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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是产业兴旺，关键是人才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基于广东和江西两省501份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检验从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务农经历会抑制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经商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和家庭农业从业人数也会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产生影响。为此，可以改变原有培训方式，从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出发，依据新型职业农民不同的从业经历制定不同的培训方案。
关键词 从业经历;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培训
一、引言
发展现代农业，着眼点是“人”，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土地产出、资源利用和农业国际竞争力[1]。面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态势以及农业农村中出现的空心化、老龄化和妇女化现象，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农村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供人力支撑。
目前，已有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及培育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从形成原因、特点、生产环境等不同的角度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进行解释[2]。二是良好的培育模式对于农民职业培育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国际上看，东亚模式、西欧模式和美国模式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培育模式[3]。而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主要有政府工程模式、院校培育模式和远程教育模式等[4]，目前传统的农民培育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现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要[5]。相比较以政府主导的培育模式，以农业高校为主体的培育模式更能满足农民的需求[6]。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农地流转、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情况、培育环境和培育方式等宏观因素[7];微观因素主要有农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政策的认知程度、土地经营规模等方面[8][9]。
总之，已有文献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培育模式、参与培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等展开了一些研究。但是从个体的从业经历角度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从生成机制看，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内生型、返乡回归型和资本下乡型三种，他们或多或少具有不同的工作经历，先前的一些从业经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改变。而且参加培训也是一种长期的资本投资，更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一种决策行为。一般来说，先前的经历会对个人后期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10]。为此，本文利用粤赣两省获得的501份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数据，结合从业经历的异质性，分析从业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并采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尝试回答务农、务工、经商和从政等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务农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基于务农经历的特点，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务农经历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积累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体能劳动经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可以获得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只是这种经验较多体现在以小农经营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中，而且是个人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不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面对现代农业发展需要，越来越要求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具备现代经营理念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由于农业生产时间固定和自身所处的环境限制，农民能够获得现代农业生产知识的能力有限。正如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劳动力受到传统农业的约束，即使自然资本优越，也不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面对自身能力供给和农业发展需求的不对应以及在以往的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对技能及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因此，他们也非常需要通过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变这种知识上的局限性。二是务农经历不利于提升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的创业动机和资源获取都有深刻的影响[11]。虽然关系网络有获取资源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但是，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民通过以血缘、地缘和亲缘组织的关系网络进行交流。根据关系强度理论，“亲戚朋友”构成了一个强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彼此具有相似的社会资本，使他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有限。这样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不能有效促进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播。此外，长期务农会固化人的思维，不利于视野开拓。从获得的利益考虑，培训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短期收益并不会增加，基于眼前利益考虑，农民可能不会参加农业培训。三是务农经历不利于提升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可以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状况，经济资本越丰富，其经济水平越高。一方面，农民可以增加农业生产经营的投资;另一方面，经济资本也可以用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正如杨璐璐[12]指出，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会对培训的态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其经济水平越高，越愿意接受再教育，参与培训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但是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的农民，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收益水平较低，不利于经济资本的提升。务农经历也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了一个成本参照，培训会花费较多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新型职业农民可能会放弃参加农业培训。因此，提出假设：
H1：务农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产生负影响。
（二）务工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务工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务工经历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非农领域转移。但是目前，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返乡劳动者或多或少都具有务工经历，只是务工经历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效应在农民受教育程度上有所差别，其中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人力资本效应要大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13]。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来说，务工经历一方面增加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促进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和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农业规模化生产、民主化管理和多元化经营的认识;另一方面，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增加对提高自身知识和农业生产经营技术的投入。二是务工经历有利于提升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14]。与务农相比较，外出务工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收入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农民自身开展农业生产或者非农业生产活动，还利于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对于具有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他们感受到知识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报酬。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经过培训，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会得到提升。基于成本和长远利益考虑，作为“理性经济人”，如果预期收益高，新型职业农民也会更愿意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预期收益，那么参加农业培训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提出假设： H2：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产生正影响。
（三）经商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经商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商经历有利于提升社会资本，但不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农村社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相比，经商主要构建的是以“业缘”为主的关系网络。但是具有经商经历的劳动者回到农村创业，缺少的正是这种“亲缘和地缘”的关系网络，使得信息渠道出现障碍，进而影响到农村的新情况和新政策等信息的获取。二是经商经历可以提高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物质财富积累和丰富的市场经验。资金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而充足的资金则可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和传统安稳的小农生活相比，经商则面临着更多的竞争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说具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具备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发展理念。但是，对于刚进入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而言，他们要面对的经营风险会更大，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知识和相关农业政策的缺乏。培训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技能和知识，为了弥补有关农业知识的缺陷，他们可能会积极参与培训。综合来看，对于具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经商经历提升了其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但是缺少农业生产经验，基于降低经营风险，他们可能会积极参加农业培训。因此，提出假设：
H3：新型职业农民的经商经历对参加农业培训有正向影响。
（四）从政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从政经历对个人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政经历有利于个人提升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强的政治关系。依据资源基础理论，政治关系是一种重要且稀缺的资源，处于这种网络关系中的新型职业农民与政府交流频繁，有助于提升其学习的能力。但是这种政治关系的强弱会受到地域距离的影响，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属于异地创业，那么就会弱化这种政治关系，最终直接影响到农民从政府那里获得政治资源的多与少。二是从政经历有利于个人提高经济资本。对于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一方面，从政的工作经验增加了他们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即使他们已经从政府单位辞职加入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但也没有使他们减少对政府政策的关注度[15]，参加培训正好可以满足这类新型职业农民的需要。一旦政府政策发生变化，他们可以积极响应政府政策，进而获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过去的从政经历会使得他们更懂得如何与政府交往，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验方法的复制，较容易获得外界资源。可以说，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在资源获取方面的优势会更明显。综合来看，对于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从政经历提升了其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但是缺少农业生产经验，基于对知识和能力的渴望，他们更会积极参加培训。因此，提出假设：
H4：新型职业农民的从政经历对参加农业培训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8月至11月进行的调查，主要利用新型职业农民集中培训的机会，对参加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560份，收回有效问卷545份，调查范围涉及广东和江西两省。为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在删除关键值缺失的無效问卷后，最终使用501份有效问卷，问卷使用率为91.92%。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农业经营情况等。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用“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来刻画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并且用“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来衡量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的程度。
解释变量。作为人们在开始某项工作之前初始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先前各种从业经历可以为人们某一个行为的发生提供信息和知识支持。本文依据新型职业农民的构成，参考相关研究[16]，将新型职业农民先前的从业经历分为务农、务工、经商和从政等。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综合考虑以下控制变量可能会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产生影响，主要包括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环境，具体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性别、年龄、学历、是否村组干部、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家庭农业经营面积和地形特征等，见表1。
表2反映了不同从业经历下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的情况。在501个样本中，有务农经历的样本有122个，占比24.35%，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54，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没有务农经历的样本有379个，占比75.65%，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65，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28。有务工经历的样本有59个，占比11.78%，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61，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32;没有务工经历的样本有442个，占比88.22%，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62，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20。有经商经历的样本有214个，占比42.71%，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66，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27;没有经商经历的样本有287个，占比57.29%，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59，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18。有从政经历的样本有44个，占比8.78%，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47，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11;没有从政经历的样本有457个，占比91.22%，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63，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22。
（三）模型选择
本文利用501份调查数据，在控制新型职业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形特征等基础上得到计量模型。为了估计从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1）（2）（3）（4）式中Yi为因变量，表示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具体用“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和“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来衡量。X1表示务农经历，X2表示务工经历，X3表示经商经历，X4表示从政经历;Dni表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形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a0、b0、c0为常数项，a1、a1n、b1、b1n、c1、c1n为待估计系数;i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由于该模型中因变量“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是0～1二分类变量，“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为连续变量，因此，本文将分别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来估计（1）（2）（3）和（4）式。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tata软件分别从务农、务工、经商和从政经历角度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因素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表4、表5和表6。
（一）务农经历会抑制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如表3所示，无论是从参加过农业培训还是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角度，务农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产生负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在加入个体特征等其他控制变量时仍然显著（1%的显著水平），表示务农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务农在一定程度上会固化人的思维，不利于视野开拓。从获得的利益考虑，培训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短期的收益并不会增加，此外，务农经历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一个成本参照，主要体现在培训需要新型职业农民要费较多的时间成本或者物质成本，加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因此，基于眼前利益考虑，可能不会接受培训。而且对于非农村劳动力来说，生活在农村的劳动力会相对熟悉农业生产等环境，农业生产知识储备也会更加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二）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没有影响
如表4所示，无论是从参加过农业培训还是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角度，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在加入个体特征等其他控制变量时仍然不显著，研究假设H2没有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较少，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未得到充分体现，从获得的数据来看，只有59人（占总样本的11.78%）具有务工经历。
（三）经商经历会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如表5所示，综合来看，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低，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经商主要建立的是以“业缘”为主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缺少的正是这种“亲缘和地缘”的农村关系网络，影响到农村的新情况和新政策等信息的获取。此外，对于刚进入农业生产经营的具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而言，因“新进入者缺陷”，他们要面对的经营风险会更大，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知识和相关农业政策的缺乏。因此，为了弥补有关农业知识的缺陷，他们可能会积极参与培训。
（四）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没有影响
如表6所示，综合来看，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加入个体特征等其他控制变量时仍然不显著，研究假设H4没有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较少，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未得到充分体现，从获得的数据来看，只有44人（占总样本的8.78%）具有从政经历。
五、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务农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行为和培训参与次數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务农经历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第二，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行为和培训参与次数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经商经历积极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第三，务工和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和家庭农业从业人数也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但是为正向影响，其余控制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几点建议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建设现代化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是产业兴旺，关键是人才振兴，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大量“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拓宽培训宣传渠道，加强培训宣传力度
在依靠传统媒介宣传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宣传农业培训的相关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及时快速地将培训内容传递给新型职业农民，吸引具有不同经历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参加农业培训。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务农经历的农业内生型新型职业农民，虽然他们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但是相对缺乏现代农业生产知识，因此，可以加大对现代农业生产知识和培训成功案例的宣传力度，让其感知培训的真实效果，进而引导其参加培训，促进其终身学习，持续更新农业知识。
2.注重培训模式的灵活性，丰富培训内容
从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依据新型职业农民不同的从业经历或者不同生产经营类型制定不同的培训方案或者课程，在满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如对具有经商和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更多的帮助其补齐农业农村知识短板和培养知农爱农情怀，助力其更好更快地融入乡村和农业产业，提高其农业收入;对具有务农和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则需要更多帮助其补齐农业新技术的应用、绿色生产、农产品品牌构建和农产品销售等相关知识短板。同时，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培训方式。如利用互联网新技术，适度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降低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培训时间和财力投入成本;也可以采取“分段式、重实训、参与式”及“农学结合、送教下乡、开展田间操作作业”的培训方式，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时间，坚持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
3.加强对培训后的跟踪服务，巩固培训成果
开展培训后续跟踪服务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建立跟踪服务台账，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现状，掌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所需、所求，巩固培训成果，并及时将跟踪获得的情况反馈给培训主体，调整培训内容。如成立培训跟踪服务指导组，通过实地或者电话等方式回访，与新型职业农民对接，及时了解新型职业农民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困难和培训后的发展变化，进行阶段性总结，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从业经历;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培训
一、引言
发展现代农业，着眼点是“人”，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土地产出、资源利用和农业国际竞争力[1]。面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态势以及农业农村中出现的空心化、老龄化和妇女化现象，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农村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供人力支撑。
目前，已有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及培育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从形成原因、特点、生产环境等不同的角度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进行解释[2]。二是良好的培育模式对于农民职业培育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国际上看，东亚模式、西欧模式和美国模式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培育模式[3]。而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主要有政府工程模式、院校培育模式和远程教育模式等[4]，目前传统的农民培育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现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要[5]。相比较以政府主导的培育模式，以农业高校为主体的培育模式更能满足农民的需求[6]。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农地流转、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情况、培育环境和培育方式等宏观因素[7];微观因素主要有农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政策的认知程度、土地经营规模等方面[8][9]。
总之，已有文献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培育模式、参与培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等展开了一些研究。但是从个体的从业经历角度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从生成机制看，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内生型、返乡回归型和资本下乡型三种，他们或多或少具有不同的工作经历，先前的一些从业经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改变。而且参加培训也是一种长期的资本投资，更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一种决策行为。一般来说，先前的经历会对个人后期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10]。为此，本文利用粤赣两省获得的501份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数据，结合从业经历的异质性，分析从业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并采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尝试回答务农、务工、经商和从政等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务农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基于务农经历的特点，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务农经历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积累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体能劳动经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可以获得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只是这种经验较多体现在以小农经营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中，而且是个人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不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面对现代农业发展需要，越来越要求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具备现代经营理念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由于农业生产时间固定和自身所处的环境限制，农民能够获得现代农业生产知识的能力有限。正如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劳动力受到传统农业的约束，即使自然资本优越，也不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面对自身能力供给和农业发展需求的不对应以及在以往的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对技能及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因此，他们也非常需要通过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变这种知识上的局限性。二是务农经历不利于提升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的创业动机和资源获取都有深刻的影响[11]。虽然关系网络有获取资源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但是，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民通过以血缘、地缘和亲缘组织的关系网络进行交流。根据关系强度理论，“亲戚朋友”构成了一个强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彼此具有相似的社会资本，使他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有限。这样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不能有效促进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播。此外，长期务农会固化人的思维，不利于视野开拓。从获得的利益考虑，培训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短期收益并不会增加，基于眼前利益考虑，农民可能不会参加农业培训。三是务农经历不利于提升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可以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状况，经济资本越丰富，其经济水平越高。一方面，农民可以增加农业生产经营的投资;另一方面，经济资本也可以用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正如杨璐璐[12]指出，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会对培训的态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其经济水平越高，越愿意接受再教育，参与培训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但是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的农民，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收益水平较低，不利于经济资本的提升。务农经历也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了一个成本参照，培训会花费较多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新型职业农民可能会放弃参加农业培训。因此，提出假设：
H1：务农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产生负影响。
（二）务工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务工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务工经历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非农领域转移。但是目前，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返乡劳动者或多或少都具有务工经历，只是务工经历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效应在农民受教育程度上有所差别，其中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人力资本效应要大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13]。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来说，务工经历一方面增加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促进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和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农业规模化生产、民主化管理和多元化经营的认识;另一方面，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增加对提高自身知识和农业生产经营技术的投入。二是务工经历有利于提升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14]。与务农相比较，外出务工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收入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农民自身开展农业生产或者非农业生产活动，还利于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对于具有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他们感受到知识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报酬。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经过培训，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会得到提升。基于成本和长远利益考虑，作为“理性经济人”，如果预期收益高，新型职业农民也会更愿意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预期收益，那么参加农业培训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提出假设： H2：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产生正影响。
（三）经商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经商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商经历有利于提升社会资本，但不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农村社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相比，经商主要构建的是以“业缘”为主的关系网络。但是具有经商经历的劳动者回到农村创业，缺少的正是这种“亲缘和地缘”的关系网络，使得信息渠道出现障碍，进而影响到农村的新情况和新政策等信息的获取。二是经商经历可以提高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物质财富积累和丰富的市场经验。资金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而充足的资金则可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和传统安稳的小农生活相比，经商则面临着更多的竞争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说具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具备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发展理念。但是，对于刚进入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而言，他们要面对的经营风险会更大，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知识和相关农业政策的缺乏。培训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技能和知识，为了弥补有关农业知识的缺陷，他们可能会积极参与培训。综合来看，对于具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经商经历提升了其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但是缺少农业生产经验，基于降低经营风险，他们可能会积极参加农业培训。因此，提出假设：
H3：新型职业农民的经商经历对参加农业培训有正向影响。
（四）从政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关系假设
从政经历对个人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政经历有利于个人提升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强的政治关系。依据资源基础理论，政治关系是一种重要且稀缺的资源，处于这种网络关系中的新型职业农民与政府交流频繁，有助于提升其学习的能力。但是这种政治关系的强弱会受到地域距离的影响，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属于异地创业，那么就会弱化这种政治关系，最终直接影响到农民从政府那里获得政治资源的多与少。二是从政经历有利于个人提高经济资本。对于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一方面，从政的工作经验增加了他们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即使他们已经从政府单位辞职加入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但也没有使他们减少对政府政策的关注度[15]，参加培训正好可以满足这类新型职业农民的需要。一旦政府政策发生变化，他们可以积极响应政府政策，进而获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过去的从政经历会使得他们更懂得如何与政府交往，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验方法的复制，较容易获得外界资源。可以说，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在资源获取方面的优势会更明显。综合来看，对于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从政经历提升了其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但是缺少农业生产经验，基于对知识和能力的渴望，他们更会积极参加培训。因此，提出假设：
H4：新型职业农民的从政经历对参加农业培训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8月至11月进行的调查，主要利用新型职业农民集中培训的机会，对参加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560份，收回有效问卷545份，调查范围涉及广东和江西两省。为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在删除关键值缺失的無效问卷后，最终使用501份有效问卷，问卷使用率为91.92%。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农业经营情况等。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用“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来刻画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并且用“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来衡量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的程度。
解释变量。作为人们在开始某项工作之前初始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先前各种从业经历可以为人们某一个行为的发生提供信息和知识支持。本文依据新型职业农民的构成，参考相关研究[16]，将新型职业农民先前的从业经历分为务农、务工、经商和从政等。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综合考虑以下控制变量可能会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产生影响，主要包括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环境，具体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性别、年龄、学历、是否村组干部、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家庭农业经营面积和地形特征等，见表1。
表2反映了不同从业经历下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的情况。在501个样本中，有务农经历的样本有122个，占比24.35%，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54，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没有务农经历的样本有379个，占比75.65%，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65，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28。有务工经历的样本有59个，占比11.78%，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61，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32;没有务工经历的样本有442个，占比88.22%，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62，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20。有经商经历的样本有214个，占比42.71%，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66，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27;没有经商经历的样本有287个，占比57.29%，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59，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18。有从政经历的样本有44个，占比8.78%，参加过农业培训的均值为0.47，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均值为1.11;没有从政经历的样本有457个，占比91.22%，参加农业培训的均值是0.63，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均值是1.22。
（三）模型选择
本文利用501份调查数据，在控制新型职业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形特征等基础上得到计量模型。为了估计从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1）（2）（3）（4）式中Yi为因变量，表示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具体用“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和“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来衡量。X1表示务农经历，X2表示务工经历，X3表示经商经历，X4表示从政经历;Dni表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形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a0、b0、c0为常数项，a1、a1n、b1、b1n、c1、c1n为待估计系数;i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由于该模型中因变量“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是0～1二分类变量，“2018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为连续变量，因此，本文将分别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来估计（1）（2）（3）和（4）式。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tata软件分别从务农、务工、经商和从政经历角度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因素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表4、表5和表6。
（一）务农经历会抑制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如表3所示，无论是从参加过农业培训还是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角度，务农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产生负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在加入个体特征等其他控制变量时仍然显著（1%的显著水平），表示务农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务农在一定程度上会固化人的思维，不利于视野开拓。从获得的利益考虑，培训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短期的收益并不会增加，此外，务农经历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一个成本参照，主要体现在培训需要新型职业农民要费较多的时间成本或者物质成本，加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因此，基于眼前利益考虑，可能不会接受培训。而且对于非农村劳动力来说，生活在农村的劳动力会相对熟悉农业生产等环境，农业生产知识储备也会更加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二）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没有影响
如表4所示，无论是从参加过农业培训还是参加农业培训次数的角度，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在加入个体特征等其他控制变量时仍然不显著，研究假设H2没有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较少，务工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未得到充分体现，从获得的数据来看，只有59人（占总样本的11.78%）具有务工经历。
（三）经商经历会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如表5所示，综合来看，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低，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经商主要建立的是以“业缘”为主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缺少的正是这种“亲缘和地缘”的农村关系网络，影响到农村的新情况和新政策等信息的获取。此外，对于刚进入农业生产经营的具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而言，因“新进入者缺陷”，他们要面对的经营风险会更大，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知识和相关农业政策的缺乏。因此，为了弥补有关农业知识的缺陷，他们可能会积极参与培训。
（四）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没有影响
如表6所示，综合来看，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加入个体特征等其他控制变量时仍然不显著，研究假设H4没有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较少，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未得到充分体现，从获得的数据来看，只有44人（占总样本的8.78%）具有从政经历。
五、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务农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行为和培训参与次數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务农经历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第二，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行为和培训参与次数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经商经历积极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
第三，务工和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行为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和家庭农业从业人数也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但是为正向影响，其余控制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几点建议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建设现代化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是产业兴旺，关键是人才振兴，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大量“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拓宽培训宣传渠道，加强培训宣传力度
在依靠传统媒介宣传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宣传农业培训的相关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及时快速地将培训内容传递给新型职业农民，吸引具有不同经历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参加农业培训。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务农经历的农业内生型新型职业农民，虽然他们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但是相对缺乏现代农业生产知识，因此，可以加大对现代农业生产知识和培训成功案例的宣传力度，让其感知培训的真实效果，进而引导其参加培训，促进其终身学习，持续更新农业知识。
2.注重培训模式的灵活性，丰富培训内容
从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依据新型职业农民不同的从业经历或者不同生产经营类型制定不同的培训方案或者课程，在满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如对具有经商和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更多的帮助其补齐农业农村知识短板和培养知农爱农情怀，助力其更好更快地融入乡村和农业产业，提高其农业收入;对具有务农和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则需要更多帮助其补齐农业新技术的应用、绿色生产、农产品品牌构建和农产品销售等相关知识短板。同时，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培训方式。如利用互联网新技术，适度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降低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培训时间和财力投入成本;也可以采取“分段式、重实训、参与式”及“农学结合、送教下乡、开展田间操作作业”的培训方式，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时间，坚持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
3.加强对培训后的跟踪服务，巩固培训成果
开展培训后续跟踪服务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建立跟踪服务台账，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现状，掌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所需、所求，巩固培训成果，并及时将跟踪获得的情况反馈给培训主体，调整培训内容。如成立培训跟踪服务指导组，通过实地或者电话等方式回访，与新型职业农民对接，及时了解新型职业农民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困难和培训后的发展变化，进行阶段性总结，并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