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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24日，国务院原副总理、我国外交战线卓越领导人黄华同志，走完百年光辉多彩的人生路……
我本人无缘过多领受黄华同志的教诲，但当听到他老人家不幸辞世的消息时，几件亲历的往事顿时涌上了心头。
三处生花的妙笔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18年后猝然去世。邓小平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其葬礼。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场‘葬礼外交’”。
由于当时的北京—莫斯科航班很少，往返不好相衔接，国务院一位主要领导人便提出派一架专机送我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一意见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同意。不过，黄华特使觉得，14日有班机去莫斯科，能赶上吊唁活动，便决定不坐专机去，给国家省点外汇。黄华特使乘坐的班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提出，让黄华特使在首都机场发表个书面谈话，以便把几句要紧的话，说给苏共新领导听一听。但身边的人告诉他，黄华特使这次是坐班机去莫斯科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于是，老人家便请当时正好在身边的胡乔木同志拟稿。他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谈话”，打印出来也就一页A4纸的篇幅。我当时在使馆任二等秘书，被指定担任黄华特使的联络员。我细细地品读“谈话”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暗藏深意，话里有话。
“谈话”有三个妙笔。一个是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提法在当时中苏关系的背景下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与中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小平同志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另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指示精神。
再有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相当耐人寻味，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次日（15日），苏联主要报纸发表了上述“谈话”，苏联民众读后觉得，看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曙光”。
14日上午11时，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同志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于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慢条斯理地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接着他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他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当看了一下我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超规格的礼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5日上午9时在红场举行。14日晚，苏方安排外国代表团与逝者遗体告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志哀队伍的最前列。苏方把黄华特使也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各国领导人所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花圈摆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
15日8时20分，黄华特使及四名陪同人员抵达红场，被安排站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水泥台阶的第一级上。这是继周恩来总理1953年春参加斯大林葬礼后，我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在黄华特使的后面，一排排地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他们很少有带陪同人员的。
葬礼结束后当天下午3时许，安德罗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集体会见参加葬礼的外国领导人。他与黄华特使的会见安排得比较靠前。这位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紧紧地握着黄特使的手，对于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深表感谢。他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而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过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我特使住处，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同志（被黄华特使指定为其译员）核对中国特使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谈话的俄文记录。苏方对这次特殊谈话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与国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国特使列入高档来宾。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它一方面说明苏共新领导“读”懂了邓小平对苏“葬礼外交”之深意，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方期待中苏两大党、两大国的关系能以此为契机，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这是20年来中苏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
会见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会见中，黄华外长着重谈了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要苏共新领导人就此做出政治决断。对此，葛罗米柯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立即回敬：“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交锋了将近两个小时，无果而终。
18时，黄华特使一行离开苏联外交部直奔我国大使馆。到了使馆后，黄华特使就这次莫斯科之行的印象，与陪同人员交换了意见。他讲了以下几点看法：此行的结果证明，小平同志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决策是正确的，他所口述的“谈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苏共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重视中苏关系，但他上台伊始，在这方面还难以有大的作为；对于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要有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
黄华同志还谈了他对安德罗波夫个人的印象。他说：“许多苏联人曾同我国领导人打过交道，其中两位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一位是阿尔希波夫，在50年代期间，他长期担任苏联援华顾问组的组长；另一位是安德罗波夫，他曾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多次到过中国。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的这些年来，他们都没有说过我们中国的坏话。”
一次特殊的“宇宙对话”
苏联方面这次特意安排黄华特使参观“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俗称“星城”）。黄华特使对这一友好表示看得很重，说：“星城是个特殊的地方，不对外开放，中苏目前的紧张关系又还没有大的改观，人家安排我们去参观，这大概是苏共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之意，可见他本人对中苏关系之重视。”
17日9时过后，黄华特使一行乘车离开下榻的饭店，出莫斯科在一大片密林中穿行三四十公里之后，就来到一个被大松树簇拥、高墙环抱的“星城” “国家一级禁区”。
苏联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叶菲莫夫空军元帅，五位将军和宇航中心主任列昂诺夫少将，负责人及一大批工作人员，在门口列队迎接中国贵宾。
黄华特使先给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列昂诺夫将军还特地给我们揭开了一个“秘密”：在这位宇航员背后有一朵绽放的鲜花，花儿被轻轻捏在宇航员弯在身后的左手中。将军对我们说：“这是雕塑家的点睛之作，特使您也知道，宇航事业充满着变数，风险极高，而且来得往往很突然……”还未等将军说完，黄华特使就沉痛地说：“加加林就是在一次训练中（1968年3月21日驾驶米格-15歼击机训练完返航时）牺牲的。”还说：“这朵鲜花表明加加林、全体宇航员对生命的热爱！”这句话赢得了我们全体陪同人员以及在场的苏联将军们、宇航员们的热烈掌声。
接着，黄华特使观看了 “联盟”号、“礼炮”号飞船和“核心训练区”——“水力模拟失重实验室”。
最后，宇航训练中心主任神秘地对黄华特使说，他“还留着一手呢”，随即便把我们带到“宇宙飞行控制中心”。这位将军把一个电话话筒庄重地递了过来，黄华特使一拿过话筒，耳边就传来太空的声音：“我们欢迎来自伟大邻邦——中国的领导人！祝您在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过得愉快！。”黄华特使被这一“宇宙之声”所深深感动，激动地对正在太空的飞船指令长说：“衷心感谢苏联宇航英雄们，感谢你们从太空对我们的祝福！祝你们在宇宙中飞行一切顺利，完成任务后平安返回到我们共同的星球，用你们的行话来说——软着陆！祝苏联的宇航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从太空立即传来了飞行组全体成员的热烈掌声，黄华特使兴奋地把话筒高高地举起，好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一特殊的“天籁之声”……
新中国外交的“福星”
黄华同志的经历非凡，为我国革命、官方和民间外交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新中国外交出类拔萃的“福星”。
黄华同志的夫人何理良同志是我的同乡。我们常一起聊天，由此了解了黄华同志的多彩人生。他参与过领导一二·九运动；协助斯诺到延安，为其采访中共领导人当过翻译，帮他整理出版了震憾全球的《西行漫记》；新中国诞生前夕，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过秘密接触；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曾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等国大使和首任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参与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工作以及秘密谈判；任外交部长期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建交等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未及完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参加过小平同志就香港回归问题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要谈判；参加过多种民间外交工作，真可谓朋友遍天下……
其中两件往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第一件是黄华同志被任命为我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毛泽东主席得知此消息后极为兴奋，立即召集会议，当即指定副外长乔冠华同志为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周总理提议黄华同志为副团长，毛主席说，黄华同志去加拿大还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啊！周总理说，做做工作，相信特鲁多总理会谅解的。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11月9日，黄华大使向特鲁多总理辞行。这位加拿大总理高兴地说：“我感到很光荣，因为中国首任常驻安理会代表是从我们加拿大去的！”
另一件事是黄华从纽约调回国内担任外交部长这一要职。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极为沉重的一年，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还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是福星高照的一年，金秋十月粉碎了“四人帮”。12月1日，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回国履新……
黄华同志回来后就对何理良同志沉重地、但满怀信心地说：“外交部是‘文革’一个‘重灾区’，让我回来接任外长，乃临危受命，这是叶帅（剑英）、先念同志亲自点的将，我深知肩上担子之重。我要不遗余力，尽快在部里拨乱反正，使之逐步回到‘文革’前的正轨上来。”
黄华同志在长达六年的外交部长任内，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坚定而稳妥地完成了外交部拨乱反正这一艰巨任务，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在新时期的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图片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我本人无缘过多领受黄华同志的教诲，但当听到他老人家不幸辞世的消息时，几件亲历的往事顿时涌上了心头。
三处生花的妙笔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18年后猝然去世。邓小平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其葬礼。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场‘葬礼外交’”。
由于当时的北京—莫斯科航班很少，往返不好相衔接，国务院一位主要领导人便提出派一架专机送我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一意见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同意。不过，黄华特使觉得，14日有班机去莫斯科，能赶上吊唁活动，便决定不坐专机去，给国家省点外汇。黄华特使乘坐的班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提出，让黄华特使在首都机场发表个书面谈话，以便把几句要紧的话，说给苏共新领导听一听。但身边的人告诉他，黄华特使这次是坐班机去莫斯科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于是，老人家便请当时正好在身边的胡乔木同志拟稿。他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谈话”，打印出来也就一页A4纸的篇幅。我当时在使馆任二等秘书，被指定担任黄华特使的联络员。我细细地品读“谈话”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暗藏深意，话里有话。
“谈话”有三个妙笔。一个是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提法在当时中苏关系的背景下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与中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小平同志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另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指示精神。
再有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相当耐人寻味，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次日（15日），苏联主要报纸发表了上述“谈话”，苏联民众读后觉得，看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曙光”。
14日上午11时，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同志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于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慢条斯理地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接着他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他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当看了一下我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超规格的礼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5日上午9时在红场举行。14日晚，苏方安排外国代表团与逝者遗体告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志哀队伍的最前列。苏方把黄华特使也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各国领导人所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花圈摆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
15日8时20分，黄华特使及四名陪同人员抵达红场，被安排站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水泥台阶的第一级上。这是继周恩来总理1953年春参加斯大林葬礼后，我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在黄华特使的后面，一排排地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他们很少有带陪同人员的。
葬礼结束后当天下午3时许，安德罗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集体会见参加葬礼的外国领导人。他与黄华特使的会见安排得比较靠前。这位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紧紧地握着黄特使的手，对于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深表感谢。他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而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过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我特使住处，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同志（被黄华特使指定为其译员）核对中国特使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谈话的俄文记录。苏方对这次特殊谈话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与国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国特使列入高档来宾。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它一方面说明苏共新领导“读”懂了邓小平对苏“葬礼外交”之深意，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方期待中苏两大党、两大国的关系能以此为契机，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这是20年来中苏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
会见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会见中，黄华外长着重谈了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要苏共新领导人就此做出政治决断。对此，葛罗米柯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立即回敬：“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交锋了将近两个小时，无果而终。
18时，黄华特使一行离开苏联外交部直奔我国大使馆。到了使馆后，黄华特使就这次莫斯科之行的印象，与陪同人员交换了意见。他讲了以下几点看法：此行的结果证明，小平同志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决策是正确的，他所口述的“谈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苏共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重视中苏关系，但他上台伊始，在这方面还难以有大的作为；对于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要有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
黄华同志还谈了他对安德罗波夫个人的印象。他说：“许多苏联人曾同我国领导人打过交道，其中两位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一位是阿尔希波夫，在50年代期间，他长期担任苏联援华顾问组的组长；另一位是安德罗波夫，他曾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多次到过中国。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的这些年来，他们都没有说过我们中国的坏话。”
一次特殊的“宇宙对话”
苏联方面这次特意安排黄华特使参观“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俗称“星城”）。黄华特使对这一友好表示看得很重，说：“星城是个特殊的地方，不对外开放，中苏目前的紧张关系又还没有大的改观，人家安排我们去参观，这大概是苏共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之意，可见他本人对中苏关系之重视。”
17日9时过后，黄华特使一行乘车离开下榻的饭店，出莫斯科在一大片密林中穿行三四十公里之后，就来到一个被大松树簇拥、高墙环抱的“星城” “国家一级禁区”。
苏联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叶菲莫夫空军元帅，五位将军和宇航中心主任列昂诺夫少将，负责人及一大批工作人员，在门口列队迎接中国贵宾。
黄华特使先给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列昂诺夫将军还特地给我们揭开了一个“秘密”：在这位宇航员背后有一朵绽放的鲜花，花儿被轻轻捏在宇航员弯在身后的左手中。将军对我们说：“这是雕塑家的点睛之作，特使您也知道，宇航事业充满着变数，风险极高，而且来得往往很突然……”还未等将军说完，黄华特使就沉痛地说：“加加林就是在一次训练中（1968年3月21日驾驶米格-15歼击机训练完返航时）牺牲的。”还说：“这朵鲜花表明加加林、全体宇航员对生命的热爱！”这句话赢得了我们全体陪同人员以及在场的苏联将军们、宇航员们的热烈掌声。
接着，黄华特使观看了 “联盟”号、“礼炮”号飞船和“核心训练区”——“水力模拟失重实验室”。
最后，宇航训练中心主任神秘地对黄华特使说，他“还留着一手呢”，随即便把我们带到“宇宙飞行控制中心”。这位将军把一个电话话筒庄重地递了过来，黄华特使一拿过话筒，耳边就传来太空的声音：“我们欢迎来自伟大邻邦——中国的领导人！祝您在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过得愉快！。”黄华特使被这一“宇宙之声”所深深感动，激动地对正在太空的飞船指令长说：“衷心感谢苏联宇航英雄们，感谢你们从太空对我们的祝福！祝你们在宇宙中飞行一切顺利，完成任务后平安返回到我们共同的星球，用你们的行话来说——软着陆！祝苏联的宇航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从太空立即传来了飞行组全体成员的热烈掌声，黄华特使兴奋地把话筒高高地举起，好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一特殊的“天籁之声”……
新中国外交的“福星”
黄华同志的经历非凡，为我国革命、官方和民间外交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新中国外交出类拔萃的“福星”。
黄华同志的夫人何理良同志是我的同乡。我们常一起聊天，由此了解了黄华同志的多彩人生。他参与过领导一二·九运动；协助斯诺到延安，为其采访中共领导人当过翻译，帮他整理出版了震憾全球的《西行漫记》；新中国诞生前夕，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过秘密接触；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曾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等国大使和首任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参与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工作以及秘密谈判；任外交部长期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建交等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未及完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参加过小平同志就香港回归问题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要谈判；参加过多种民间外交工作，真可谓朋友遍天下……
其中两件往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第一件是黄华同志被任命为我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毛泽东主席得知此消息后极为兴奋，立即召集会议，当即指定副外长乔冠华同志为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周总理提议黄华同志为副团长，毛主席说，黄华同志去加拿大还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啊！周总理说，做做工作，相信特鲁多总理会谅解的。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11月9日，黄华大使向特鲁多总理辞行。这位加拿大总理高兴地说：“我感到很光荣，因为中国首任常驻安理会代表是从我们加拿大去的！”
另一件事是黄华从纽约调回国内担任外交部长这一要职。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极为沉重的一年，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还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是福星高照的一年，金秋十月粉碎了“四人帮”。12月1日，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回国履新……
黄华同志回来后就对何理良同志沉重地、但满怀信心地说：“外交部是‘文革’一个‘重灾区’，让我回来接任外长，乃临危受命，这是叶帅（剑英）、先念同志亲自点的将，我深知肩上担子之重。我要不遗余力，尽快在部里拨乱反正，使之逐步回到‘文革’前的正轨上来。”
黄华同志在长达六年的外交部长任内，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坚定而稳妥地完成了外交部拨乱反正这一艰巨任务，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在新时期的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图片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