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谈“作文教学法”的书面版本一共有三个。最早的见于1922年《改造》杂志第4卷第9号，标题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改造》所刊共为八节，文末有“未完”字样，但随后一期《改造》终刊号上未见下文。《吉林教育公报》1924年第7卷第84期刊载《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续）》，刊完9、10、11节（此部分与《改造》所刊部分，以下简称“改造版”）。“改造版”后经修订增补，增为12节，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改题《作文教学法》，由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以下简称“合集版”）。据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922年4月起，梁启超辗转于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为各学校及社会团体作专题演讲。其中，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先后所作演讲，均涉及“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卫士生、束世潋根据东南大学演讲内容记录整理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以下简称“单行本”）。
　　关于“单行本”，梁启超曾在回复卫士生、束世澄的信件中说：“前年我在东南暑校讲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当时因为时间仓卒，一点没有预备，自己十二分的不满意。就中尤为缺憾的，是应该引许多例证一切都没有引，其他不妥当不完备的地方，也不少;恐怕印布出来会误人，所以两君请刊单行本的时候，我总想腾出日力来改正一番才安心的。”而“改造版”在收入《饮冰室合集》时则进行了修订完善。因此，三个书面版本以“合集版”即《作文教学法》最为完备（本文未标注的引文皆出自该书）。
　　“作文教学法”为20世纪20年代教育热点及现实所需，从事者颇不乏人，著名的如陈望道《作文法讲义》（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夏丐尊、刘薰宇《文章作法》（192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但是为了速成以应社会之需，取材于日本同性质的书籍者不少。此外，《作文法讲义》《文章作法》教授作文法均以白话文为主，而梁启超《作文教学法》举例和讲解都针对文言文，且不依傍传统的诗词文话，有组织有条理，充满新意。语文教育史研究者顾黄初曾以“实用”“实效”“实际”“实感”来概括梁启超写作教学思想的内容。对照目前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作文教学法》所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非但不过时，还恰好值得我们认真体会。
　　一、教学目标：“以會作应用之文为最要”
　　“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是《作文教学法》对写作教学的目标定位。
　　何谓“应用之文”？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第一次提出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写作的工具，主张文学改良“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篇文章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紧接着，钱玄同在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5号发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改革大纲十三事》，围绕“以国语为之”，提出十三个方面的改革构想，包括标点符号、注音字母、印刷字体等。1918年刘半农写了《应用文之教授》与之唱和，文中认为：“应用文与文学文，性质全然不同，有两个比喻：（1）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个肥鱼大肉;（2）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会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赛跑。”进一步倡导学生不作滥调“新八股”，要能“草公事”“批案件”，能“订合同”“写书信”，“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
　　在《作文教学法》中，梁启超认为文章可划分为三种：记载之文、论辩之文、情感之文。“作文教学法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的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不必人人皆学”，并提示另有一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可供有兴趣者参考。“应用文”相对于“文学文”而言，梁启超认为包括记载之文与论辩之文，凡叙述客观事实者为记载文，用文字发表自己主观意见者为论辩文。
　　记载之文与论辩之文，梁启超强调前者更重要。他在《为什么注重叙事文字》中说：“现在学校中作文一科，所作者大率偏重论事文，我以为是很不对的”，“全是中了八股策论的余毒”，“因为这种教法，在文章上不见得容易进步，而在学术上德性上先已生出无数恶影响来”。旧式学塾的学生寒窗苦读，主要学作科举应试的文章。梁启超认为科举虽然废除，学校中仍有从前八股习气，学生没话找话，无病呻吟，完全偏离了写作的本质，毫无实际作用。“不该说而说，可以算是二千年来文人通病”，“他们不是有话在肚子里要说才作文，乃是因为要作文才勉强找话来说”。思想才是文章的灵魂，“应用之文”须是“言之有物”之文。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胡适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论辩文可以磨炼理解力、判断力，只是“不要专作，不要滥作，不要速作”。至于写记载文，梁启超认为有诸多优点，如养成观察客观事物的能力、搜集事实资料的能力、组织成篇的能力、把握事情真相及其因果利病的能力等。
　　二、教学内容：“与人规矩”
　　“应用之文”写作究竟要教什么内容？梁启超借用孟子的譬喻“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主张教学内容是“规矩”，不是“技巧”。对于“规矩”与“巧”的关系，梁启超认为“规矩”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规矩”是“巧”的基础。“我不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会巧;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绝对不会巧;无规矩的人，绝对不算巧。”因此，“本讲义所讲只是规矩，间有涉及巧的方面，不过作为附带”。
　　“规矩”具体又指什么？梁启超阐释，“就是怎样的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第一种规矩是确立标准，选取材料。“学作文的人，先要自己定出个立脚点，然后根据这立脚点把该说的话定出个范围”。“该说的话”指文章的材料，“立脚点”是选材的标准。也就是说，先要根据表达需要确立选材标准，再依据选材标准选定文章所需的材料。第二种规矩是整理思想，区分主次。针对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无法驾驭材料”“意思格格不达”的两大问题，提出“想医第一种病，最要紧是把思想理出个系统来，然后将材料分种类分层次令他配搭得宜”，“想医第二种病，最要紧是提清主从关系，常常顾着主眼所在，一切话都拥护这主眼”。以上两种规矩是普遍原则，具体到各类文章，则有具体规矩。 　　《作文教学法》全篇共十二部分，其中有九部分在分別阐述“记载文”与“论辩文”的“规矩”。梁启超将主要笔墨放在记载文部分，无论何类记载文，有两条总原则。第一，“要客观的忠实”，材料要搜集齐备、鉴别真伪，观察要普遍精密，不可夹杂主观隋感。第二，“叙述要有系统”，设法把散漫的排列起来，把断续的连贯起来，动笔之前观察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梳理出主要脉络，然后组织全篇出个系统，根据系统来驾驭材料。组织全篇的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规矩”，梁启超将记载文细分为四类，一一举实例分论。论辩文部分，梁启超认为分说谕、倡导、剖释、质驳、批评五种，无论哪一种，都要符合“耐驳”“动听”两个条件，尤其强调逻辑的重要性。
　　相对于着眼文章整体结构的“规矩”，“巧”主要指词句层面的修辞技巧。梁启超批判旧式教学只顾改词句不好的地方，教学重点放在奇词巧句上，去规矩而言巧，于规矩外求巧，本末倒置，是没有实际教学效果的。
　　依据梁启超的设想，学生学习文章“规矩”的途径主要依靠读写结合，避免空讲理法。第一，分类分期，教以理法。因为各类文作法不同，“不可同时东讲一篇西讲一篇”，“最好每年前学期授记载文，后学期授论辩文，年年相间。两种文中又各各分类，由浅入深，由易入难”，“每一个学期开始之时，先要有一两堂讲演式的教授，把本学期所讲那类文作法的重要原则简单说明，令学生得着个概念来做自习的预备”。第二，先自行阅读，再时沦指导。“讲授时万不可拿一篇文来逐字逐句逐段解释”。每两个星期教师指定五六篇一组文章让学生自主阅读，细看每篇作法要点，比较各篇异同。上课时，先讨论，让学生谈所读到的，学生看错的或看不到的，教师随时指导。最后，教师把全组各篇综合讲一次，说明自己的观察。每学期照这样讲授四五组，整个中学阶段学生能读好几百篇文章，再没有不会作文的。第三，选择教材要摒弃“绮丽之文”“矫揉之文”与“空泛之文”。青年学生既不应该读，更不应该写。
　　三、教学方法：少作精练
　　学生学习了“规矩”，进一步需要练习作文。梁启超突破传统“多读多写”的做法，反对多作与草率应付，坚持“少作精练”，注重实效。
　　一方面，梁启超强调“少作”，“出题目令学生作文万不可过多”，“每个学期两回——最多三回足够了”。因为“办的是学校，不该叫学生过考棚的生活”，“要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去采集资料考量组织”，所以“不能作得过多”。另一方面，梁启超注重“精练”，主张“作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一学期专讲一类文”，“打通一关再进一关”，多作反而让学生厌烦。此外，练文、练笔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最好令学生每月作一条以上的札记，或用记载体记日常经历的事，或用论辩体写自己对于一个问题的感想，这种方法可以养成他们自动的进步。”
　　除了上述“少作精练”原则，梁启超对命题、指导、批改等基本教学环节也给出了具体意见。命题要切实，贴近生活实际。“记载文题最好是学生身历或耳闻目见的事迹、物件或地方”，“论辩文题须是一个切实问题，最好是学生直接感利害者”，这样学生才可能写真情、说真话。梁启超特别注重思辨，指出论辩文的题目要能够两边辩驳。凡是不能反对的题目，本身不构成问题，不宜作为学生写作的论题。这一点尤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者注意，一个题目本身不能正反对驳，意味着学生只能说些废话，根本上背离了论辩的宗旨。无关痛痒的文题和空泛无边际的文题，皆当摒弃。
　　指导重点放在采集资料与组织文章上。作文要有内容，要有许多材料。材料少的时候，教师要供给材料，或者提供材料线索，反对让学生凭空瞎想胡诌，同时指导学生揣摩别人是怎样把材料整理制作成文的。提倡作文在堂下完成，给学生以搜集、整理材料的充分时间。
　　教师批改作文时，“应注意他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字句不妥当不大要紧（因为这是末节）”，“偶然有一二次令学生注意修辞未尝不可，然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对于评改的意见，同样体现了梁启超对于作文教学的本质看法，首要关注文章有无真实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否有条理有系统，即“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表达层面相应也要重点关注学生思维是否清晰，文章组织得如何，词句修辞次之。
　　四、文白之争：“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
　　对于当时社会上讨论激烈的“文白之争”，针对“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梁启超在《作文教学法》中也作了积极的回应。
　　1921年10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布“辛酉学制”草案，向全国各界征求修改意见。胡适是草拟这份草案的重要参与者。1922年11月1日，以“辛酉学制”为蓝本，新学制“壬戌学制”正式对外公布。在颁布“壬戌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如何调适中学语文教学里的文言与白话，成为迫在眉睫的教育热点问题。其时新旧文化论争正烈，北方以胡适为代表，提倡白话文;南京则旧学气氛浓厚，是“学衡派”大本营。
　　1922年8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校演讲时，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作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因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1925年，梁启超同意刊行“单行本”时，在回复两位记录者的信里对“文白之争”再次表明态度：“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至于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实验得十分完好，《水浒》《红楼梦》固然是好;但要整部地看，拆下来便不成片段。”在《作文教学法》中，梁启超对中学国文教学该用什么教材讲授，阐发更详尽，立场更鲜明，即“中学以上国文科以文言为主，但这是专从讲授一面说，至于学生自作，当然不妨语、文并用，或专做语体亦无不可。因为会作文与否和文学作得好歹，所重不在体裁而在内容”。他详细列举了四条：第一，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则可以讲文言文;第二，文言文行用二千余年，许多精深的思想和优美的文学作品都用文言发表，学生应该学习，时间以中学为最宜;第三，文言文和语体文之间存在传承关系，会作文言的人，当然会作语体，甚至文言用功愈深，语体成就愈好;第四，文言文历史悠久，名作林立，语体文目前可以作为教材的作品还不是很多。因此，《作文教学法》中所举例文，多出于《左传》《史记》《晋书》《资治通鉴》，“专限于文言文”，“其语体文一概从略”。同时，文中关于选择教材的标准，梁启超详细阐述道：“大抵记载文宜多选《左传》、‘四史’、《通鉴》及好的游记、好的书目提要等等。论辩文宜多选周秦诸子，秦汉以后则多选专论一个切实问题者——例如扬雄《谏不受单于朝》、贾捐之《论罢珠压》、江统《论徙戎》之类。”
　　梁启超与胡适在学术上有许多切磋往来，关于文白之争的不同看法，胡适主要着眼于整个思想文化潮流，梁启超的立足点则兼顾了中学教育与文体实验，谁是谁非，留待历史评断。但站在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角度，梁启超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审慎明智的，而其教导的具体作文之法，依然可为轨范。毕竟文言文作文方法经过上千年的沉淀，已经有了足够启发学生的成熟的构思思路和写作技巧，许多在白话文中也一样适用。轻易放弃传统文化资源，未必是一件幸事。而在今日，我们反观梁启超的金针度人，更能用平和的态度来领悟其中的奥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