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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中国，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和品位，是较之提升GDP更重要的工作。而在其中，弘扬和推进书道的发展是最适宜和最有效的。自古至今，写书、欣赏和研究书道者，多基于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悟、所做，成就了中国书道这一独特、丰富、个性化明显、人们喜闻乐见、富有创新激情、承载多元文化的宝贵遗产。
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2 000至3 000年间，在任何史料中，虽未见殷周贞人（占卜者）的甲骨刻画有书道方面的意义，而在汉、晋以后，书道资源却日益丰富，尤其是楷体、行草的出现推进了世人书写的活动，对书写规律的探索与研究日益丰富并深入开展起来。在诸多书论者中，不乏学者、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军事家等具有自身学养的有识、有胆、有心之士。他们均有专论或相关看法，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美学、哲学、技法、感悟等多个层面，且多有超群不凡的见解，使探寻“书道”成为历久弥坚的主题。
进入到21世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重新认识和挖掘自己的文化，推进相关的研究、活动和产业发展，已成为重要的趋势。而在中国，由于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所以，在方兴未艾的事业发展中，需要找到能够承载千钧之力的最佳着力点。笔者认为，作为最重要、最丰富多彩的文化载体，中国的书道堪当此任，书道的复兴就应该是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机杼。
2009年中国的书道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明遗产名录，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在印象中用书道替代了京剧脸谱，将其作为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使全世界的人都能逐渐认识到，在中国有一种古老的文字及其附带的文化、技法、艺术等，依然可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继续发展、创新的空间。而对中国人自己而言，是局限在“书法”的层面，追求对古人效法的“似与不似”，还是深入探索中国“书道”的全貌，在美学、文化、技法、感受等方面继往开来，选择其发展思路也可谓重要的挑战。
由此可见，中国书道的复兴不只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挖掘其内在的规律与文化。书道的“复兴”不是简单地恢复模仿，而是经过提炼、总结、反思、感受和调整之后的探索与创新。对比日本、韩国在向中国书道方面学习的经验，他们都非常注重有自己的本土化感悟，经过学习、实践、研究和争论，日本、韩国不仅在其文字中依然保留了汉字，其书道（或书法、书艺）的现代价值依然受到重视。他们认为汉字与书道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提升生活品质、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渠道和方法，有着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早在六朝及隋唐时期，日韩等国的学者、僧人等就很重视中国书道的价值，并将书道引归本国，结合本国文字和其所用汉字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如日本的代表人物空海和尚即为当时第一，“有晋人风”，同时名人还有小野道风、行成卿、鱼养等。及至明清，不仅日韩商人争购当时书家董其昌等人的作品，杨守敬等人还亲自指导过日本学者研习中国书道。而在“兰亭”诸传本中，“高丽本”亦有其重要价值，赵孟頫的字帖印本在日本也存量较多。日本人改过的蔡襄字，中国书家都难辨真伪，难怪清初学者杨宾叹道：“外国人亦可畏哉。”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的存续都需要通过不断地“复兴”加以激活与弘扬，而一旦这种“复兴”不能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各自价值，其整体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以追求和谐、自然、蕴含文化和人类精神为最高境界，其在书道的探索中也最为典型。可见，挖掘和倡导复兴中国的书道，并非是出于狭隘的民族观点，而是要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一个鲜活的、延续不断的活体样本。可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首先要了解和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人的责任与使命所在。在西方近代，追寻古希腊、古罗马精神的文艺复兴，受惠者不仅仅是希腊和意大利，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从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重要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西方艺术、西方美学、西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材料学、表现技法和装饰方法等外来因素，都对中国书道的探索与实践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促进了现当代书道的发展，给予书界以往时代不能给予的重要影响与支持。但在“道”与“法”、与“艺”的融汇、创作与感受方面，西方的探索是难以直接借鉴的，必须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觉悟与实践。众所周知，日本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从古代学习中国，到近代“和魂洋才”，尤其在“书道” 方面，有自己本土化的探索和改造。但在2004年我访问日本，以及在此前后的相关考察中，我发现在现代快节奏生活的影响下，日本的书道也在衰落，也遇到了振兴和发展书道的种种困惑。可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曾经的辉煌都会不断遇到新的挑战，都必须在尊重传统、发现问题、认清挑战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创新与发展，否则，优势便会变成劣势，曾经的辉煌可能沦为悲哀。
显而易见，中国书道的复兴关键在于国民对书道的认识，在于对书道人才的培养。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传统是极为丰富和源远流长的。在历史上，各类人才的培养，首先要通过学习“礼（礼仪、法规、祭祀等规矩）、乐（具有陶冶作用的宫廷乐舞和淳朴真挚的民间音乐歌曲）、射（射箭等强身卫国的武艺）、御（骑马驾车等本领）、书（书写及文字表现能力）、数（计算规划能力）”等“六艺”的学习，为日后成才成圣奠定基础。继之，还须懂得“天人合一”、系统思考、探索方法、相反相成、因势利导、躬行实践、优势迁移、学思结合、问难质疑、标新立异、讲求意韵、和谐适度、终身学习等重要的人生哲理和思想方法。而学书如同做人、品书如同品人的传统也使书道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可见，中国的人才培养是以书道的培养为基础并贯穿人生的。尽管专业化的书道人才培养是晋唐以后的事，但其作用和价值始终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对“道”和“书道”的认识和感受均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基础。
在计算机网络时代，不少人担心在“无纸化”的现实和未来社会，书道将会逐渐消失，但近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带给今天人们的，不仅是快节奏的生活和信息爆炸，更是学习、检索的极大便利，使以往只有帝王将相可以临摹、欣赏的书道遗产也能使寻常百姓随意欣赏和学习。而因生活、工作效率的提高增加的休闲时间，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书道、修身养性、研习文化、提高素养、完善人格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和机会。
在此基础上，在全球信息一体化和多元文化共容、共赢的和谐发展环境与开放趋势中，中国的书道将更有条件发扬光大、汲古创新，并将用自己的历史为世界文明作出突出的和个性化的贡献。近年来，在继续挖掘传统资源、倡导宗法汉晋、追求意韵风骨、探索技法表现的同时，中国的书界也开始研究传统的遗产和借鉴国外的思想来加强书道探索，涌现出众多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书道的复兴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撑和思想资源。
在具体的表现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亦呈百花齐放的和谐势态：涉及甲古书法、钟鼎文书法、简牍书法、敦煌写经书法、少数字书法、现代书法、文人书法、硬笔书法、简化字书法、混体书法、叠加书法、实用书法、装饰性书法等作品，以及书画融合作品、现代刻字作品等，也层出不穷。在作品章法和装饰方面的探索异彩纷呈，运用了现代审美和先进技术作支撑，人们都试图通过探索新的书道表现形式来跳出传统窠臼的束缚。有书家编写各种形式的教材、文献，甚至在书写工具方面也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造；有的学者试图在晋韵、唐法、宋意之后，为当代书道寻求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概念；也有专家在汲取西方文论和美学概念的基础上，以论代史，几乎将书学变成“玄学”；以首都师范大学为代表的书法研究则将研究生的系统训练与理论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尽管书界对各方面的探索议论不一，但都不能否认这些研究与尝试的积极作用与借鉴价值。在中国书道发展的未来，虽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道不同”的差异，但多元兼容的襟怀和殊途同归的法则，确应是中国书界不容忽视的铁律。应允许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索中国书道的标准和规律，要为中国书道的复兴和多元发展提供更加开阔、和谐与充满活力的平台。
所谓的中国书道的复兴并非狭隘地从中国人的角度论述“书道”的原创权，而应在充分认识和挖掘中国书道传统的同时，将中国的书道体系梳理和建构起来，同时注意吸纳相关国家、相关文化的有益经验，营造更为适宜、宽容和具有博弈情趣的发展氛围和环境。
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也还需要普及与提高并举、理论和实践结合，既要注重雅俗共赏，明确大俗可能蕴涵大雅，大雅必定涵容大俗；也要意识到高雅毕竟有自己的内涵，能够发挥引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做“阳春巴人”“下里白雪”的探索和努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提升和创新的努力，推出具有时代特色的高雅作品，彰显中国传统书道的魅力与潜能。
当然，作为一个命题、想法提出来，仅是抛砖引玉，希望有同样想法和担当的书界朋友也一起来探索中国书道的问题与中国文化如何更好传承的问题。由此开始，通过对中国书道的研究与实践，很可能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典型的案例。相信这些探索不仅对中国有着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世界各国如何存续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文化的特色优势，也会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后记
早在我18岁准备当教师的时候，就有了关于“书法”和“书道”差异的强烈感受。记得那是在我的启蒙老师叶希豪的住所，我看到了多卷本的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几乎囊括了古今书道的绝大部分精品和相关内容，而在当时（1974年），在中国的书店里，除了《毛主席诗词》和鲁迅作品的书法作品外，根本买不到任何古代书家的字帖。
真正让我郁闷的还不是因为当时买不到字帖，因为字帖可以借来拓写复制，而是在于我初步感受到了在日本提倡“书道”和中国现实讲求“书法”之间的重要差距。尽管当时我对这种差距还说不清，还没有最基本的能力来作出判断，但这种感受积压在心中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心病。在此后的30年中，我一直关注这些差异，并在出访日本、研读书道经典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历史上对“书道”的探索是一以贯之、川流不息的长河。可见，对“书道”的实践和研究并非日本的专利，只是日本善于向别人学习和精于选择而已。
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不少是舍本求末、未能提纲挈领的草率实践，所缺的主要是疏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与起码尊重、疏于用科学的方法审视历史和本土文化的深层价值、疏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平台上挖掘中国原创的思想和改革实践、疏于在文化的多元表现中提取规律性、引领性的内涵。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已从重点关注经济和科技拓展到全方位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教育的发展，而在其中对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弘扬与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
面对整个书界都在“书法”的概念框架中实践与探讨问题，笔者明确地提出“书道”的概念，并加以探索，绝非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而是基于长时间的所感、所学、所悟。而我的这些不成熟的思想也得到了不少文化教育界朋友的支持与赞同，特别要感谢《中国教师》的主编和编辑，以及特约编辑朱珊，由于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得以挤出时间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为中国书界贡献了一点自己独到的思考和想法。我很清楚，复兴和弘扬中国的书道绝非一人之力就能完成，还需要整个书界、整个文化教育界都来关心和支持这样的探索与尝试。相信依靠众人的努力，中国的书道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将会更加充满色彩与活力，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福才）
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2 000至3 000年间，在任何史料中，虽未见殷周贞人（占卜者）的甲骨刻画有书道方面的意义，而在汉、晋以后，书道资源却日益丰富，尤其是楷体、行草的出现推进了世人书写的活动，对书写规律的探索与研究日益丰富并深入开展起来。在诸多书论者中，不乏学者、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军事家等具有自身学养的有识、有胆、有心之士。他们均有专论或相关看法，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美学、哲学、技法、感悟等多个层面，且多有超群不凡的见解，使探寻“书道”成为历久弥坚的主题。
进入到21世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重新认识和挖掘自己的文化，推进相关的研究、活动和产业发展，已成为重要的趋势。而在中国，由于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所以，在方兴未艾的事业发展中，需要找到能够承载千钧之力的最佳着力点。笔者认为，作为最重要、最丰富多彩的文化载体，中国的书道堪当此任，书道的复兴就应该是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机杼。
2009年中国的书道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明遗产名录，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在印象中用书道替代了京剧脸谱，将其作为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使全世界的人都能逐渐认识到，在中国有一种古老的文字及其附带的文化、技法、艺术等，依然可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继续发展、创新的空间。而对中国人自己而言，是局限在“书法”的层面，追求对古人效法的“似与不似”，还是深入探索中国“书道”的全貌，在美学、文化、技法、感受等方面继往开来，选择其发展思路也可谓重要的挑战。
由此可见，中国书道的复兴不只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挖掘其内在的规律与文化。书道的“复兴”不是简单地恢复模仿，而是经过提炼、总结、反思、感受和调整之后的探索与创新。对比日本、韩国在向中国书道方面学习的经验，他们都非常注重有自己的本土化感悟，经过学习、实践、研究和争论，日本、韩国不仅在其文字中依然保留了汉字，其书道（或书法、书艺）的现代价值依然受到重视。他们认为汉字与书道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提升生活品质、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渠道和方法，有着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早在六朝及隋唐时期，日韩等国的学者、僧人等就很重视中国书道的价值，并将书道引归本国，结合本国文字和其所用汉字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如日本的代表人物空海和尚即为当时第一，“有晋人风”，同时名人还有小野道风、行成卿、鱼养等。及至明清，不仅日韩商人争购当时书家董其昌等人的作品，杨守敬等人还亲自指导过日本学者研习中国书道。而在“兰亭”诸传本中，“高丽本”亦有其重要价值，赵孟頫的字帖印本在日本也存量较多。日本人改过的蔡襄字，中国书家都难辨真伪，难怪清初学者杨宾叹道：“外国人亦可畏哉。”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的存续都需要通过不断地“复兴”加以激活与弘扬，而一旦这种“复兴”不能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各自价值，其整体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以追求和谐、自然、蕴含文化和人类精神为最高境界，其在书道的探索中也最为典型。可见，挖掘和倡导复兴中国的书道，并非是出于狭隘的民族观点，而是要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一个鲜活的、延续不断的活体样本。可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首先要了解和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人的责任与使命所在。在西方近代，追寻古希腊、古罗马精神的文艺复兴，受惠者不仅仅是希腊和意大利，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从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重要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西方艺术、西方美学、西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材料学、表现技法和装饰方法等外来因素，都对中国书道的探索与实践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促进了现当代书道的发展，给予书界以往时代不能给予的重要影响与支持。但在“道”与“法”、与“艺”的融汇、创作与感受方面，西方的探索是难以直接借鉴的，必须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觉悟与实践。众所周知，日本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从古代学习中国，到近代“和魂洋才”，尤其在“书道” 方面，有自己本土化的探索和改造。但在2004年我访问日本，以及在此前后的相关考察中，我发现在现代快节奏生活的影响下，日本的书道也在衰落，也遇到了振兴和发展书道的种种困惑。可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曾经的辉煌都会不断遇到新的挑战，都必须在尊重传统、发现问题、认清挑战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创新与发展，否则，优势便会变成劣势，曾经的辉煌可能沦为悲哀。
显而易见，中国书道的复兴关键在于国民对书道的认识，在于对书道人才的培养。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传统是极为丰富和源远流长的。在历史上，各类人才的培养，首先要通过学习“礼（礼仪、法规、祭祀等规矩）、乐（具有陶冶作用的宫廷乐舞和淳朴真挚的民间音乐歌曲）、射（射箭等强身卫国的武艺）、御（骑马驾车等本领）、书（书写及文字表现能力）、数（计算规划能力）”等“六艺”的学习，为日后成才成圣奠定基础。继之，还须懂得“天人合一”、系统思考、探索方法、相反相成、因势利导、躬行实践、优势迁移、学思结合、问难质疑、标新立异、讲求意韵、和谐适度、终身学习等重要的人生哲理和思想方法。而学书如同做人、品书如同品人的传统也使书道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可见，中国的人才培养是以书道的培养为基础并贯穿人生的。尽管专业化的书道人才培养是晋唐以后的事，但其作用和价值始终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对“道”和“书道”的认识和感受均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基础。
在计算机网络时代，不少人担心在“无纸化”的现实和未来社会，书道将会逐渐消失，但近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带给今天人们的，不仅是快节奏的生活和信息爆炸，更是学习、检索的极大便利，使以往只有帝王将相可以临摹、欣赏的书道遗产也能使寻常百姓随意欣赏和学习。而因生活、工作效率的提高增加的休闲时间，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书道、修身养性、研习文化、提高素养、完善人格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和机会。
在此基础上，在全球信息一体化和多元文化共容、共赢的和谐发展环境与开放趋势中，中国的书道将更有条件发扬光大、汲古创新，并将用自己的历史为世界文明作出突出的和个性化的贡献。近年来，在继续挖掘传统资源、倡导宗法汉晋、追求意韵风骨、探索技法表现的同时，中国的书界也开始研究传统的遗产和借鉴国外的思想来加强书道探索，涌现出众多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书道的复兴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撑和思想资源。
在具体的表现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亦呈百花齐放的和谐势态：涉及甲古书法、钟鼎文书法、简牍书法、敦煌写经书法、少数字书法、现代书法、文人书法、硬笔书法、简化字书法、混体书法、叠加书法、实用书法、装饰性书法等作品，以及书画融合作品、现代刻字作品等，也层出不穷。在作品章法和装饰方面的探索异彩纷呈，运用了现代审美和先进技术作支撑，人们都试图通过探索新的书道表现形式来跳出传统窠臼的束缚。有书家编写各种形式的教材、文献，甚至在书写工具方面也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造；有的学者试图在晋韵、唐法、宋意之后，为当代书道寻求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概念；也有专家在汲取西方文论和美学概念的基础上，以论代史，几乎将书学变成“玄学”；以首都师范大学为代表的书法研究则将研究生的系统训练与理论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尽管书界对各方面的探索议论不一，但都不能否认这些研究与尝试的积极作用与借鉴价值。在中国书道发展的未来，虽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道不同”的差异，但多元兼容的襟怀和殊途同归的法则，确应是中国书界不容忽视的铁律。应允许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索中国书道的标准和规律，要为中国书道的复兴和多元发展提供更加开阔、和谐与充满活力的平台。
所谓的中国书道的复兴并非狭隘地从中国人的角度论述“书道”的原创权，而应在充分认识和挖掘中国书道传统的同时，将中国的书道体系梳理和建构起来，同时注意吸纳相关国家、相关文化的有益经验，营造更为适宜、宽容和具有博弈情趣的发展氛围和环境。
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也还需要普及与提高并举、理论和实践结合，既要注重雅俗共赏，明确大俗可能蕴涵大雅，大雅必定涵容大俗；也要意识到高雅毕竟有自己的内涵，能够发挥引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做“阳春巴人”“下里白雪”的探索和努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提升和创新的努力，推出具有时代特色的高雅作品，彰显中国传统书道的魅力与潜能。
当然，作为一个命题、想法提出来，仅是抛砖引玉，希望有同样想法和担当的书界朋友也一起来探索中国书道的问题与中国文化如何更好传承的问题。由此开始，通过对中国书道的研究与实践，很可能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典型的案例。相信这些探索不仅对中国有着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世界各国如何存续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文化的特色优势，也会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后记
早在我18岁准备当教师的时候，就有了关于“书法”和“书道”差异的强烈感受。记得那是在我的启蒙老师叶希豪的住所，我看到了多卷本的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几乎囊括了古今书道的绝大部分精品和相关内容，而在当时（1974年），在中国的书店里，除了《毛主席诗词》和鲁迅作品的书法作品外，根本买不到任何古代书家的字帖。
真正让我郁闷的还不是因为当时买不到字帖，因为字帖可以借来拓写复制，而是在于我初步感受到了在日本提倡“书道”和中国现实讲求“书法”之间的重要差距。尽管当时我对这种差距还说不清，还没有最基本的能力来作出判断，但这种感受积压在心中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心病。在此后的30年中，我一直关注这些差异，并在出访日本、研读书道经典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历史上对“书道”的探索是一以贯之、川流不息的长河。可见，对“书道”的实践和研究并非日本的专利，只是日本善于向别人学习和精于选择而已。
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不少是舍本求末、未能提纲挈领的草率实践，所缺的主要是疏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与起码尊重、疏于用科学的方法审视历史和本土文化的深层价值、疏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平台上挖掘中国原创的思想和改革实践、疏于在文化的多元表现中提取规律性、引领性的内涵。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已从重点关注经济和科技拓展到全方位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教育的发展，而在其中对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弘扬与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
面对整个书界都在“书法”的概念框架中实践与探讨问题，笔者明确地提出“书道”的概念，并加以探索，绝非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而是基于长时间的所感、所学、所悟。而我的这些不成熟的思想也得到了不少文化教育界朋友的支持与赞同，特别要感谢《中国教师》的主编和编辑，以及特约编辑朱珊，由于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得以挤出时间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为中国书界贡献了一点自己独到的思考和想法。我很清楚，复兴和弘扬中国的书道绝非一人之力就能完成，还需要整个书界、整个文化教育界都来关心和支持这样的探索与尝试。相信依靠众人的努力，中国的书道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将会更加充满色彩与活力，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