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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隋唐，大兴城，长安城，规划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1-0068-03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长期分裂动乱，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亲自部署勘察了西安附近的地形大势，占卜筮测，认为“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隋书·高祖本纪上》)。即下诏令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建设新的都城。
隋文帝以其在北周时曾被受封为“大兴郡公”，故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隋末李渊起兵取胜后，因隋人之旧，定都于此，将大兴城更名为长安城。在建制与坊市街等方面的布局，除新建和扩建了少量建筑外，其他在形式上与隋代相比无大差别。综观隋唐都城的形制与规划堪称中国历史之独一无二，在此之前的中国城市从未有过类似的平面或如此广阔的布局。那么，隋唐都城的规划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宏大布局
中国最早的王城规划思想载于《周礼·考工记》。《周礼》是儒家的经典，其都城的规划原则——“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一直是古代都城建设的指导思想。其“营国制度”同样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设计，隋唐都城的规划受到了直接影响。《周礼》中的“营国方九里”指的是城的平面为方形，边长为九里，这点与隋唐都城的实际建设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唐都长安的规模很大。外郭城垣“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折合今制，东西9694.96米，南北8195.25米，周长35474米。考古实测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周长36744米，面积之大，至少在80平方公里以上(没有包括大明宫的面积)，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同期巴格达的六倍，拜占庭的七倍。
隋唐都城的规划不仅继承了《周礼》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隋都大兴城在总结西汉长安城和三国曹魏邺城的布局经验后，在中央衙署外又筑了一城，即皇城。它从东、南、西三面环卫着宫城，这样的布局分区既有利于保障君王与中央衙署的安全，也在君王、臣僚、百姓之间划出了森严的界线。自此，一般的都城就有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道城墙和三个严格区分的区域。
另外，宫城位于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正中，这与《周礼》的宫居城中的制度略有不同。据吴松弟先生的研究，唐长安城宫城仅占全城面积的3.7％，皇城占6.3％，二者相加才达10％，而居民区则占了63.8％，其他为道路、河渠等设施所占，较之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隋唐都城的太庙、社稷坛与各种官署分列在宫城南侧的御道两边，是“左祖右社”的体现，而“面朝后市”的原则却被打破。隋唐都城的布局参照了曹魏邺城，将商业区“市”移到宫城南部的坊里间，这种东西对称分布的两市间插于坊里中的设计，无论从距离还是交易的实际需要而言，都是便利合理的
二、风水、周易、礼制的完美结合
在我国古代，风水观念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隋唐都城基址的选择与城市布局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风水学的理念。例如在大兴城的选址上，隋文帝就进行过占卜——大兴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峪，北临渭水，东有浐、灞二水，西乃一片平原，西北部较高有龙首原，东南部已伸入曲江池及较大的起伏的丘陵地带，这从风水学上看是最理想的建城“宝地”；在都城的空间设计上，由于城东、西地势上的差异，因而在西南角的低地寺庙内建造了两座高层木塔，在东南方的高地上开凿了一坊之地的园池，不仅求得了风水学上的平衡，对丰富城市轮廓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隋唐都城规划与布局的闪光点不仅在“风水”，而且在于对《周易》的运用。隋唐都城所在的地理单元是一种高坡与低地交错的特殊地貌，其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脊梁”，宇文恺充分利用了《周易》乾卦的理论，设计出了和谐统一的大兴城。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六坡所代表的周易爻辞与城市布局融合成“义”与“形”的统一体。“九二”高坡——“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宫城所在，帝王之居；“九三”高坡——“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皇城中央官署，百官忧深思远。“九五”高坡——“飞龙在天”——寺庙神圣，常人勿居(《周易·上经·乾卦》)。所以，每一条高坡都可以在乾卦中找到它的理论归宿，而建设在六条高坡上的建筑也都可以在爻辞中寻求到身在其位的合理解释。根据李小波的研究，大明宫的选址、宫内的殿宇名字也从《周易》而来。目前，甚至还有学者为隋唐都城的108个数字坊中的36、72、108进行争议，有的就坚持取象于《周易》。
除了《周易》外，隋唐都城的“礼制”色彩也是相当浓厚的。礼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是具有广泛范畴的准则，包括社会和道德的规范，其核心是别尊卑贵贱，维护统治者的等级秩序。在古代城市建设布局中，这种等级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隋唐都城也不例外。除了大型的宫城、皇城有别于臣僚、百姓之居外，城门、街道、坊里等都有明确的差别，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唯我独尊一目了然。明德门是长安城的正门，位于今西安市南郊杨家村西南。据考古实测，这座城门东西52.5米，南北16.5米，面积866.25米，在长安诸门中规模最大，其他各门面积大小不等；皇城朱雀门到外郭明德门之间的大街最宽，达150米。除了交通等的需要外，明德门和朱雀大街从政治意义上无不是强化皇权的中心作用。至于坊里，一开始设计就有五等，勋戚贵臣的住宅占有着有利的地形，居于显赫的地位。从分布的状况来看，大多在城宫的三宫之间或东市附近，除上朝方便外，也是一种高贵身份的体现。
三、对称、整齐、封闭的总体印象
与前代都城相比，隋唐都城的突出特点是街衢与坊里的排列极为整齐、对称，且有明显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外郭城东西14条大街与南北向11条大街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网状。皇城的12条大街也将皇城的各衙署切割成一个个规则的单元。宫城在外郭城北部正中，东有太子居住的东宫，西有后妃寝住的掖庭宫，如同两翼。朱雀门大街东西各有5条街道，皇城以南东西9排坊，每排10坊(1、2排各8坊)，南北分为10列，每列9坊(朱雀大街东西第4列各为7坊)，共计86个坊。坊里东西各一商业区，称东、西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各开井字形街道，每条街宽16米，每面也各开两个门，甚至两放生池也保持着东西对称。由于诸坊完全东西对称排列，就显得特别整齐划一。真是“畦分棋布，间巷皆中绳墨”，“街衢绳直，自 古帝京未之比也”。
唐代都城内的108个坊，除皇城正南诸坊设东西向的一字街外，一般里坊均设十字街。十字街内再分为小十字街，使一座封闭的坊内分为16个小的分区。与十字街对应的坊墙上设有坊门，坊内居民均从坊门出入，严禁私自向坊外街道开门。夜间实行宵禁，街鼓一响，坊门关闭，军卒在街上巡行，普通人不得出坊门之外。此外，东、西市内的街道不是按十字形划分，而是按井字街道划分，以便增加市内临街的商肆店面。市周围也设坊墙，墙上设门，夜间必须关闭市门，并禁止进行交易活动。“坊有墉，墉有门，捕亡奸伪，无所容足”(《长安志图·卷上》)，就反映了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一则体现了统治的加强，也反映了特殊的封闭政策。
四、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求实精神
宇文恺的设计针对实际地貌因地制宜，表现出求实的精神、灵活的原则，不仅利用六条高坡布设城垣总体格局，同时也有效的利用坡与坡之间的洼地规划城区细部结构。冈原之间的洼地较为平坦的，宇文恺就将其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居民区；对于特别凹陷的地带，就充分利用“八水绕长安”的水源优势，从城东、南、西修凿渠道，引水入城，而大部分渠道的选线便顺应自然地形，这样使得都城内部渠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具有江南水乡的风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曲江了。
不仅如此，都城内的细节布局还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作风。长安城街道的两旁都挖有水沟，目的在排除路面积水。由于地面都是很细的黄土。稍遇雨水就泥泞不堪，晴时过车马又尘土飞扬，排水沟的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发挥。唐天宝三年后统治者下令在市内主要干道上铺起河沙，并在两旁筑低矮的土垣防止其散逸，达到了“风吹无尘雨无泥”的目的。
统治者对城市绿化、环境保护也表现出了较大的重视，在京城甚至设有专管修建道路和栽植行道树木的官员。长安的街道树木成荫，城中的绿化十分讲究，曾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绿化活动，多植槐树、榆树和柳树(《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如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两京街道并种果树”；永泰二年(766年)，代宗令“种城内六街树”(《唐会要·卷八十六》)；贞元十四年(798年)，京兆尹吴凑领导全城人民“尝于官街树槐”(《历代帝王宅京记·卷六》)。
随着时间的推移，宇文恺过于理想化的规划已不能适应需要，唐长安城的坊市形态陆续发生了一些变化，诸如大明宫、兴庆宫的修建，翊善坊和永昌坊的一分为二等，这使得原来“畦分棋布”的街坊被逐渐打破，但仍然保持了基本的形制。隋唐都城的规划和建筑严谨壮丽，成为中国城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为当时周边的一些地方政权和邻国所效仿，对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作者简介：熊梅，女，史学硕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1-0068-03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长期分裂动乱，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亲自部署勘察了西安附近的地形大势，占卜筮测，认为“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隋书·高祖本纪上》)。即下诏令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建设新的都城。
隋文帝以其在北周时曾被受封为“大兴郡公”，故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隋末李渊起兵取胜后，因隋人之旧，定都于此，将大兴城更名为长安城。在建制与坊市街等方面的布局，除新建和扩建了少量建筑外，其他在形式上与隋代相比无大差别。综观隋唐都城的形制与规划堪称中国历史之独一无二，在此之前的中国城市从未有过类似的平面或如此广阔的布局。那么，隋唐都城的规划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宏大布局
中国最早的王城规划思想载于《周礼·考工记》。《周礼》是儒家的经典，其都城的规划原则——“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一直是古代都城建设的指导思想。其“营国制度”同样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设计，隋唐都城的规划受到了直接影响。《周礼》中的“营国方九里”指的是城的平面为方形，边长为九里，这点与隋唐都城的实际建设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唐都长安的规模很大。外郭城垣“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折合今制，东西9694.96米，南北8195.25米，周长35474米。考古实测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周长36744米，面积之大，至少在80平方公里以上(没有包括大明宫的面积)，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同期巴格达的六倍，拜占庭的七倍。
隋唐都城的规划不仅继承了《周礼》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隋都大兴城在总结西汉长安城和三国曹魏邺城的布局经验后，在中央衙署外又筑了一城，即皇城。它从东、南、西三面环卫着宫城，这样的布局分区既有利于保障君王与中央衙署的安全，也在君王、臣僚、百姓之间划出了森严的界线。自此，一般的都城就有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道城墙和三个严格区分的区域。
另外，宫城位于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正中，这与《周礼》的宫居城中的制度略有不同。据吴松弟先生的研究，唐长安城宫城仅占全城面积的3.7％，皇城占6.3％，二者相加才达10％，而居民区则占了63.8％，其他为道路、河渠等设施所占，较之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隋唐都城的太庙、社稷坛与各种官署分列在宫城南侧的御道两边，是“左祖右社”的体现，而“面朝后市”的原则却被打破。隋唐都城的布局参照了曹魏邺城，将商业区“市”移到宫城南部的坊里间，这种东西对称分布的两市间插于坊里中的设计，无论从距离还是交易的实际需要而言，都是便利合理的
二、风水、周易、礼制的完美结合
在我国古代，风水观念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隋唐都城基址的选择与城市布局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风水学的理念。例如在大兴城的选址上，隋文帝就进行过占卜——大兴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峪，北临渭水，东有浐、灞二水，西乃一片平原，西北部较高有龙首原，东南部已伸入曲江池及较大的起伏的丘陵地带，这从风水学上看是最理想的建城“宝地”；在都城的空间设计上，由于城东、西地势上的差异，因而在西南角的低地寺庙内建造了两座高层木塔，在东南方的高地上开凿了一坊之地的园池，不仅求得了风水学上的平衡，对丰富城市轮廓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隋唐都城规划与布局的闪光点不仅在“风水”，而且在于对《周易》的运用。隋唐都城所在的地理单元是一种高坡与低地交错的特殊地貌，其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脊梁”，宇文恺充分利用了《周易》乾卦的理论，设计出了和谐统一的大兴城。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六坡所代表的周易爻辞与城市布局融合成“义”与“形”的统一体。“九二”高坡——“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宫城所在，帝王之居；“九三”高坡——“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皇城中央官署，百官忧深思远。“九五”高坡——“飞龙在天”——寺庙神圣，常人勿居(《周易·上经·乾卦》)。所以，每一条高坡都可以在乾卦中找到它的理论归宿，而建设在六条高坡上的建筑也都可以在爻辞中寻求到身在其位的合理解释。根据李小波的研究，大明宫的选址、宫内的殿宇名字也从《周易》而来。目前，甚至还有学者为隋唐都城的108个数字坊中的36、72、108进行争议，有的就坚持取象于《周易》。
除了《周易》外，隋唐都城的“礼制”色彩也是相当浓厚的。礼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是具有广泛范畴的准则，包括社会和道德的规范，其核心是别尊卑贵贱，维护统治者的等级秩序。在古代城市建设布局中，这种等级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隋唐都城也不例外。除了大型的宫城、皇城有别于臣僚、百姓之居外，城门、街道、坊里等都有明确的差别，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唯我独尊一目了然。明德门是长安城的正门，位于今西安市南郊杨家村西南。据考古实测，这座城门东西52.5米，南北16.5米，面积866.25米，在长安诸门中规模最大，其他各门面积大小不等；皇城朱雀门到外郭明德门之间的大街最宽，达150米。除了交通等的需要外，明德门和朱雀大街从政治意义上无不是强化皇权的中心作用。至于坊里，一开始设计就有五等，勋戚贵臣的住宅占有着有利的地形，居于显赫的地位。从分布的状况来看，大多在城宫的三宫之间或东市附近，除上朝方便外，也是一种高贵身份的体现。
三、对称、整齐、封闭的总体印象
与前代都城相比，隋唐都城的突出特点是街衢与坊里的排列极为整齐、对称，且有明显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外郭城东西14条大街与南北向11条大街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网状。皇城的12条大街也将皇城的各衙署切割成一个个规则的单元。宫城在外郭城北部正中，东有太子居住的东宫，西有后妃寝住的掖庭宫，如同两翼。朱雀门大街东西各有5条街道，皇城以南东西9排坊，每排10坊(1、2排各8坊)，南北分为10列，每列9坊(朱雀大街东西第4列各为7坊)，共计86个坊。坊里东西各一商业区，称东、西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各开井字形街道，每条街宽16米，每面也各开两个门，甚至两放生池也保持着东西对称。由于诸坊完全东西对称排列，就显得特别整齐划一。真是“畦分棋布，间巷皆中绳墨”，“街衢绳直，自 古帝京未之比也”。
唐代都城内的108个坊，除皇城正南诸坊设东西向的一字街外，一般里坊均设十字街。十字街内再分为小十字街，使一座封闭的坊内分为16个小的分区。与十字街对应的坊墙上设有坊门，坊内居民均从坊门出入，严禁私自向坊外街道开门。夜间实行宵禁，街鼓一响，坊门关闭，军卒在街上巡行，普通人不得出坊门之外。此外，东、西市内的街道不是按十字形划分，而是按井字街道划分，以便增加市内临街的商肆店面。市周围也设坊墙，墙上设门，夜间必须关闭市门，并禁止进行交易活动。“坊有墉，墉有门，捕亡奸伪，无所容足”(《长安志图·卷上》)，就反映了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一则体现了统治的加强，也反映了特殊的封闭政策。
四、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求实精神
宇文恺的设计针对实际地貌因地制宜，表现出求实的精神、灵活的原则，不仅利用六条高坡布设城垣总体格局，同时也有效的利用坡与坡之间的洼地规划城区细部结构。冈原之间的洼地较为平坦的，宇文恺就将其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居民区；对于特别凹陷的地带，就充分利用“八水绕长安”的水源优势，从城东、南、西修凿渠道，引水入城，而大部分渠道的选线便顺应自然地形，这样使得都城内部渠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具有江南水乡的风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曲江了。
不仅如此，都城内的细节布局还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作风。长安城街道的两旁都挖有水沟，目的在排除路面积水。由于地面都是很细的黄土。稍遇雨水就泥泞不堪，晴时过车马又尘土飞扬，排水沟的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发挥。唐天宝三年后统治者下令在市内主要干道上铺起河沙，并在两旁筑低矮的土垣防止其散逸，达到了“风吹无尘雨无泥”的目的。
统治者对城市绿化、环境保护也表现出了较大的重视，在京城甚至设有专管修建道路和栽植行道树木的官员。长安的街道树木成荫，城中的绿化十分讲究，曾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绿化活动，多植槐树、榆树和柳树(《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如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两京街道并种果树”；永泰二年(766年)，代宗令“种城内六街树”(《唐会要·卷八十六》)；贞元十四年(798年)，京兆尹吴凑领导全城人民“尝于官街树槐”(《历代帝王宅京记·卷六》)。
随着时间的推移，宇文恺过于理想化的规划已不能适应需要，唐长安城的坊市形态陆续发生了一些变化，诸如大明宫、兴庆宫的修建，翊善坊和永昌坊的一分为二等，这使得原来“畦分棋布”的街坊被逐渐打破，但仍然保持了基本的形制。隋唐都城的规划和建筑严谨壮丽，成为中国城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为当时周边的一些地方政权和邻国所效仿，对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作者简介：熊梅，女，史学硕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