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科举制度，至今仍在历史爱好者里“圈粉”：比起之前的唐朝，北宋的科举大门更向寒门敞开，平民子弟科场登第的概率大为增加，朝廷对科场舞弊的打击，也是更加零容忍。可其中毛病，从大宋开国起也常遭吐槽：北宋开国后的科举考试内容，主要以诗赋为主，为大宋选拔行政人才的科考，每届其实都考出一群诗人。
　　这样的后果有多严重？天下的学子们从此都埋头钻研诗歌学问，实际的行政能力几乎没有。范仲淹曾怒斥此事是“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修辞者不求大才”，每年招进来的就是一群书呆子。特别到了范仲淹生活的宋仁宗年间，大宋那低得吓人的行政效率，多得吓人却办不了几件事的“冗官”，外加那些文官瞎指挥导致被打惨的国防。就有这不公平考试方式的锅，
　　当然，自王安石变法起，认识到问题的大宋也总算开始改变，考试内容从“诗赋”变成了“策问”，也就是考核实际行政能力，包括农业、军事、财政、法律等。最初，这个改革也是立竿见影，许多卓越人才从此脱颖而出，助推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成果。但王安石去世后，大宋党争加剧，腐败更是疯狂滋生，一个恶习也从此蔓延：剽窃。
　　北宋科考的剽窃风，最初还只是“临时剽窃，篡首易尾”。发展到奇葩天子宋徽宗在位时，更是出现了极品景象：每次科考前，市面上都有“畅销书”《决科机要》，就是精编朝中名流们的闪光名言，考生们只要全书背熟，考试时信手拈来，胡乱拼凑一篇，就有高概率中榜。两宋奸臣黄潜善曾形容这样的场面：“偷情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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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坑爹的答题方式，宋王朝就真的不管？看看宋徽宗在位的那些年就知道，这位皇帝除了拼命玩艺术，就是拼命玩花石纲。朝中的各级要员也都是坑货扎堆，“剽窃成风”这等“小事”，自然也就懒得管。于是每次科考，大宋的考生们也就敞开了抄，倘若当时就有“查重”技术，北宋的考卷很可能惨不忍睹。
　　这种“惨不忍睹”的风气，也让大宋尝到了苦果。待到大宋联金灭辽破产，凶悍的金军压境，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各级“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慌了手脚。明明坐拥坚城，他们却连“求神兵下凡”这类昏招都想得出来，终于招来了靖康之耻——多年“学术不端”造成惨烈逆淘汰，挨打也就自然而然，
　　不过，比起明末科考，北宋这“剽窃至死”的场面堪称小巫见大巫。
　　相比宋朝年间，明王朝的科考管理更加严格，对科考舞弊的打击更加雷厉风行。每个考生参加考试，从开考到结束，都是严格到极致的搜查。以至于考生们留下了“三场辛苦磨成鬼”的哀叹。但发展到明末崇祯年间，大明一个新毛病也终于让一直靠谱的科举，变得从此不靠谱：党争。
　　自从万历年间起，明朝的党争就愈演愈烈，大小臣子拉帮结派，遇事就掐个不停。掐到崇祯年间那内外交困的年代里，“党争”的战场也越发扩大，直接占领了科考考场。
　　比如明末赫赫有名的“东林复社”团体，对于科考的“游戏规则”驾轻就熟。东林复社的元老钱谦益，早年科考时就有“加钱买状元”的“光辉历史”，但到崇祯年间，“花钱买”这种操作都已经过时。以《复社纪略》的自豪标榜，每次科举时，复社的“自己人”也遍布各级考官岗位，只要考生是复社学子，那就是“奖进门弟子亦不遣余力”，各种关照源源不断，甚至到了“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百分百上榜。
　　理论上说，能成为复社一员的都该是优秀精英，但实际上呢？
　　《复社记略》有记载：“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间”一一坑货其实很多。也就是说，明末的读书人不管多么刻苦努力，不如早早进复社，“站队”站到位。
　　如此“不看学问看站队”的操作，在当时的明末环境里，还被复社成员们大肆宣扬。内忧外患的崇祯当然也顾不得管。可到了殿试时，这种奇特操作还是常把崇祯雷倒。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亲自主持殿试，考试时突然更换了考题，这可把经过各种“操作”脱颖而出的“精英”们吓蒙了，毫无准备的他们临时起笔，各个考卷被写得乱七八糟，勉强能看的只有12份考卷，却也没一篇出彩，直把崇祯气得唉声叹气。
　　可饶是崇祯再叹气，这“学术不端”的毛病还是照样，每年选拔进来的“人才”，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崇祯上吊，北京沦陷后，如周钟这样由复社力捧的人才，更是拍拍屁股就叛变，留给后人无数叹息。
　　在晚明凄风苦雨的历史里，这样的“学术不端”，也许只是乍一看的小事，毁掉的却是这个曾经强大王朝的最后根基，其中教训，除了叹息，更有警醒。
　　编辑/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