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2018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定化,并规定于该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一章中,自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在全国推广施行。但是该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过于原则化,没有对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在程序和定罪量刑方面给予更细致的规定。基于这种情况,2019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条件、认定与把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司法机关的工作提供了指引。然而,一方面,因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时间不够长,在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才刚刚暴露出来,《指导意见》中对此并未规定或者规定不够全面;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也是案件定罪量刑的最终裁判者,对该制度的理解应更加透彻,对该制度的适用也应更加规范且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审判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进行探讨。本文从目前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现状出发,分析该制度在审判运用中适用困境以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从而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本文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约三万字。引言部分,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大致说明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论文研究内容的创新之处。正文第一部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介绍。首先阐述我国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要性及该制度的发展历程,再从“认罪”、“认罚”以及“从宽”三个方面对该制度在法院审理阶段如何把握进行探析。最后,因该制度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德国的刑事协商制度有相似之处,因此对辩诉交易制度、刑事协商制度进行简单介绍,并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对比。通过对比,一方面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以完善,另一方面经过对比可以得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基于我国司法现状提出来的,具有独特之处且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效率的必然选择。正文第二部分为分析法院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状,包括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配套的值班律师制度实施情况、认罪认罚案件服判息诉情况等几个方面。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展现法院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状,在分析论述过程中笔者加入了收集到的部分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的相关数据。正文第三部分提出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因该制度规定较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法官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审查不规范;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配套的值班律师制度不健全,权利保障不足导致值班律师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较小,有值班律师参与的案件占比仍有待提高;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专家学者及在一线办案的司法实践人员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具体形式观点不一;法院是否应将认罪认罚作为一个新的量刑情节仍无定论,法官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从宽处理时,对从宽的幅度现无明确标准,可能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通过分析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以期对制度进行完善,使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正文第四部分笔者基于第三部分中所述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其一,建议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审查坚持实质审查,并逐步建立“自愿性”审查机制。其二,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合理调配值班律师资源,保证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没有辩护律师的被告人都能获得值班律师的帮助;在审判阶段有效落实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及会见权,提升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参与度,避免值班律师制度成为形同虚设。其三,建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采用“确定刑为主,幅度刑为辅”的形式,既能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能够实现,也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尊重。其四,建议将“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量刑情节规定明确的量刑幅度,并根据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时间等因素对被告人进行“阶梯式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