眼里，散发着永远温润的光芒；两位文坛名宿何其幸运，因了结识这两位年长的女性，他们对人生更多了无尽的热爱与深味。
　　正像经典古文名篇《爱莲说》与《陋室铭》在语文教材中总是联袂出场，学习《阿长与（山海经）》，我们无妨也向学生引介一下《汪大娘》，二者比较阅读，定会相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