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日常活动,并且大幅提升了患上呼吸道等病症的概率。雾霾污染产生的源头较多,但是究其根本是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大量非清洁能源的消耗所导致的。在当下这一时期,我国工业集聚已具有一定规模,逐渐形成了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规模效应以及能源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共享效应,工业集聚通过这些路径都会有效地控制雾霾污染的形成,但是由于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往往容易产生拥塞效应和过度集聚效应,这将会增加工业废气的排放,从而加速雾霾污染的形成。因此,深度探索我国工业集聚和雾霾污染的内部传导机制将会有利于未来工业形成良好的集聚模式,还可以为我国以后的雾霾防治提供一些建议。本文首先在导论部分明确选题背景和意义,然后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通过计算我国各省市2000-2017年的区位熵指数来分析工业集聚水平,以雾霾浓度来衡量污染水平,使用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来考察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呈现正向空间相关关系,即污染有着“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布局。（2）通过选取经济水平、交通设施、人口等控制变量,使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工业集聚和雾霾污染之间的空间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当前我国工业集聚还主要由拥塞效应和过度集聚效应来加剧雾霾污染。另外,工业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当前阶段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会加剧雾霾污染,但是当工业集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水平提升将会抑制雾霾污染。（3）效应分解结果表明工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间接效应高于直接效应,这说明本省的雾霾浓度不仅受到当地工业集聚的加剧作用,更大程度上会受到周边省份工业集聚的影响。（4）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发现东中部地区工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间接效应较高,而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表明由于经济和工业集聚程度相比东中部来说并不高,我国西部地区雾霾浓度更多地受到本省工业集聚的影响,而周边省份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