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1949年以前的浙江省东阳市Z村为研究个案,在传统时期“皇权不下县”,国家能力有限,农民个体也无力承担公共物品供给的背景下,探讨村庄会社组织如何提供公共品供给。研究以问责制度为视角,考察乡村会社组织的非正式问责制度,及其非正式问责制度对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个案村庄分别在经济激励、社会激励和道德激励等的基础上形成了财产式问责、长老式问责和舆论式问责等制度。一是在经济激励下产生的财产式问责。会社组织以个人捐赠、公常或宗族划拨的田产作为会社组织的公田,支撑其运行。组织成员轮流耕种公田,轮种者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供给较好者,可以得到耕种公田的收益;供给较差者,公田收益将会被罚没。在公田收益的经济激励之下,相关公共物品可以得到有效地供给,会社组织也能够持续运转。二是在社会激励下产生的长老式问责。乡绅、宗族等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他们积极参与并监督会社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对于公共物品供给较差的会社组织及其成员,不仅可以召开宗族会议予以批评,也可以惩罚取消其参与宗族活动的资格。对于较好者,不仅在宗族会议上进行表扬,还让其承担其他宗族公共事务。在乡绅、宗族等社会激励之下,会社组织及其成员积极提升公共物品供给质量。三是在道德激励下产生的舆论式问责。在传统封闭性的熟人社会中,公共物品供给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常成为村民讨论的重要话题。对于公共物品供给较好的会社组织及其成员,村民会予以赞扬,并因此提升其道德风评。对于较差者,村民则多议论批评之声,其道德风评也因此降低。正是在这种道德风评的激励之下,会社组织及其成员努力提供村民满意的公共物品。基于上述财产式问责、长老式问责和舆论式问责等非正式问责制度,本研究使用“问责立方”三阶段分析理论来讨论其彼此联系和问责程度。在问责立方理论中的信息阶段、讨论阶段和结果阶段,舆论式问责提供较多的信息,财产式问责提供充分的讨论,长老式问责提供权威的处罚决策。三种非正式问责形成多维问责,产生相对较大的问责强度,驱动村民产生合作性的集体行动,促进乡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论文从传统时期的个案村庄入手,分析村庄实现公共物品自我供给的三种非正式问责制度,对于建构现代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问责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