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1921年1月鲁迅以一年前回家的经历为题材，写了著名小说《故乡》，而祖农·哈迪尔的小说《精疲力尽的时候》发表于1948年，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白色恐怖笼罩新疆的最黑暗的年代。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闰土和巴海性格变化及命运走向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病态社会环境下贫苦农民的不幸。
关键词： 闰土 巴海 转变 病态社会
一、人物性格从跃跃欲试到驯服不争
《故乡》中少年闰土的形象英俊，天真可爱。他“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红活圆实”。他一说起那“天下的新鲜事”来，总是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他能在大雪天巧妙地装捕鸟雀，敢在月亮地里“手捏一柄刚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教给“我”雪地捕鸟的方法，邀“我”月夜看管瓜地、刺猹，“告诉”我夏天捡贝壳、潮汛时看跳鱼儿等“我”素不知道的许多新鲜事。分别时他难过得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后来还托他的父母带给我一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少年闰土衣着得体、健康活泛、机智勇敢、朝气蓬勃，把同龄的“我”当成一个好朋友，喜欢分享，思想里并没有阶级观念，与“我”兄弟相称。少年闰土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孩子，有着一个少年该有的健康体态及心态。
二十年后的中年闰土形容枯槁，苍老呆滞。他脸色灰黄，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深冬时，头上还“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神情木讷，吞吞吐吐。他“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像个木偶人了”。他虽然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的态度突然恭敬起来，分明地叫道“老爷”。接着，他又“拖也躲在背后的孩子水生”，分明地教孩子“给老爷磕头”，他还认为这是合乎天理的。不这样，就不成“规矩”。二十年后闰土的体态，衣着，精神面貌，以及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更让“我”诧异的是儿时亲切的“迅哥儿”称呼突然恭敬地变作“老爷”，并教育后代给老爷磕头……分明已被体制化了。
《精疲力尽的时候》以维吾尔现代农村为生活背景，描写农民巴海在精疲力尽的时候被黑暗社会吞噬的悲剧。巴海的人生遭遇集中地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维吾尔族农村一部分农民哀苦无告、濒于绝境的真实情景，是对旧社会发出的一份沉痛的控诉状。
巴海性格鲜明，带有普遍性。他淳朴实在，对姑娘的追求不是靠甜言蜜语，而是靠丰硕的劳动果实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争得姑娘的爱情。他在“辛苦麻木”的生活中，承认了神的威力，向神低下了头。他把自己“切近”的愿望寄托在对神灵的祈求、祷告上，希望神灵的偶像帮他摆脱痛苦，交上好运。所以，他在挑拣东西时，特别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可见，中年巴海已经麻木迟钝，思想迷信了。这是封建思想造成的。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时刻用封建迷信思想来腐蚀、毒害、麻痹人们。当时穷愁潦倒的巴海被惑人的封建迷信思想所俘虏，于是崇拜起偶像来了。封建迷信思想使他陷入了宿命论之中而听天由命，使他不问不想导致他穷苦不堪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使他处于“只是沉默”而不反抗也不思反抗的麻木状态中。
他恪守传统道德礼俗，孝敬父母，当他没能腰系白带，手扶丧棍哭着走在灵柩前为老人送葬时，他感到“真愧”，“真不幸”。他安分守己，对官衙的倒行逆施愤愤不平，却“宁肯饿死也不愿告状去”，他虽然穷，却很自尊，而且懦弱，“经不起粗硬话”，受了气也不愿抗争，而是咽下财主的恶毒的丧气话，长吁短叹地回来家里，把怨气发泄在老婆孩子身上。这个强壮勤快的农民，就这样在天灾人祸、贫困交加中倒了下去，真使人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惋。
二、病态社会下的病态人物
正如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闰土就是一个发人深省，且能引起疗救注意的典型形象。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官僚的统治，地主的盘剥，军阀的混战，使国人处于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而多子女、饥荒、苛捐杂税等内忧外患更像一座座大山般压得平民百姓喘不过气。
闰土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思想上受毒害。他外貌、神情、语言、行为、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不得不引发读者思考，他使人们看到，病态社会下普通人无助的病态形象。封建思想麻醉下的闰土由精神的苦闷到身体的疾患，而身体疾患的发展导致并加重身心的双重病苦。前后性格的反差描写是作者企图用主人公之不幸来表示对其同情，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引起当局对劳苦大众的疗救行动。
《精疲力尽的时候》发表于1984年白色恐怖笼罩新疆的最黑暗的年代。和鲁迅一样，祖农·哈迪尔也选择以这段病态岁月为小说环境，关注着当时维吾尔族贫苦农民的生活。小说中积郁着群众的悲愤，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氛围沉闷到令人窒息进而欲奋起揭竿。作品的语言也灌注了作者喜忧参半的强烈感情，忧郁中透着欢快，浓郁、悲愤的基调中蕴括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点。
巴海的性格转变以父亲的去世为分水岭，丧事给他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变故。在军阀无理又残酷的压迫下，他试图据理力争，得到的却是更无理更残酷的拷打。于是他学会沉默与顺从，撒委屈与怨气于自己的老婆孩子身上，最终疾病缠身而死。同样是由精神的苦闷到身体的疾患，进而到身心的双重病苦，结局以死亡告终。祖农·哈迪尔哀巴海之不幸，使读者怒巴海之不争而引发深切反思。巴海只是千万受压迫贫苦维吾尔农民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在强大又黑暗的军阀压制与戕害下选择逆来顺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病痛。
鲁迅笔下的闰土与祖农·哈迪尔笔下的巴海都是作者以人精神或身体的病态反映当时社会的弊病，传达作者对社会的思考和人文关怀。所不同的是闰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顺民形象，他在逆来顺受中无声无息地被同化并将这种软弱麻木与顺从不争传承给下一代。而巴海最终成了军阀病态统治下的祭品，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下，处于弱势的个体只能以病态或死亡表达他们的状态。闰土的结局是鲁迅给读者吃的一记“闷棍”，给读者无限猜想，或许闰土会一如既往地苟活下去，或许在某个际遇下会奋起反击也不可知。这种结局更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从情感角度讲容易引发强烈思考。祖农·哈迪尔则直截了当地结束了巴海的病苦状态，意在表明，压抑身心、扭曲魂灵导致身心的双重病态已经不足以用屈从表达悲愤，忍受到极致宁用死亡去表达反叛也不以弱小的力量反抗，死亡成为他们无可选择的解脱和现实命运。在祖农·哈迪尔看来不抗争的结果只能是死亡，不死亡之道是齐心协力的反抗。
三、波澜不惊和汹涌澎湃的叙事方式
鲁迅的《故乡》像是在描写一个社会常态下的生活片段，平铺直叙地表达闰土的转变，在成长过程中变得迟钝、软弱。如果说巴海在面对军阀的拷问还有挣扎的话，那么闰土连挣扎都没有，或者是鲁迅省略的挣扎的过程，于是病态表现成了闰土常态的生活，最终还是要这样生活下去，传承下去。叙事和缓又简洁，人物对话透出冷漠的悲哀，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读者的激动和愤怒平淡却露出自嘲。鲁迅是想以重锤击鼓般的轰鸣唤醒人们麻木愚钝的灵魂，激励人们羸弱的意志。
祖农·哈迪尔在《精疲力尽的时候》中同样发挥了戏剧创作才能，制造出了一个明显的冲突，父亲的死亡成为主人公巴海和军阀之间矛盾引爆的导火索，也是小说的高潮。反抗、挣扎无果的巴海只能服从，他心知肚明却力不从心，精神的极端压抑和生活的无理盘剥使他把自己无处申诉的悲愤发泄在自己的妻孩身上，身心的双重病痛和生活的残酷无情终于在剑拔弩张的一瞬间将他定格在了抬尸架上。整篇文章情节跌宕起伏，节奏感强，人物有大起大落的情绪及心理变化。不同于鲁迅的闷鼓，祖农·哈迪尔通过毁灭巴海良善勤劳的心灵给人们一阵长鸣的警钟，刺耳穿心、醍醐灌顶。
参考文献：
[1]李云忠，选编.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民族出版社，2005，4，第1版.
[2]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7，第1版.
[3]许凡军.发人深省的巨变.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
关键词： 闰土 巴海 转变 病态社会
一、人物性格从跃跃欲试到驯服不争
《故乡》中少年闰土的形象英俊，天真可爱。他“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红活圆实”。他一说起那“天下的新鲜事”来，总是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他能在大雪天巧妙地装捕鸟雀，敢在月亮地里“手捏一柄刚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教给“我”雪地捕鸟的方法，邀“我”月夜看管瓜地、刺猹，“告诉”我夏天捡贝壳、潮汛时看跳鱼儿等“我”素不知道的许多新鲜事。分别时他难过得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后来还托他的父母带给我一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少年闰土衣着得体、健康活泛、机智勇敢、朝气蓬勃，把同龄的“我”当成一个好朋友，喜欢分享，思想里并没有阶级观念，与“我”兄弟相称。少年闰土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孩子，有着一个少年该有的健康体态及心态。
二十年后的中年闰土形容枯槁，苍老呆滞。他脸色灰黄，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深冬时，头上还“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神情木讷，吞吞吐吐。他“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像个木偶人了”。他虽然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的态度突然恭敬起来，分明地叫道“老爷”。接着，他又“拖也躲在背后的孩子水生”，分明地教孩子“给老爷磕头”，他还认为这是合乎天理的。不这样，就不成“规矩”。二十年后闰土的体态，衣着，精神面貌，以及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更让“我”诧异的是儿时亲切的“迅哥儿”称呼突然恭敬地变作“老爷”，并教育后代给老爷磕头……分明已被体制化了。
《精疲力尽的时候》以维吾尔现代农村为生活背景，描写农民巴海在精疲力尽的时候被黑暗社会吞噬的悲剧。巴海的人生遭遇集中地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维吾尔族农村一部分农民哀苦无告、濒于绝境的真实情景，是对旧社会发出的一份沉痛的控诉状。
巴海性格鲜明，带有普遍性。他淳朴实在，对姑娘的追求不是靠甜言蜜语，而是靠丰硕的劳动果实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争得姑娘的爱情。他在“辛苦麻木”的生活中，承认了神的威力，向神低下了头。他把自己“切近”的愿望寄托在对神灵的祈求、祷告上，希望神灵的偶像帮他摆脱痛苦，交上好运。所以，他在挑拣东西时，特别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可见，中年巴海已经麻木迟钝，思想迷信了。这是封建思想造成的。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时刻用封建迷信思想来腐蚀、毒害、麻痹人们。当时穷愁潦倒的巴海被惑人的封建迷信思想所俘虏，于是崇拜起偶像来了。封建迷信思想使他陷入了宿命论之中而听天由命，使他不问不想导致他穷苦不堪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使他处于“只是沉默”而不反抗也不思反抗的麻木状态中。
他恪守传统道德礼俗，孝敬父母，当他没能腰系白带，手扶丧棍哭着走在灵柩前为老人送葬时，他感到“真愧”，“真不幸”。他安分守己，对官衙的倒行逆施愤愤不平，却“宁肯饿死也不愿告状去”，他虽然穷，却很自尊，而且懦弱，“经不起粗硬话”，受了气也不愿抗争，而是咽下财主的恶毒的丧气话，长吁短叹地回来家里，把怨气发泄在老婆孩子身上。这个强壮勤快的农民，就这样在天灾人祸、贫困交加中倒了下去，真使人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惋。
二、病态社会下的病态人物
正如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闰土就是一个发人深省，且能引起疗救注意的典型形象。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官僚的统治，地主的盘剥，军阀的混战，使国人处于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而多子女、饥荒、苛捐杂税等内忧外患更像一座座大山般压得平民百姓喘不过气。
闰土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思想上受毒害。他外貌、神情、语言、行为、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不得不引发读者思考，他使人们看到，病态社会下普通人无助的病态形象。封建思想麻醉下的闰土由精神的苦闷到身体的疾患，而身体疾患的发展导致并加重身心的双重病苦。前后性格的反差描写是作者企图用主人公之不幸来表示对其同情，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引起当局对劳苦大众的疗救行动。
《精疲力尽的时候》发表于1984年白色恐怖笼罩新疆的最黑暗的年代。和鲁迅一样，祖农·哈迪尔也选择以这段病态岁月为小说环境，关注着当时维吾尔族贫苦农民的生活。小说中积郁着群众的悲愤，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氛围沉闷到令人窒息进而欲奋起揭竿。作品的语言也灌注了作者喜忧参半的强烈感情，忧郁中透着欢快，浓郁、悲愤的基调中蕴括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点。
巴海的性格转变以父亲的去世为分水岭，丧事给他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变故。在军阀无理又残酷的压迫下，他试图据理力争，得到的却是更无理更残酷的拷打。于是他学会沉默与顺从，撒委屈与怨气于自己的老婆孩子身上，最终疾病缠身而死。同样是由精神的苦闷到身体的疾患，进而到身心的双重病苦，结局以死亡告终。祖农·哈迪尔哀巴海之不幸，使读者怒巴海之不争而引发深切反思。巴海只是千万受压迫贫苦维吾尔农民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在强大又黑暗的军阀压制与戕害下选择逆来顺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病痛。
鲁迅笔下的闰土与祖农·哈迪尔笔下的巴海都是作者以人精神或身体的病态反映当时社会的弊病，传达作者对社会的思考和人文关怀。所不同的是闰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顺民形象，他在逆来顺受中无声无息地被同化并将这种软弱麻木与顺从不争传承给下一代。而巴海最终成了军阀病态统治下的祭品，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下，处于弱势的个体只能以病态或死亡表达他们的状态。闰土的结局是鲁迅给读者吃的一记“闷棍”，给读者无限猜想，或许闰土会一如既往地苟活下去，或许在某个际遇下会奋起反击也不可知。这种结局更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从情感角度讲容易引发强烈思考。祖农·哈迪尔则直截了当地结束了巴海的病苦状态，意在表明，压抑身心、扭曲魂灵导致身心的双重病态已经不足以用屈从表达悲愤，忍受到极致宁用死亡去表达反叛也不以弱小的力量反抗，死亡成为他们无可选择的解脱和现实命运。在祖农·哈迪尔看来不抗争的结果只能是死亡，不死亡之道是齐心协力的反抗。
三、波澜不惊和汹涌澎湃的叙事方式
鲁迅的《故乡》像是在描写一个社会常态下的生活片段，平铺直叙地表达闰土的转变，在成长过程中变得迟钝、软弱。如果说巴海在面对军阀的拷问还有挣扎的话，那么闰土连挣扎都没有，或者是鲁迅省略的挣扎的过程，于是病态表现成了闰土常态的生活，最终还是要这样生活下去，传承下去。叙事和缓又简洁，人物对话透出冷漠的悲哀，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读者的激动和愤怒平淡却露出自嘲。鲁迅是想以重锤击鼓般的轰鸣唤醒人们麻木愚钝的灵魂，激励人们羸弱的意志。
祖农·哈迪尔在《精疲力尽的时候》中同样发挥了戏剧创作才能，制造出了一个明显的冲突，父亲的死亡成为主人公巴海和军阀之间矛盾引爆的导火索，也是小说的高潮。反抗、挣扎无果的巴海只能服从，他心知肚明却力不从心，精神的极端压抑和生活的无理盘剥使他把自己无处申诉的悲愤发泄在自己的妻孩身上，身心的双重病痛和生活的残酷无情终于在剑拔弩张的一瞬间将他定格在了抬尸架上。整篇文章情节跌宕起伏，节奏感强，人物有大起大落的情绪及心理变化。不同于鲁迅的闷鼓，祖农·哈迪尔通过毁灭巴海良善勤劳的心灵给人们一阵长鸣的警钟，刺耳穿心、醍醐灌顶。
参考文献：
[1]李云忠，选编.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民族出版社，2005，4，第1版.
[2]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7，第1版.
[3]许凡军.发人深省的巨变.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