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很多在北京为官的进士喜欢辞职回乡当老师。如福州人林则徐（1785-1850）曾说过：“30年前的福州，读书人不想升官，即使考中进士做了京官，也宁可归乡，在州郡书院里找一个教书的工作养家糊口。”他说的虽是嘉庆年间的情况，但整个清末基本如此。1883年，四川富顺县人刘光第（1859-1898）考中进士后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司法部副厅级官），因母丧守制回乡不归，在地方书院教书。浙江湖州人钱振伦（1816-1879），22岁考中进士，在北京十来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四川省乡试正考，国子监司业，于1850年丁母忧辞职回乡教书，先后在杭州紫阳书院，淮阴崇实书院，扬州梅花书院、安定书院等处任教，直至1879年在扬州去世。钱振伦弟、钱玄同父钱振常（1825-1898），于1871年考中进士，在北京任礼部主事11年后，也于1882年辞职回乡，先后在绍兴龙山书院、常州乐仪书院任教。
　　皓首穷经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好不容易谋了个中央政府部门的金饭碗，为何辞职去当老师呢？
　　主要是考中进士后做了京官，如没有外派到地方担任有实权的官职，在原职又无法升迁，那么做京官就基本无前途。仕途渺茫，也就穷困潦倒了。清制六品文官年俸银60两，禄米60斛（约9000斤）。从雍正起，由于京官清苦，特支双俸（禄米除外），称恩俸，但年俸和恩俸总加起来不过120两银子，另外还有9000斤禄米，这就是六品（副厅级）京官的年收入。那么这笔收入约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为了能与现代可比，按大家常用的米价来做衡量。清朝米价的波动比较大，按太平盛世的清乾隆年间算，米价大约15文钱/升（卢锋：《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1910）》）。一升约1.5斤，若按平均米价为2元/斤来算，则一升米价格为3元，即1斤米价格为10文钱。1两银合1000文，可买100斤米，即清乾隆年间的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200元。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六品京官的年收入：120×200 9000×2=42000（元），也即相当于现在4.2万元。京官们拖家带口，甚至雇佣家仆，既要保障全家吃穿住行医，又有官场应酬和人情往来，而其所有的收入就这4.2万元，显然很窘迫。
　　清末，在京城供职的一般官员或新入职的薪俸是非常微薄的。1888年，刘光第在族叔、盐商刘举臣的资助下，辞去教职重返京城。更知“长安居大不易”，“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而俸银只有五十余金，也就是说，刘光第一家要在北京生活，年薪至少要600两银子（约今12万元），可是其工资才50多两银子（约今1万多元）。刘光第在北京期间，在北京西南门外修复了几间旧舍作为寓所，一住就是10年，为了糊口，他家人常去粥厂喝粥。
　　光绪末年，由于内外交困，京城米价腾跃，百物昂贵。加之刘光筑（刘光第弟）来京读书，屋仄另迁，生活更窘。家中向来唯有一老仆守门，凡炊事洒扫皆夫人及诸女承担。十口之家，常以玉米、番薯贴食。来了朋友，“沽酒、瓜豆待之”。而他自己“一身袍服，十年不易”。刘光第常在家“自锄片地种蔬菜”。夫人张云仙在京11年，从未出门和同乡京官眷属交际应酬，终日料理家务。刘光筑到京读书，原本想要在当京官的哥哥家里享受一番，不料天天领教的都是粗茶淡饭，还要被督促读书，不满之余编了一首顺口溜，教侄女们唱：“早饭吃了喊补锅，夜饭吃了响更锣；既汤斗（熨斗），莫奈何，忍饥挨饿把书摸。”刘光第听了以后，又好笑又好气，给加上了一句：“不成材的子弟提砂锅（讨米要饭）。”这个故事就更足以说明刘光第家庭的贫困。刘光第举家生活不保，全靠刘举臣的每年200两白银资助，至殉难为止。
　　1898年9月24日，慈禧发动政变。前三天先囚光绪。拂晓，刘光第在寓中被捕。缇骑见他家中家具被帐都很破旧，夫人张云仙如佣妇，皆惊叹！他家除了笔墨书卷，别无值钱的财物。其境遇穷困，为人所不堪入目。就义后，吊唁者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后流泪离去。
　　《中国绅士》作者张仲礼综合刘伯骥的《广东书院沿革》一书及其他资料，推断清代书院山长（校长）年平均收入为350两（约今7万元）。而根据柳诒徵的考订，个别大的书院的收入更高，如钱振伦曾主持的扬州安定、梅花书院，光绪年间山长的收入高达700两（约今14万元）。这笔收入和掌握实权、同时有各种灰色收入的各级官僚而言，不算高，但与年收入才4万多的穷京官相比，已经在经济上打了翻身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