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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學习经历
1929年4月26日，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有一把剃头刀，会在赶场①的时候帮别人理发，其余时间在家里种庄稼。新中国成立后，我家被划为一般中农。因为家里很穷，粮食很少，只有几挑谷子。我母亲生了13胎，只活了六个，我是老二，也是读书最多的，除了我和老三，其他人都只读到小学。
我在彭家场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规模很小，条件也很差。刚开始的时候我贪玩，不喜欢读书，经常被罚“跪菩萨”②，渐渐地我就不想读了，打算在家里干活。但回家之后，父母给我的活儿很多很重，不完成的话就要挨打。因为做农活儿实在是太累，我就跟父母说要回去读书。从那以后我学习特别努力，成绩也慢慢上去了，父母很高兴。
1941年，我去永兴读广安县立初级中学，我的成绩还不错。那时候县立中学的师资也不错，有不少老师是抗战时期从东北的大学过来的。有个语文老师教得很好，对学生也关心，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语文比较感兴趣。初中毕业后，我又考上了县立中学的高中。高中的学费很贵，要收很多担谷子③。读了半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连谷子也交不起了，只好去读师范。那时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国家还管吃，住宿也免费。像我们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比较愿意读师范。
1945—1948年，我在广安县立师范学校①读书。学校在县城城区，在文昌宫和文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屋顶没有瓦片，墙壁也很残破。女生在好一点的教室上课，能挡点风雨;男生在靠外的教室上课，情况更糟，我们就用纸糊墙，勉强有点遮拦。当时相关的负责人给学校拨发的粮食质量不好，经常拨一些发霉的黑米，因此我们也把师范学校叫作“稀饭学校”。广安师范的师资还是很不错的，很多老师从东北那边的大学逃难过来，找不到合适的出路谋生，就在师范学校任教。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老师关心学生，学生也很体贴老师。
师范学校毕业前有两个星期的实习，实习地点由学校安排。实习期间，学校成立实习领导小组，包括校长、各科教师和班主任。小组会听学生上课，并在课后进行评课，实习学校的校长有时候也会来听课。有时候，还会把实习教师安排在学校礼堂上课，礼堂里有很多老师听课，这种大场面还是挺锻炼人的。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成绩还不错，试教试讲实习也比较好。我在广安市城厢三小实习，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也是师范学校的老师，他在我们这一届选了三个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厢三小任教，其中就有我。
二、初任小学教师
1948年，我正式毕业，留在城厢三小任教。我教一个班的语文和算术。当时有课时的要求，因为我课时不够，所以又教了两个班的体育。我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要批改作业，教学任务比较重。当时在三小，发工资有一种情况是“叫片（骗）”②，即使有时候找人领到了工资，也是一把烂纸渣渣。而且当时我们的工资教满一年才发，用篮子拎，拎回来一篮子烂纸。1948—1949年，物价上涨很快，一年的工资最后到手时，已经不值钱③了，只够换三盘黄糕粑粑④。
1949年，我的表兄在彭家场小学当校长，让我去他的学校当教导主任，我就去乡下待了几年。
三、小教联的复杂协调
1953年8月，广安县正式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以下简称“小教联”），我被派去做专职干部，主要负责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当时不尊重老师的风气比较严重，我需要按照小学教师的相关章程维护老师的正当利益。任职期间，永兴镇一位小学老师做了一身灰制服，乡上一个干部觉得灰制服只有国家公务人员才能穿，而小学老师不算，因此不准他穿，还把他的衣服没收了。在我的协调下，干部向老师道歉，把衣服还了回去。
1959年10月，小教联取消，基层组织纳入县教育工会，我就到了县教育工会。1958年，龙台小学原校长被抽调去做临时工作，领导就让我暂时接替这个位置。只做了半年，文教局又通知我回县城组建广安县文教局教学研究室。
四、在教研室的曲折经历
广安县文教局教研室是从我这里开始的，所以我对教研室很有感情。
关于教研室人员的组成，在组建教研室的时候我跟文教局提了一条：“往教研室调教研员一定要和我通气⑤，不要调一些攀关系进来的人，教研室的工作需要懂教学、有经验、能写文章的人，我只认本事，不认亲戚。”
当时，教研员的工作主要是教学研究、听评课，培训的方式是听优秀教师讲课，学习他们的经验，还有就是参加教学研究会，比如观摩省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在教研室的时候，我一到学校，就去听老师讲课，听了以后和老师交换意见，指出老师授课的优点和缺点，帮助他提高。我在点评的时候，往往包含善意，而不是直接进行批评，这样能让老师感觉到善意。我的记忆力相当不错，全广安县一千多名老师讲课的大概水平，我心里都有数。我也会依照情况考虑每一位老师的发展，好的老师就推荐他们提拔、深造，甚至有好几位老师被我推荐去上了大学，后来也留在大学工作;比较差的老师，就送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培训。教师进修学校是教育局负责的不脱产培训教师的机构，学校事先调整老师的课时，方便老师来进修，老师脱产学习几天或者一周，学习完了就回去。起初，广安的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负责这两块的是同样一批人，后来两个单位才分开。
教研室还负责发掘典型教师，推广经验，把他的经验总结起来写成文章，发表在教育刊物上或者变成教学经验集。发表成果不仅需要老师多思考，还要会写，所以需要教研室对老师进行指导，教老师怎么把这些经验转化成文字、写成文章。1958年、1959年的时候，一些学校照搬工农业生产上的具体做法，定指标、搞评比，老师和学生压力很大。1960年，县文教局向学校发通知，提出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把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相结合，教研室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总结教学经验的活动，我们把挑选出的经验材料印成小册子，取名《园丁花》，发行了两万多册。
我和叶春水曾在《四川日报》上共同发表了《提高教学质量不能急于求成》一文，报纸曾鼓励大家探讨这篇文章究竟是毒草还是鲜花，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四川日报》做了总结，认为这篇文章是鲜花，不是毒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教局有人旧事重提，说这篇文章是毒草，要批斗我。广安县教研室组织了一个针对我的批斗会，把我们的材料和这篇文章分给教研室的其他同事、文教局干部、学校教师、中小学校长，每人一份，让大家各自阅读，做好批斗我们的准备。当时，已经发了通知要在广安人民礼堂开批斗大会，也准备了批斗我们的发言稿。恰好，赶上南充地委开各县中学校长会议、文教局长会议、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有人提到我写的这篇文章究竟应不应该挨批斗。会议讨论认为，这篇文章是鲜花不是毒草，如果这篇文章被批了，教学就要乱套，教学质量就会出现问题从而败坏下去，所以不能批。由于这次会议，原定的批斗大会也就搁置了。 此外，我还被污蔑成“三青团员”①，因而入不了党，在工作上无法被提拔，也为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种了两年庄稼。尽管没有证据，但污蔑我的材料一直留在我的档案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把这部分材料从我档案里拿掉。劳改完成后，我去了党校做行政工作。没多久，1972年我重回教研室，但此时教研室的成员已经“大换血”。同年，我又被下放到龙安小学教书。
五、乡村教师的苦与乐
龙安小学位于广安县龙安乡，地处广安西部，东靠浓溪镇。龙安小学附设初中班，我从1972年开始教初中语文，教了十三年。
龙安小学的条件比较艰苦，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学校在山脊上，四面都是陡坡。房子很差，经常漏雨。没有水井，也没有自来水，要自己挑水吃饭。教师的待遇也很差，我和我爱人都是老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九十二块钱。我们两个人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我的父母、岳母和四个小孩，开销很大，所以生活压力很大。
在农村小学教书很辛苦，老师的社会工作多如牛毛，比如天气不好，晚上要下大雨，乡上就让老师去村里送通知“今天晚上有大雨，你们要去堵风洞①，不要让牛被冻死了”。校长对我也很刻薄，觉得我是在县上犯了错误才被下放的，所以总是给我使绊子、挑刺，還曾发动老师斗争我。
我在龙安教书的时候，和当地人的关系很好。除了我，学校还有几个老师比较优秀，教书教得很好，我们被并称为“四大金刚”，学生和家长都很认可我们。村民都知道我是龙安最好的语文老师，很敬重我，待我很好。我要上课，没有那么多时间种菜，都是村民往我家里拿菜。一次，我从山坡上摔下去，差点丢了命。我躺在医院里，校长不怎么关心我，但有村民来看我，甚至有不认识的村民听说我摔伤了，带着田七和酒到医院给我敷药、按摩，帮忙照顾我。因为和村民的关系好，我在这里教书也比较高兴。后来我离开龙安的时候，有很多人来送我、挽留我，让我别走。
六、在县志办工作
1986年，我调回了城里。因为我对教育领域比较熟悉，新中国成立前后都在教育界，所以被派到县志办参与《广安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一直到1989年退休。退休以后，我参与了广安烟草公司的烟草志编纂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帮乡里人修订了族谱。我始终认为教师是应该受人尊敬的，有了教师，人们受教育，社会才会进步。现在，我们更应该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和文化。
访谈后记
接受采访对耄耋之年的李老师而言并不轻松，但李老师极为热情耐心，分次完成了长达数小时的访谈。讲述起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李老师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从小教联到教研室再到乡村小学，李老师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为教师发声、维护教师尊严，以文章发声维护教学秩序，也扎根乡村教书育人。他始终热心教育事业，以坚韧面对动荡，以正直面对风霜，历经坎坷而初心依旧、屡遭毁谤仍矢志不移。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和文化是李老师历经坎坷后真切而深沉的感悟，也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吁。
李老师的人生历程背后，隐含着时代变化的脉络和地方发展的印记，从中可以看见新中国成立前师范学校的状况、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也能看到教研员和乡村教师的工作图景。
感谢李老师接受访谈，提供了丰富而具有独特价值的口述史资料;感谢李老师家人对访谈的支持和理解;感谢胡艳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详细批改，为我的访谈和写作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1929年4月26日，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有一把剃头刀，会在赶场①的时候帮别人理发，其余时间在家里种庄稼。新中国成立后，我家被划为一般中农。因为家里很穷，粮食很少，只有几挑谷子。我母亲生了13胎，只活了六个，我是老二，也是读书最多的，除了我和老三，其他人都只读到小学。
我在彭家场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规模很小，条件也很差。刚开始的时候我贪玩，不喜欢读书，经常被罚“跪菩萨”②，渐渐地我就不想读了，打算在家里干活。但回家之后，父母给我的活儿很多很重，不完成的话就要挨打。因为做农活儿实在是太累，我就跟父母说要回去读书。从那以后我学习特别努力，成绩也慢慢上去了，父母很高兴。
1941年，我去永兴读广安县立初级中学，我的成绩还不错。那时候县立中学的师资也不错，有不少老师是抗战时期从东北的大学过来的。有个语文老师教得很好，对学生也关心，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语文比较感兴趣。初中毕业后，我又考上了县立中学的高中。高中的学费很贵，要收很多担谷子③。读了半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连谷子也交不起了，只好去读师范。那时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国家还管吃，住宿也免费。像我们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比较愿意读师范。
1945—1948年，我在广安县立师范学校①读书。学校在县城城区，在文昌宫和文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屋顶没有瓦片，墙壁也很残破。女生在好一点的教室上课，能挡点风雨;男生在靠外的教室上课，情况更糟，我们就用纸糊墙，勉强有点遮拦。当时相关的负责人给学校拨发的粮食质量不好，经常拨一些发霉的黑米，因此我们也把师范学校叫作“稀饭学校”。广安师范的师资还是很不错的，很多老师从东北那边的大学逃难过来，找不到合适的出路谋生，就在师范学校任教。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老师关心学生，学生也很体贴老师。
师范学校毕业前有两个星期的实习，实习地点由学校安排。实习期间，学校成立实习领导小组，包括校长、各科教师和班主任。小组会听学生上课，并在课后进行评课，实习学校的校长有时候也会来听课。有时候，还会把实习教师安排在学校礼堂上课，礼堂里有很多老师听课，这种大场面还是挺锻炼人的。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成绩还不错，试教试讲实习也比较好。我在广安市城厢三小实习，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也是师范学校的老师，他在我们这一届选了三个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厢三小任教，其中就有我。
二、初任小学教师
1948年，我正式毕业，留在城厢三小任教。我教一个班的语文和算术。当时有课时的要求，因为我课时不够，所以又教了两个班的体育。我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要批改作业，教学任务比较重。当时在三小，发工资有一种情况是“叫片（骗）”②，即使有时候找人领到了工资，也是一把烂纸渣渣。而且当时我们的工资教满一年才发，用篮子拎，拎回来一篮子烂纸。1948—1949年，物价上涨很快，一年的工资最后到手时，已经不值钱③了，只够换三盘黄糕粑粑④。
1949年，我的表兄在彭家场小学当校长，让我去他的学校当教导主任，我就去乡下待了几年。
三、小教联的复杂协调
1953年8月，广安县正式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以下简称“小教联”），我被派去做专职干部，主要负责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当时不尊重老师的风气比较严重，我需要按照小学教师的相关章程维护老师的正当利益。任职期间，永兴镇一位小学老师做了一身灰制服，乡上一个干部觉得灰制服只有国家公务人员才能穿，而小学老师不算，因此不准他穿，还把他的衣服没收了。在我的协调下，干部向老师道歉，把衣服还了回去。
1959年10月，小教联取消，基层组织纳入县教育工会，我就到了县教育工会。1958年，龙台小学原校长被抽调去做临时工作，领导就让我暂时接替这个位置。只做了半年，文教局又通知我回县城组建广安县文教局教学研究室。
四、在教研室的曲折经历
广安县文教局教研室是从我这里开始的，所以我对教研室很有感情。
关于教研室人员的组成，在组建教研室的时候我跟文教局提了一条：“往教研室调教研员一定要和我通气⑤，不要调一些攀关系进来的人，教研室的工作需要懂教学、有经验、能写文章的人，我只认本事，不认亲戚。”
当时，教研员的工作主要是教学研究、听评课，培训的方式是听优秀教师讲课，学习他们的经验，还有就是参加教学研究会，比如观摩省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在教研室的时候，我一到学校，就去听老师讲课，听了以后和老师交换意见，指出老师授课的优点和缺点，帮助他提高。我在点评的时候，往往包含善意，而不是直接进行批评，这样能让老师感觉到善意。我的记忆力相当不错，全广安县一千多名老师讲课的大概水平，我心里都有数。我也会依照情况考虑每一位老师的发展，好的老师就推荐他们提拔、深造，甚至有好几位老师被我推荐去上了大学，后来也留在大学工作;比较差的老师，就送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培训。教师进修学校是教育局负责的不脱产培训教师的机构，学校事先调整老师的课时，方便老师来进修，老师脱产学习几天或者一周，学习完了就回去。起初，广安的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负责这两块的是同样一批人，后来两个单位才分开。
教研室还负责发掘典型教师，推广经验，把他的经验总结起来写成文章，发表在教育刊物上或者变成教学经验集。发表成果不仅需要老师多思考，还要会写，所以需要教研室对老师进行指导，教老师怎么把这些经验转化成文字、写成文章。1958年、1959年的时候，一些学校照搬工农业生产上的具体做法，定指标、搞评比，老师和学生压力很大。1960年，县文教局向学校发通知，提出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把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相结合，教研室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总结教学经验的活动，我们把挑选出的经验材料印成小册子，取名《园丁花》，发行了两万多册。
我和叶春水曾在《四川日报》上共同发表了《提高教学质量不能急于求成》一文，报纸曾鼓励大家探讨这篇文章究竟是毒草还是鲜花，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四川日报》做了总结，认为这篇文章是鲜花，不是毒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教局有人旧事重提，说这篇文章是毒草，要批斗我。广安县教研室组织了一个针对我的批斗会，把我们的材料和这篇文章分给教研室的其他同事、文教局干部、学校教师、中小学校长，每人一份，让大家各自阅读，做好批斗我们的准备。当时，已经发了通知要在广安人民礼堂开批斗大会，也准备了批斗我们的发言稿。恰好，赶上南充地委开各县中学校长会议、文教局长会议、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有人提到我写的这篇文章究竟应不应该挨批斗。会议讨论认为，这篇文章是鲜花不是毒草，如果这篇文章被批了，教学就要乱套，教学质量就会出现问题从而败坏下去，所以不能批。由于这次会议，原定的批斗大会也就搁置了。 此外，我还被污蔑成“三青团员”①，因而入不了党，在工作上无法被提拔，也为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种了两年庄稼。尽管没有证据，但污蔑我的材料一直留在我的档案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把这部分材料从我档案里拿掉。劳改完成后，我去了党校做行政工作。没多久，1972年我重回教研室，但此时教研室的成员已经“大换血”。同年，我又被下放到龙安小学教书。
五、乡村教师的苦与乐
龙安小学位于广安县龙安乡，地处广安西部，东靠浓溪镇。龙安小学附设初中班，我从1972年开始教初中语文，教了十三年。
龙安小学的条件比较艰苦，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学校在山脊上，四面都是陡坡。房子很差，经常漏雨。没有水井，也没有自来水，要自己挑水吃饭。教师的待遇也很差，我和我爱人都是老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九十二块钱。我们两个人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我的父母、岳母和四个小孩，开销很大，所以生活压力很大。
在农村小学教书很辛苦，老师的社会工作多如牛毛，比如天气不好，晚上要下大雨，乡上就让老师去村里送通知“今天晚上有大雨，你们要去堵风洞①，不要让牛被冻死了”。校长对我也很刻薄，觉得我是在县上犯了错误才被下放的，所以总是给我使绊子、挑刺，還曾发动老师斗争我。
我在龙安教书的时候，和当地人的关系很好。除了我，学校还有几个老师比较优秀，教书教得很好，我们被并称为“四大金刚”，学生和家长都很认可我们。村民都知道我是龙安最好的语文老师，很敬重我，待我很好。我要上课，没有那么多时间种菜，都是村民往我家里拿菜。一次，我从山坡上摔下去，差点丢了命。我躺在医院里，校长不怎么关心我，但有村民来看我，甚至有不认识的村民听说我摔伤了，带着田七和酒到医院给我敷药、按摩，帮忙照顾我。因为和村民的关系好，我在这里教书也比较高兴。后来我离开龙安的时候，有很多人来送我、挽留我，让我别走。
六、在县志办工作
1986年，我调回了城里。因为我对教育领域比较熟悉，新中国成立前后都在教育界，所以被派到县志办参与《广安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一直到1989年退休。退休以后，我参与了广安烟草公司的烟草志编纂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帮乡里人修订了族谱。我始终认为教师是应该受人尊敬的，有了教师，人们受教育，社会才会进步。现在，我们更应该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和文化。
访谈后记
接受采访对耄耋之年的李老师而言并不轻松，但李老师极为热情耐心，分次完成了长达数小时的访谈。讲述起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李老师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从小教联到教研室再到乡村小学，李老师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为教师发声、维护教师尊严，以文章发声维护教学秩序，也扎根乡村教书育人。他始终热心教育事业，以坚韧面对动荡，以正直面对风霜，历经坎坷而初心依旧、屡遭毁谤仍矢志不移。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和文化是李老师历经坎坷后真切而深沉的感悟，也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吁。
李老师的人生历程背后，隐含着时代变化的脉络和地方发展的印记，从中可以看见新中国成立前师范学校的状况、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也能看到教研员和乡村教师的工作图景。
感谢李老师接受访谈，提供了丰富而具有独特价值的口述史资料;感谢李老师家人对访谈的支持和理解;感谢胡艳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详细批改，为我的访谈和写作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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