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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池田大作注重从社会实践层面发掘鲁迅思想、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并结合战后的日本发展乃至东亚与世界发展的境况，探讨了鲁迅精神在日本乃至东亚和世界范围内的生成、传播和衍生新的精神过程。《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从竹内好到池田大作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时间线性型脉络，同时也做出了一种空间立体型的场域开拓。
关键词：“池田鲁迅” 鲁迅传播 中日文化交流
学界早就有“东亚鲁迅”之说，这指的是有关鲁迅的研究早已超越了先生的故乡，而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李冬木教授在评述张梦阳先生的《鲁迅学在东亚在中国》一书时曾指出：“‘鲁迅’在海外，尤其在日本，占有‘现代中国学’思想文化领域研究的很大比重，是‘现代中国’构成机制当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自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与海外发生交往以来，‘鲁迅’也一直是这一交往中的重要内容。”①而孙郁教授在《东亚的起点》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鲁迅作品传播的过程中，东亚文化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日本人、韩国人研究近代化过程时，往往把目光落在鲁迅那里，因为没有谁像鲁迅那样，为世人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话题。”②的确，在东亚的文化圈中，鲁迅所给予的话题总是与东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在提交给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五届论坛的论文中，曾通过回顾和分析东亚地区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儒家文化给予东亚地区文化提供阐释资源，在促成东亚地区“鲁迅经典”的生成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论述，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在我看来，发扬鲁迅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文化传统，将成为东亚文化深层次沟通和交流的新的切入点，而魯迅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及其东亚地区对此所开展的研究而形成的“东亚鲁迅学”，也必将会在东亚文化和学术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迎来新的研究局面。
今日读到卓光平博士的著作《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使我看到了学界在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之后，又有“池田鲁迅”之说了。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结合日本乃至东亚的现代化进程特点，探讨了鲁迅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后者则主要是结合战后的日本发展乃至东亚与世界发展的境况，探讨了鲁迅精神在日本，乃至东亚和世界范围内的生成、传播和衍生新的精神过程。也许，学界对“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的认识比较一致，译介、评论和研究都比较全面和深入，而对“池田鲁迅”则显得比较陌生，译介、评论和研究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尽管对于池田大作本人及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中得知一二，但对于他与鲁迅的关联，对鲁迅所做的论述、评价，则相对要不熟悉得多。据相关资料介绍，池田大作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创价大学创办人，是一位著名的宗教家、作家、摄影师。池田和他领导的日本创价学会及国际创价学会，是以佛教的生命尊严思想为根本理念，谋求人人幸福，推进世界永久和平，致力于推动世界文化、教育、和平发展而获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至今他共荣获世界学府、机构颁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等荣誉多达355项，主要的有：1983年获得联合国和平奖，1989年又获得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人道主义奖，1999年获爱因斯坦和平奖。据相关统计，在中国获得的奖项主要有：1959年获得中国艺术贡献奖，1990年获得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1992年获得“人民友好使者”称号，1997年获得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等。他还曾与著名历史学者、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共著《面向廿一世纪的对话》，与中国著名作家金庸合著《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池田大作对鲁迅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对鲁迅的研究及其所发表的言论，显示出他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精准把握和透辟认识。不同于竹内好、丸山等人对鲁迅的认识、评论和阐述，池田大作对鲁迅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是结合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发展的境况，突出了鲁迅思想、精神、人格等特点，特别是择取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价值理念，强调了在战后对改造日本“岛国根性”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池田大作注重从社会实践的层面，发掘鲁迅思想、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在他看来，鲁迅对人性善恶的挖掘、分析和阐述，尤其是有关人性的“内在之恶”与“外在之恶”的分析、阐述和批判，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现状而展开对国民性的探讨，分析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最终目标是要在改造中国国民“奴性”的基础上，确立“立人”思想，重铸民族的魂灵，维护每一个国民作为人的存在的尊严、权利、地位，进而获得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建构，让全体国民进入都享有人的尊严，获得人的幸福的“第三样时代”。池田大作强调指出：“鲁迅先生的目标是民众觉醒，是‘变革奴隶根性’，同时消除旧社会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③而“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是无辜民众不再受战火与骚乱之苦的时代，而且什么也不隶属，所有民众都赢得人的尊严和幸福的时代”④。无疑，“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原点和基点，他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倡导用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来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意在让占人口绝大多普普通通的国民能够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而获得思想观念的解放，精神人格的自由和独立。
在与金庸的对话中，池田大作曾论及了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他说：“如果要举出代表鲁迅的‘民众观’的作品，当然应推《阿Q正传》，那实在是一部巅峰之作。阿Q没有姓名，单从字面来看是‘无名的平民’。……读到那些表现阿Q愚蠢的章节，读者就会有历历在目。置身其境的真实感，教人掩卷长叹……这不免引起当时挺身欲图救世的某些青年的指责，说这样描写阿Q只有‘黑暗’的一面。然而，相反来说，这正好证明，鲁迅的眼光洞穿民族精神的原质，那是非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能领悟的。”⑤的确，在《阿Q正传》中，鲁迅对处在愚昧、麻木、无知和落后状态的国民进行了深刻的心理和性格的分析，旨在画出一个“现代的”“沉默的”国民魂灵，让所有国民都能够在阿Q的身上发现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心理病态，找到进入现代文明的重重障碍及其根源。他曾表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⑥由此，他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担心和恐惧：“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⑦为此，他也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努力促使现代中国“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由此获得现代文明所认同和倡导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的基本素质和基本精神，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在“勾销旧账”中，要在“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当中，寄希望于下一代，让“人之子”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所以，他坚持认为，要打破中国历史“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超稳定”循环，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就必须站在“立人”的思想高度上改造国民性，这样才能使现代中国能够甩掉传统的包袱，并在“矫19世纪文明之弊”当中，迈入“深邃庄严”的“20世纪文明”时代，能够以一种新型人格，也就是现代人格，跻身于“世界人”的行列。在他看来，近代西方之强“则根柢在人”，要使整个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落后窘况，在文化建设方面就应“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⑧。可见，鲁迅的“立人”，并不仅仅只是注重将人从社会物质压迫中解放出来，关键的则是要使人能够从一切源自内外在的精神奴役和禁锢中解放出来，以获得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和主体意识的自觉。他强调，现代“立人”的主旨是要“人各有己”“朕归于我”，最终达到“群之大觉”，实现“中国亦以立”的民族复兴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立人”，也就不再是政治、伦理等外在范式的道德人格诉求，而是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具有鲜明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的人生意义诉求。他始终都将人的个性、个体性作为“立人”的出发点，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并指出个性、个体性是人摆脱一切内外在的强制性规范的内在精神动力。他曾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中的“以众疟独”“灭裂个性”“灭人之自我”的思想学说，指出作为个体的人，应具有个性鲜明的独立人格意志，具有他所推崇的“独具我见”“人各有己”“不和人嚣”“不随风波”的个性品格。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在与强大的世俗进行博弈当中，保证思想的纯正和精神的高洁。通过对“此我”的高度关注，鲁迅从中进而引申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主体性、主体意识自觉性的思想学说。他认为，人的“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人的“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他把人的主体性、主观性，与人的个性、个体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价值和意义的指向，就是要求“此我”能够充分地领会到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做到“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实现“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鲁迅强调了卓越的个体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非常推崇尼采的“大士天才”“大士哲人”思想，欣赏拜伦的“一剑之力，既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的精神。在他的视阈中，个体的卓越性及其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特殊作用，应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具体指数。这种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是成为“叛逆的猛士”“真的猛士”的前提。人一旦完成这种现代性的思想转变，就能够真正做到“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自觉地抵御人性之恶的侵蚀，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完成人生的使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这方面他受到了尼采的影响，但他不是像尼采那样，将卓越的个体与普罗大众决然对立，而是要以此去对众多的不觉悟者进行思想启蒙，促使他们以“立人”为目标，实现对自身蒙昧的超越。由此，在“立人”的思想体系中，鲁迅建立起了有关人的一种新的伦理法则：以卓越的个体目标去引导、改造众多的不觉悟者，使之能够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召唤下，获得自身的觉醒和觉悟，并承担起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历史重任。因此，鲁迅一生都坚持把人的现代化作为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价值出发点和基本尺度，并且从中设计出以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心灵自由、人格独立为终极目标的，关于人的解放、民族独立、社会发展的文化蓝图。
关键词：“池田鲁迅” 鲁迅传播 中日文化交流
学界早就有“东亚鲁迅”之说，这指的是有关鲁迅的研究早已超越了先生的故乡，而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李冬木教授在评述张梦阳先生的《鲁迅学在东亚在中国》一书时曾指出：“‘鲁迅’在海外，尤其在日本，占有‘现代中国学’思想文化领域研究的很大比重，是‘现代中国’构成机制当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自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与海外发生交往以来，‘鲁迅’也一直是这一交往中的重要内容。”①而孙郁教授在《东亚的起点》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鲁迅作品传播的过程中，东亚文化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日本人、韩国人研究近代化过程时，往往把目光落在鲁迅那里，因为没有谁像鲁迅那样，为世人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话题。”②的确，在东亚的文化圈中，鲁迅所给予的话题总是与东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在提交给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五届论坛的论文中，曾通过回顾和分析东亚地区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儒家文化给予东亚地区文化提供阐释资源，在促成东亚地区“鲁迅经典”的生成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论述，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在我看来，发扬鲁迅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文化传统，将成为东亚文化深层次沟通和交流的新的切入点，而魯迅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及其东亚地区对此所开展的研究而形成的“东亚鲁迅学”，也必将会在东亚文化和学术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迎来新的研究局面。
今日读到卓光平博士的著作《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使我看到了学界在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之后，又有“池田鲁迅”之说了。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结合日本乃至东亚的现代化进程特点，探讨了鲁迅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后者则主要是结合战后的日本发展乃至东亚与世界发展的境况，探讨了鲁迅精神在日本，乃至东亚和世界范围内的生成、传播和衍生新的精神过程。也许，学界对“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的认识比较一致，译介、评论和研究都比较全面和深入，而对“池田鲁迅”则显得比较陌生，译介、评论和研究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尽管对于池田大作本人及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中得知一二，但对于他与鲁迅的关联，对鲁迅所做的论述、评价，则相对要不熟悉得多。据相关资料介绍，池田大作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创价大学创办人，是一位著名的宗教家、作家、摄影师。池田和他领导的日本创价学会及国际创价学会，是以佛教的生命尊严思想为根本理念，谋求人人幸福，推进世界永久和平，致力于推动世界文化、教育、和平发展而获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至今他共荣获世界学府、机构颁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等荣誉多达355项，主要的有：1983年获得联合国和平奖，1989年又获得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人道主义奖，1999年获爱因斯坦和平奖。据相关统计，在中国获得的奖项主要有：1959年获得中国艺术贡献奖，1990年获得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1992年获得“人民友好使者”称号，1997年获得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等。他还曾与著名历史学者、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共著《面向廿一世纪的对话》，与中国著名作家金庸合著《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池田大作对鲁迅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对鲁迅的研究及其所发表的言论，显示出他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精准把握和透辟认识。不同于竹内好、丸山等人对鲁迅的认识、评论和阐述，池田大作对鲁迅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是结合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发展的境况，突出了鲁迅思想、精神、人格等特点，特别是择取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价值理念，强调了在战后对改造日本“岛国根性”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池田大作注重从社会实践的层面，发掘鲁迅思想、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在他看来，鲁迅对人性善恶的挖掘、分析和阐述，尤其是有关人性的“内在之恶”与“外在之恶”的分析、阐述和批判，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现状而展开对国民性的探讨，分析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最终目标是要在改造中国国民“奴性”的基础上，确立“立人”思想，重铸民族的魂灵，维护每一个国民作为人的存在的尊严、权利、地位，进而获得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建构，让全体国民进入都享有人的尊严，获得人的幸福的“第三样时代”。池田大作强调指出：“鲁迅先生的目标是民众觉醒，是‘变革奴隶根性’，同时消除旧社会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③而“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是无辜民众不再受战火与骚乱之苦的时代，而且什么也不隶属，所有民众都赢得人的尊严和幸福的时代”④。无疑，“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原点和基点，他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倡导用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来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意在让占人口绝大多普普通通的国民能够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而获得思想观念的解放，精神人格的自由和独立。
在与金庸的对话中，池田大作曾论及了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他说：“如果要举出代表鲁迅的‘民众观’的作品，当然应推《阿Q正传》，那实在是一部巅峰之作。阿Q没有姓名，单从字面来看是‘无名的平民’。……读到那些表现阿Q愚蠢的章节，读者就会有历历在目。置身其境的真实感，教人掩卷长叹……这不免引起当时挺身欲图救世的某些青年的指责，说这样描写阿Q只有‘黑暗’的一面。然而，相反来说，这正好证明，鲁迅的眼光洞穿民族精神的原质，那是非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能领悟的。”⑤的确，在《阿Q正传》中，鲁迅对处在愚昧、麻木、无知和落后状态的国民进行了深刻的心理和性格的分析，旨在画出一个“现代的”“沉默的”国民魂灵，让所有国民都能够在阿Q的身上发现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心理病态，找到进入现代文明的重重障碍及其根源。他曾表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⑥由此，他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担心和恐惧：“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⑦为此，他也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努力促使现代中国“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由此获得现代文明所认同和倡导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的基本素质和基本精神，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在“勾销旧账”中，要在“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当中，寄希望于下一代，让“人之子”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所以，他坚持认为，要打破中国历史“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超稳定”循环，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就必须站在“立人”的思想高度上改造国民性，这样才能使现代中国能够甩掉传统的包袱，并在“矫19世纪文明之弊”当中，迈入“深邃庄严”的“20世纪文明”时代，能够以一种新型人格，也就是现代人格，跻身于“世界人”的行列。在他看来，近代西方之强“则根柢在人”，要使整个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落后窘况，在文化建设方面就应“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⑧。可见，鲁迅的“立人”，并不仅仅只是注重将人从社会物质压迫中解放出来，关键的则是要使人能够从一切源自内外在的精神奴役和禁锢中解放出来，以获得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和主体意识的自觉。他强调，现代“立人”的主旨是要“人各有己”“朕归于我”，最终达到“群之大觉”，实现“中国亦以立”的民族复兴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立人”，也就不再是政治、伦理等外在范式的道德人格诉求，而是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具有鲜明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的人生意义诉求。他始终都将人的个性、个体性作为“立人”的出发点，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并指出个性、个体性是人摆脱一切内外在的强制性规范的内在精神动力。他曾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中的“以众疟独”“灭裂个性”“灭人之自我”的思想学说，指出作为个体的人，应具有个性鲜明的独立人格意志，具有他所推崇的“独具我见”“人各有己”“不和人嚣”“不随风波”的个性品格。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在与强大的世俗进行博弈当中，保证思想的纯正和精神的高洁。通过对“此我”的高度关注，鲁迅从中进而引申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主体性、主体意识自觉性的思想学说。他认为，人的“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人的“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他把人的主体性、主观性，与人的个性、个体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价值和意义的指向，就是要求“此我”能够充分地领会到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做到“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实现“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鲁迅强调了卓越的个体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非常推崇尼采的“大士天才”“大士哲人”思想，欣赏拜伦的“一剑之力，既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的精神。在他的视阈中，个体的卓越性及其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特殊作用，应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具体指数。这种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是成为“叛逆的猛士”“真的猛士”的前提。人一旦完成这种现代性的思想转变，就能够真正做到“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自觉地抵御人性之恶的侵蚀，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完成人生的使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这方面他受到了尼采的影响，但他不是像尼采那样，将卓越的个体与普罗大众决然对立，而是要以此去对众多的不觉悟者进行思想启蒙，促使他们以“立人”为目标，实现对自身蒙昧的超越。由此，在“立人”的思想体系中，鲁迅建立起了有关人的一种新的伦理法则：以卓越的个体目标去引导、改造众多的不觉悟者，使之能够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召唤下，获得自身的觉醒和觉悟，并承担起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历史重任。因此，鲁迅一生都坚持把人的现代化作为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价值出发点和基本尺度，并且从中设计出以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心灵自由、人格独立为终极目标的，关于人的解放、民族独立、社会发展的文化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