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局”和“稳发展”已成为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形势的加剧,我国凭借价格优势快速释放的改革开放红利正逐步收敛,“低价高量”的出口模式即将面临淘汰。面对新考验需赋予新方法,才能稳中求胜。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的核心途径,追求“低价高质”才是新时期提高贸易竞争力,实现新一轮外贸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路径的研究并不少见,包括需求、供给、资本、政策、贸易自由化等多个视角,然而却相对忽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直接影响效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外包贸易发展实现了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利益分工模式,发展出口贸易必然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之中。全球价值链的促进效应无疑对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带来历史机遇。202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4.6万亿美元,占据14.7%的国际市场份额,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均跃居全球第一。然而,一方面,凭借要素成本优势的低端嵌入模式,势必会为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的发展带来隐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借此向中国输入先进生产设备和高质量关键零部件,导致我国本土企业产生外生技术依赖,遭遇价值链嵌入俘获效应,陷入“低端锁定”困局。全球价值链具有的“双刃剑”特征使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如何影响产品质量成为需要探讨的课题。生产环节的高度细化使企业同时嵌入出口和进口市场产业链条中,有限的文献虽也聚焦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企业参与产业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但忽略了企业嵌入出口和进口市场分工的差异性。鉴于此,本文以现有文献为支撑,以国际分工理论、网络嵌入理论为基础,基于贸易上游度视角,从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贸易上游度距离三个层面,对企业嵌入出口市场、进口市场和国内市场进行全面且兼具差异性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路径研究。具体的,将贸易上游度纳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框架内,并结合理论分析提出命题假设。同时本着研究的严谨性,应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对文章中提出的命题假设进行详细、严谨的定量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有:第一,通过描述性分析,对比其他国家,我国整体和制造业上游度水平较高,且具有继续沿链条向上移动的趋势。而整体上出口产品质量仍处于中下游位置,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亦呈现较大幅度曲折上升趋势。第二,贸易上游度显著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企业出口上游度提高通过劳动力和中间品投入规模效应、进口产品种类、产品质量以及产品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口上游度与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倒U型关系,主要通过进口产品种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效率,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贸易上游度距离亦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强度、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第三,企业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贸易上游度距离作用效用均具有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和技术类型的差异性。第四,基于上游度指数的行业数据特征,将微观数据加总为地区-行业层面中观数据,出口上游度和贸易上游度距离主要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促进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进口上游度对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表现出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