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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安忆的小说《天香》以晚明时期上海申姓大家族从兴旺奢华，到繁华将尽的命运为背景，通过申家后宅女眷之手“天香园绣”的流变，钩沉出当时沪上“饮食男女”的生活，折射出上海的独特的城市性格，延展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史。
关键词： 小说《天香》 文化性格 上海文明
上海是王安忆的成长地，也可谓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开始钻研这座城市的不同面貌，一部《长恨歌》写尽上海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浮华沧桑；近年的作品，从《富萍》到《遍地枭雄》，从《启蒙时代》到《月色撩人》，写上海外来户、小市民的浮沉经验，也写精英分子、有产阶级的啼笑因缘；到如今最新的著作《天香》，将视野放置上海的史前文化，一种有意无意的暗示，引领读者探寻上海文明的前世今生。
《天香》的故事始自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终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讲述上海申姓大家族从兴旺奢华，到繁华将尽的命运。申家的兴衰史只是这部小说的背景，王安忆用更多的笔墨，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虚构演绎了出自申家后宅女眷之手的“天香园绣”的流变，包括其如何产生、如何达到绝品、如何散入民间，以此钩沉出当时沪上“饮食男女”的生活，折射出上海的独特的城市性格，延展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史。
一、沪上“饮食男女”的塑造
王安忆曾说，《天香》“只是一个关于女性生活的故事”。小说主要塑造了三个推动绣艺发生改变的人物。申柯海的妻小绸，一个有思想、有才情的大家闺秀；其妾闵氏，典型江南苏州女子，温婉细腻，与小绸共创“天香园绣”；侄媳希昭，出身于杭州书香门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书画入绣，成天下一绝。申府家道中落，侄女蕙兰寡居，希昭、蕙兰等以“天香园绣”支撑家用，蕙兰更设幔授艺，使其光大天下。除了这三个女子，与“天香园绣”密切联系的其他女子，也是各尽特色，如天真自然的荞麦，大方细心的镇海媳妇，坚强隐忍的张老妇人，性格直爽的戥子，等等。
王安忆将众多女性推向了情节发展的中心，颇有为“天香园绣”的女性立传的意味。女性的突出地位与她们生活的环境与遭遇密不可分。天香园极其考究地建成后，园里的男性专事享乐，不为生产，于是有了“一夜莲花”，有了炫奇的设宴，有了买卖游戏，有了不遗余力的制墨，等等。他们也许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纨绔子弟，只是像长不大的孩子，生生将任性孤行的生活过成了哲学。当精神享受的物质基础开始动摇时，女人们藏在深深庭院的女工技艺承担起了重任。“天香园绣”在园内发展为罕见的至高艺术，但最终被迫走出园子，走向实用，变成商品，与日常生计息息相关。
晚明时的前上海大量充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但风平浪静之下也会暗流涌动。地域的特殊性，早期的思想启蒙，封建传统的不堪重负，才顺理成章地有了王安忆笔下商品贸易不断发展、女性地位显著提高的上海。但是“天香园绣”又是如何走出园子，实现艺术和市场的联姻？我们不难发现园中男子的“功劳”，小绸和希昭的绣品都因为柯海朋友的慧眼识珠才打出名号，蕙兰由于阿施的引荐才能靠绣品维持家计。这不得不说是作者对传统封建社会的反思，女性有才能、有手艺，在家能够独当一面，但其自身的被证明却离不开与外在社会紧密联系的男子。这是何等的相悖？但又确是当时真切生活情境的写照，王安忆平静地叙事让一切的发生顺乎天时与地利，她没有激烈地批判，但真切地让我们瞥到那个时候随时变化着的多元化的上海。
二、上海城市性格的彰显
上海原是春申故里，《天香》以申府为名，柯海、镇海的取名皆与“海”相关，开场就透露出城市寓言的意义。“草根”的市井文化，是王安忆对上海进行精神书写的切入点，从日常生活中写“传奇”，以“传奇”展现世俗生活。从“天香园绣”的流变史中，我们隐约感到作者对上海这个城市性格起源和形成过程的隐喻。
“顾绣”2006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香》以“顾绣”的发展史为原型，虚构“天香园绣”，写法上去戏剧化，淡化抒情和感伤的氛围，纪实性地写作关乎花鸟、食材、园林、山水、书画、纺织的见识，为那朵江南传统艺术奇葩立传，同时也为承载这个技艺的上海城市写史，即所谓“以最极端真实的材料去描写最极端虚无的东西”。［1］
晚明时的上海，充斥着末世的纸醉金迷和物欲狂欢。小说开初，写造园，写享乐，写各类奢华，已经是在兴旺的顶点上了；再往后，就走下坡路，只是一开始下坡的感觉不会那么明显，但趋势已成。这样的“天香园绣”生于这样的家族趋势中，却逆势成长，三次流变完成了蜕变。王安忆的“物质文化史”反写衰落，却最终把“天香园绣”的命运推向广阔的生机。
正是撕裂了一切，才有破灭后的重生。上海从来就是如此，它勇于尝试与突破，不畏流言与蜚语，从来不按牌理出牌，持盈保泰本就不是上海的本色。颓靡无罪，浮华有理，没有了世世代代败家散财的豪情壮举，怎么能造就日后的五光十色？上海在矛盾中形成以现世为基准的时间观，因而有人说：“上海的历史同时是反历史。”［2］上海经历了涅槃后的重生，充满悲剧力量和史诗意味，终极的指向是未知的探索式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没有人会承认它是不好的。
今天的上海按照自己的“集体文化无意识”自然发展着，将自身的优缺点暴露在世人面前。上海就有着这样的霸气，上海人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个性，他不怕被揭露，被争议，它的生存哲学就是历经沧桑后的蜕变。
三、上海多元文化的显现
上海是滩，“滩，水濡而干也”。它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体现着有容乃大的胸襟，“‘滩’是什么？就是地产大，气象大”（《天香》，138页）。
“天香园绣”从实用进入审美，又从审美回归实用，《天香》的结局，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后的安稳与平凡。《天香》的韵味是清雅依然，却不离人间烟火，一份“雅趣里的俗情”。这与沪上的文化风范何其相似，世俗的生活中总有精致的讲究，商业的氛围中亦不乏文化的包容“天香园”绣艺的开创者是苏州人闵氏，继承它的偏偏又不是本地人，却是来自杭州普通人家的希昭，推广它的虽是自家人，但已不是纯粹的本地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象征上海文化的雅俗兼并。
余秋雨在《上海人》中说道：“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天香》中王安忆让徐光启的人生与申园的命运产生交集，他“格物而致知，然后学以致用”（《天香》，219页），南北游逛时先后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仰凰和利玛窦，开始接触天主教，虽从小受到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的影响，但并未对西方宗教一笑了之，而是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和他的朋友仰凰积极传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柯海的儿子阿施本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却最终被天主教救赎；蕙兰的儿子灯奴虽受过《三字经》的教育，却也对仰凰尊敬有加，在西方宗教的影响下长大。申家的后嗣已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产物，西方自由、普世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天香园绣”转向民间。徐光启的贡献成就了今天的上海“徐家汇”，小说中的他虽是虚构的人物，却是“假亦真时真亦假”，纪实与虚构往往只是一线之间，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上海的文化传统——有容乃大。
易中天在《上海人与上海滩》一文中写道：“上海人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化特征。”他们最大的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最好的代表是杭州城和她孕育出的女儿沈希昭，作为天香园绣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代精英，她与上海若即若离，灌输进一个旧朝廷的遗老王风，和偏安世里的烟粉，为那份市井增加了创造力，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与一条新的可能性，与上海的个性特质完美结合。她有着务实的婚恋观，在一种“尘埃落定”后，是她追求生活的勇气和动力；她有着精明的处世观，对同是要强、好强的婆婆小绸，她不惧怕，也不挑衅，而是学会顾及各方的面子，维持平衡；她有着坚韧的生活观，对离家出走的丈夫表现了耐心与宽容，把平凡、琐碎的日子精雕细琢，直至变为一种赏心悦目的“民间艺术”；她的个性开朗、胸襟开阔，大胆将书画入刺绣，助蕙兰设幔，推广绣艺；她珍惜自己的绣品，同时也不排斥商品交易的方式，愿意將之与同是书香门第之人进行等价交换。王安忆以最亲切的角度侧面展示了上海市民阶层的本质生活，她清楚地看到繁华背后最本质的东西，这才是一个城市延绵发展的根，它存在于每一个聪明女人“沈希昭”的人生里。
最后，我认为花园城市固然美丽，她毕竟不是每个人期盼的精神家园。当今时代的泥沙俱下、欲望充盈在上海这个城市身上真实地体现，西方文化在无阻碍地侵入，大有占据主流大众心理的趋势，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被修剪的城市还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吗？迷失后的狂欢还能维持多久？
我们对上海文化的现状虽然忧虑，但并不绝望，因为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是一张白纸，它有很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可以影响未来，只要我们重视历史中那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扬光大，赋予这个城市以自由的、民间的活力，上海依然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日的沧桑或许是昨日的实力，昨日的实力则注定是一种博大的文化。相信换了人间的上海会给我们新的期待。
参考文献：
［1］王安忆.我们在做什么——中国当代小说透视（2000年版）［M］.独语.台北麦田出版，第233页.
［2］王德威.王安忆的虚构与纪实［J］.上海书评，2011.
关键词： 小说《天香》 文化性格 上海文明
上海是王安忆的成长地，也可谓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开始钻研这座城市的不同面貌，一部《长恨歌》写尽上海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浮华沧桑；近年的作品，从《富萍》到《遍地枭雄》，从《启蒙时代》到《月色撩人》，写上海外来户、小市民的浮沉经验，也写精英分子、有产阶级的啼笑因缘；到如今最新的著作《天香》，将视野放置上海的史前文化，一种有意无意的暗示，引领读者探寻上海文明的前世今生。
《天香》的故事始自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终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讲述上海申姓大家族从兴旺奢华，到繁华将尽的命运。申家的兴衰史只是这部小说的背景，王安忆用更多的笔墨，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虚构演绎了出自申家后宅女眷之手的“天香园绣”的流变，包括其如何产生、如何达到绝品、如何散入民间，以此钩沉出当时沪上“饮食男女”的生活，折射出上海的独特的城市性格，延展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史。
一、沪上“饮食男女”的塑造
王安忆曾说，《天香》“只是一个关于女性生活的故事”。小说主要塑造了三个推动绣艺发生改变的人物。申柯海的妻小绸，一个有思想、有才情的大家闺秀；其妾闵氏，典型江南苏州女子，温婉细腻，与小绸共创“天香园绣”；侄媳希昭，出身于杭州书香门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书画入绣，成天下一绝。申府家道中落，侄女蕙兰寡居，希昭、蕙兰等以“天香园绣”支撑家用，蕙兰更设幔授艺，使其光大天下。除了这三个女子，与“天香园绣”密切联系的其他女子，也是各尽特色，如天真自然的荞麦，大方细心的镇海媳妇，坚强隐忍的张老妇人，性格直爽的戥子，等等。
王安忆将众多女性推向了情节发展的中心，颇有为“天香园绣”的女性立传的意味。女性的突出地位与她们生活的环境与遭遇密不可分。天香园极其考究地建成后，园里的男性专事享乐，不为生产，于是有了“一夜莲花”，有了炫奇的设宴，有了买卖游戏，有了不遗余力的制墨，等等。他们也许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纨绔子弟，只是像长不大的孩子，生生将任性孤行的生活过成了哲学。当精神享受的物质基础开始动摇时，女人们藏在深深庭院的女工技艺承担起了重任。“天香园绣”在园内发展为罕见的至高艺术，但最终被迫走出园子，走向实用，变成商品，与日常生计息息相关。
晚明时的前上海大量充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但风平浪静之下也会暗流涌动。地域的特殊性，早期的思想启蒙，封建传统的不堪重负，才顺理成章地有了王安忆笔下商品贸易不断发展、女性地位显著提高的上海。但是“天香园绣”又是如何走出园子，实现艺术和市场的联姻？我们不难发现园中男子的“功劳”，小绸和希昭的绣品都因为柯海朋友的慧眼识珠才打出名号，蕙兰由于阿施的引荐才能靠绣品维持家计。这不得不说是作者对传统封建社会的反思，女性有才能、有手艺，在家能够独当一面，但其自身的被证明却离不开与外在社会紧密联系的男子。这是何等的相悖？但又确是当时真切生活情境的写照，王安忆平静地叙事让一切的发生顺乎天时与地利，她没有激烈地批判，但真切地让我们瞥到那个时候随时变化着的多元化的上海。
二、上海城市性格的彰显
上海原是春申故里，《天香》以申府为名，柯海、镇海的取名皆与“海”相关，开场就透露出城市寓言的意义。“草根”的市井文化，是王安忆对上海进行精神书写的切入点，从日常生活中写“传奇”，以“传奇”展现世俗生活。从“天香园绣”的流变史中，我们隐约感到作者对上海这个城市性格起源和形成过程的隐喻。
“顾绣”2006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香》以“顾绣”的发展史为原型，虚构“天香园绣”，写法上去戏剧化，淡化抒情和感伤的氛围，纪实性地写作关乎花鸟、食材、园林、山水、书画、纺织的见识，为那朵江南传统艺术奇葩立传，同时也为承载这个技艺的上海城市写史，即所谓“以最极端真实的材料去描写最极端虚无的东西”。［1］
晚明时的上海，充斥着末世的纸醉金迷和物欲狂欢。小说开初，写造园，写享乐，写各类奢华，已经是在兴旺的顶点上了；再往后，就走下坡路，只是一开始下坡的感觉不会那么明显，但趋势已成。这样的“天香园绣”生于这样的家族趋势中，却逆势成长，三次流变完成了蜕变。王安忆的“物质文化史”反写衰落，却最终把“天香园绣”的命运推向广阔的生机。
正是撕裂了一切，才有破灭后的重生。上海从来就是如此，它勇于尝试与突破，不畏流言与蜚语，从来不按牌理出牌，持盈保泰本就不是上海的本色。颓靡无罪，浮华有理，没有了世世代代败家散财的豪情壮举，怎么能造就日后的五光十色？上海在矛盾中形成以现世为基准的时间观，因而有人说：“上海的历史同时是反历史。”［2］上海经历了涅槃后的重生，充满悲剧力量和史诗意味，终极的指向是未知的探索式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没有人会承认它是不好的。
今天的上海按照自己的“集体文化无意识”自然发展着，将自身的优缺点暴露在世人面前。上海就有着这样的霸气，上海人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个性，他不怕被揭露，被争议，它的生存哲学就是历经沧桑后的蜕变。
三、上海多元文化的显现
上海是滩，“滩，水濡而干也”。它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体现着有容乃大的胸襟，“‘滩’是什么？就是地产大，气象大”（《天香》，138页）。
“天香园绣”从实用进入审美，又从审美回归实用，《天香》的结局，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后的安稳与平凡。《天香》的韵味是清雅依然，却不离人间烟火，一份“雅趣里的俗情”。这与沪上的文化风范何其相似，世俗的生活中总有精致的讲究，商业的氛围中亦不乏文化的包容“天香园”绣艺的开创者是苏州人闵氏，继承它的偏偏又不是本地人，却是来自杭州普通人家的希昭，推广它的虽是自家人，但已不是纯粹的本地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象征上海文化的雅俗兼并。
余秋雨在《上海人》中说道：“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天香》中王安忆让徐光启的人生与申园的命运产生交集，他“格物而致知，然后学以致用”（《天香》，219页），南北游逛时先后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仰凰和利玛窦，开始接触天主教，虽从小受到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的影响，但并未对西方宗教一笑了之，而是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和他的朋友仰凰积极传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柯海的儿子阿施本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却最终被天主教救赎；蕙兰的儿子灯奴虽受过《三字经》的教育，却也对仰凰尊敬有加，在西方宗教的影响下长大。申家的后嗣已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产物，西方自由、普世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天香园绣”转向民间。徐光启的贡献成就了今天的上海“徐家汇”，小说中的他虽是虚构的人物，却是“假亦真时真亦假”，纪实与虚构往往只是一线之间，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上海的文化传统——有容乃大。
易中天在《上海人与上海滩》一文中写道：“上海人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化特征。”他们最大的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最好的代表是杭州城和她孕育出的女儿沈希昭，作为天香园绣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代精英，她与上海若即若离，灌输进一个旧朝廷的遗老王风，和偏安世里的烟粉，为那份市井增加了创造力，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与一条新的可能性，与上海的个性特质完美结合。她有着务实的婚恋观，在一种“尘埃落定”后，是她追求生活的勇气和动力；她有着精明的处世观，对同是要强、好强的婆婆小绸，她不惧怕，也不挑衅，而是学会顾及各方的面子，维持平衡；她有着坚韧的生活观，对离家出走的丈夫表现了耐心与宽容，把平凡、琐碎的日子精雕细琢，直至变为一种赏心悦目的“民间艺术”；她的个性开朗、胸襟开阔，大胆将书画入刺绣，助蕙兰设幔，推广绣艺；她珍惜自己的绣品，同时也不排斥商品交易的方式，愿意將之与同是书香门第之人进行等价交换。王安忆以最亲切的角度侧面展示了上海市民阶层的本质生活，她清楚地看到繁华背后最本质的东西，这才是一个城市延绵发展的根，它存在于每一个聪明女人“沈希昭”的人生里。
最后，我认为花园城市固然美丽，她毕竟不是每个人期盼的精神家园。当今时代的泥沙俱下、欲望充盈在上海这个城市身上真实地体现，西方文化在无阻碍地侵入，大有占据主流大众心理的趋势，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被修剪的城市还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吗？迷失后的狂欢还能维持多久？
我们对上海文化的现状虽然忧虑，但并不绝望，因为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是一张白纸，它有很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可以影响未来，只要我们重视历史中那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扬光大，赋予这个城市以自由的、民间的活力，上海依然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日的沧桑或许是昨日的实力，昨日的实力则注定是一种博大的文化。相信换了人间的上海会给我们新的期待。
参考文献：
［1］王安忆.我们在做什么——中国当代小说透视（2000年版）［M］.独语.台北麦田出版，第233页.
［2］王德威.王安忆的虚构与纪实［J］.上海书评，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