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链接自其诞生至今十几年,关于其性质认定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前些年学界和司法界曾对如何确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定标准进行过较多讨论,但互联网行业商业模式的变化、产业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创新,导致一些全新的情况和问题的产生,自然又会诱发新的争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立法者为了增加法律的确定性,采用过度技术化的标准予以区分有关。一旦技术发生变化,原有微妙的利益平衡就可能被打破,规则适用的调整就不可避免。明确深度链接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判断,对审理互联网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第一部分由腾讯公司诉易联伟达公司案引出问题,对深度链接行为性质的争议作了梳理,并从深度链接行为界定意义入手,讨论了技术中立、利益平衡等价值取向在深度链接侵权案件中的适用。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行为范围,无论是学者还是司法实践,普遍认为首先应当通过判断行为是否提供作品,再辅以侵权判定标准来进行认定。但实践中,也有渠道服务亦或作品传播行为的声音存在,前者可以帮助设链者减轻或免于侵权责任,后者因其范围大于提供行为会扩大打击范围而在应用中受到不少阻力。文章第二部分对深度链接侵权中作品传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梳理,分别从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入手。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的伞形解决方案,各成员国应当对作品在信息网络传播中传播的相关权利提供与其相等或高于其标准的保护,并以各国国内法相衔接。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虽然采用《公约》第8条向公众提供权的定义,但权利本身控制的是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且提供行为已无法涵盖如今的商业模式及技术手段。《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免责条款,也暗含着对作品传播行为的规制意图。虽然也可以考虑对提供行为进行扩大解释,但技术日新月异,而立法应当具有稳定性和一定的超前性,并未一味追逐技术的脚步。文章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各方新的利益牵制格局,为寻求新的利益平衡,在前文价值取向、条约及立法分析的前提下,深度链接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为作品传播行为,并在操作性标准选择的问题上,提出了以服务器标准与实质呈现标准相结合的方式来判定深度链接侵权与否。首先若司法坚持单纯采用服务器标准,市场为了规避法律责任,会越来越多的采取不经过服务器就能传播作品的方式,就会导致信息网络传播权形同虚设。其次,为了财产性收益,现实中的商业模式和侵权情形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采用二种标准结合的判定的方式,可以避免不存在直接侵权情形下,设链者间接侵权无法成立进而无法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情形。最后,虽然将作品传播行为作为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行为,可能扩大了该权利规制范围,但也可以从过错认定、注意义务、甚至设置合理使用等角度,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处理体系,保护各方的财产收益不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