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传统的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且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生物能源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其重要替代品。鉴于生物能源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极大潜力,本文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生物能源发展的背景下,选取“一带一路”中主要的生物能源产国,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作为研究对象,概括分析影响生物能源发展的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生物能源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希望以此为我国发展生物能源提供借鉴,进一步深化我国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为“一带一路”区域性能源合作提供未来可能的方向。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研读发现,目前关于我国能源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方面,对生物能源的涉及较少;其次,就生物能源发展的研究来看,多数文献都以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分析为主,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此外,对于此领域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当下我国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政策背景,关注生物能源在区域内的发展概况,分析影响生物能源产量的显著因素,并建立回归模型,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影响生物能源产量的因素,并就如何在更好地发展生物能源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及结论如下:（1）概括了世界主要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的传统能源和生物能源的现状:世界各地区传统能源分布不均,发达国家生物能源发展总体优于发展中国家;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来看,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量逐步扩大,对能源的需求大于发达国家;中国在传统能源方面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生物能源产量在亚太地区排名较高,但总体仍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2）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物能源产量现状进行分析,选取了已实施生物能源政策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物能源产量最高的四个国家,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作为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后文的影响因素研究和实证分析确定研究范围。（3）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的生物能源政策进行了归纳对比,总结出各国都从财政、制度、技术等方面对本国的生物能源行业进行支持,但各国侧重点略有差异:中国主要侧重于财政手段补贴生物能源行业的发展,印度主要是在行业内引入了竞争机制,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本国生物能源行业,印度尼西亚主要是积极寻求国际资本、技术、设施的支持,泰国主要是积极拓展海外原材料种植基地。基于生物能源主要产国的政策分析,总结出先进的政策经验,为我国发展生物能源提供了借鉴建议。（4）基于农业投入要素理论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归纳出原材料价格、市场需求、农村劳动力、科研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影响一个国家生物能源产量的重要因素,并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在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数据的对比,分别分析各个国家在各个因素方面的优劣差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原材料价格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印度和泰国具有较大的潜在生物能源需求市场;中国和印度具有广泛的农村劳动力;中国在科研投入和GDP发展方面处于领先水平。（5）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构建理论框架,建立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的生物能源产量数据回归模型,分别就以上五个因素对四国生物能源产量的影响进行回归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总结出“市场需求”因素对四个国家的生物能源产量影响最为显著。（6）基于现状分析、影响因素分析、实证分析和政策分析的结果,以中国为立足点,提出了以下相关建议:中国需要在加强挖掘本国农村区域生物能源需求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生物能源合作,开拓海外生物能源市场,以促进国内生物能源行业的发展;同时效仿印度、印度尼西亚引入竞争机制,加强生物能源行业内资金的多元性,激活行业的市场性;此外大力发展生物能源科学技术,降低生物能源生产成本;注重行业间的协调发展,以生物能源行业带动传统农业发展,以农业生产支持生物能源行业的壮大。除此之外,就本文的研究模型设定、数据基础、既有文献发现等方面展开讨论,梳理本文可能存在的研究不足,并据此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