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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村不大，却有一间堂楼。
堂楼在我家隔壁。与我家格局一致。门口与我家呈一条直线，前面为二三米宽的廊道。廊道中间有一根圆木柱子，小孩恰能合围。它支撑着我家与堂楼二层外挑的楼板。在我稍微懂事时，我便借助它练习爬树，天天双手合抱，双脚像青蛙一样一曲一伸。原先只能爬一两步，到后来，爬到最上面，手能摸得到一楼顶部的方梁。
廊道内侧除大门外，便是木板隔成的板墙。与我家连接的板墙上面有一个广播方盒。广播方盒正面有圆形纱窗，纱布上印着一幅画：两人一个站一个半跪，举枪瞄准前方射击。每天，广播声音透过纱窗有规律地响起来，扰乱着小山村的平静和安逸。
偶尔，堂楼门口廊道上面的方梁也有不速之客来临。一对青背白腹的燕子叽叽喳喳，在此做好窝后，天天飞进飞出，养儿育女，给古朴的建筑增添一点生气和活力。
走进堂楼，宽敞明亮。除后面为泥墙之外，左右墙壁全为木板及圆木柱子。木板黄黑色，纹理弯弯曲曲似水流，条条清晰。顶部一条条粗大的方梁，承载着二楼的隔板，甚是气派。但在轩峻威严之中，不乏孩子的戏谑之作。几幅形似人头的简笔画，几个歪歪斜斜的粗俗文字，虽用木炭画成，却经久不灭。
堂楼最醒目的是两扇石磨。一扇靠门，较大，青白色，可用来磨米、玉米、麦子等，转起来沉重，一人推磨很吃力;靠里边的一扇较小，青黑色，比较轻便，但只用来磨豆腐。在西村没有碾米机器之前，天天有人来用大石磨，以致围绕大石磨的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黑土，光滑透亮。只要有人来，堂楼便热闹起来。见哪位大妈在推磨，小孩们会争先恐后地跑来帮忙。他们不像大人用胸部推磨，而是直着双手用力推那插在石磨的横木，弓着身子大踏步走。没走几圈，便大汗淋漓，坐在旁边的木凳上休息。
堂楼最里边是紧贴后墙的木楼梯。嗒嗒嗒走上去，便是二楼。踩在二楼的隔板上，伴着吱吱扭扭的声音，会有一丝轻微的震动。这种弹性的震动给人快感，孩子们会情不自禁地在搁板上跳起舞来。但楼上似乎少有放脚的地方，左右都堆放着许多稻草及杉木。小时候，我们可以待在上面半天，或爬进稻草堆捉迷藏，或坐在木头上猜谜语、讲故事。有时我们还会到二楼东边，搬来一条凳子，打开木窗，往外张望。近见门前池塘，波光粼粼，远眺远山如黛，白云悠悠，叽叽喳喳，指点江山。大人发现，便会惊慌失措，继而大声呵斥，命令我们下来，避免意外坠楼。
因与我家仅一板之隔，堂楼自然是我家使用最多的地方。我七岁那年，父亲那孑然一身的叔叔双目失明，从桐庐回来，到我家与我们共同生活。因我家房子狭小，再加上小爷爷生活不便，父亲便在堂楼最里面给他放一张老式木床，让他晚上睡在那儿。
小爷爷刚来的日子，我成了他的眼睛。每天一大早，我搀着小爷爷从堂楼走到我家。到了夜晚，又扶着他回到堂楼。后来，小爷爷熟悉了从我家到堂楼的路。每天，他能用长长的细竹竿探路，从堂楼到我家，又从我家到堂楼。小爷爷在堂楼睡了14年，一直到80多岁离开人世为止。这14年，堂楼充满着戾气和不幸。木床边上放着尿桶，老远就闻到一股臭气。小爷爷的肺不好，床边和地上不时有唾液和浓痰的痕迹。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小爷爷是否会在脑海浮现年轻时砍柴、烧炭、闯荡江湖的幕幕场景;对于年老残疾的悲凉处境，是否追忆过年轻时的快乐，怨恨过上天的不公：或许只有堂楼知道。
我长大成人后，父亲不再与我睡在一起。他在二楼靠堂楼的板壁开了一扇门，将小爷爷用过的床移到堂楼二楼，自己睡到了那里。因常年在外，他睡在堂楼的时间很少。但一年仅仅零几天，喜欢抽烟的他，临睡前总要抽一支或几支，抽的又是劣质烟，堂楼里的烟味经久不散。他又有气管炎，晚上总睡不安稳，咳嗽声不断从堂楼传出，让人听了，有扎心的痛。那年，在桐庐干活时，他突然生病，住进七里泷医院。心跳和血压都不好，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去看他时，他鼻子输氧，手臂上挂吊针。可他总认为自己没病，只是没力气而已。不愿住医院，更不想过像囚徒般手脚被捆住的生活。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后，他便死活要回家。到家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父亲精神状态不错，白天，他还能帮着一向少有恩爱的妻子干一些轻便的活，有时到堂楼，摆弄着木匠工具，做一些小玩意，晚上就睡在堂楼的楼上，伴着打架的老鼠，一阵阵风雨掠过瓦棱，他只能与堂楼对话，与先人对话了。
安逸的日子只过了一年，他又一次犯病。我带着未满三个月的儿子赶往家乡。父亲躺在躺椅上，神志清楚。门口是父亲的几个徒弟，正赶制着棺材。我将儿子放在他身边，让他见见从未见过的孙子。他微笑着，细眯着眼。晚上，父亲躺在堂楼上，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早上，我用背支撑着他坐起来，他对我说：“孩子不会生病吧？晚上哭得很厉害呀！”我说：“没有呀。他只在临睡前哭了一两声。” “那就好。”他说。
医生来了，说是先挂吊针，再决定是否到城里。他走上我家楼梯，从侧门跨到堂楼。见父亲床上很暗，就让我与姐夫将父亲抬到楼下。我忙先扶父亲坐在床沿，双手拉着父亲的手臂，姐夫则抬着父亲的脚，转过侧门一步一步下楼。还没到樓梯中间，父亲突然喊了起来，“哎哟”“哎哟”只两声，就叹了一口气，气息全无……母亲哭喊起来。邻居忙将父亲的遗体放在堂楼里面。他们卸下堂楼的门板，将它架在两条板凳上，当作父亲的灵床。香烟袅袅，哀乐阵阵，父亲的灵魂似乎从堂楼渐渐消逝。
没过五个月，相似的一幕又在堂楼出现。那天，我偕妻带儿踉跄回来。母亲已躺在堂楼，一张被病魔扭曲得不成样子的脸，一双似闭未闭的眼睛。我欲哭无泪。堂楼知道母亲从四岁来到这里后的每一个脚印：丈夫常年在外，家里万事压于一身，甚至怀孕与生小孩时也没有休息，以致其中三个孩子夭折。她修福修来了儿子，让儿子考上了大学……
自此以后，清明冬至，我都回去扫墓，也顺便瞻仰一下堂楼。
堂楼在我家隔壁。与我家格局一致。门口与我家呈一条直线，前面为二三米宽的廊道。廊道中间有一根圆木柱子，小孩恰能合围。它支撑着我家与堂楼二层外挑的楼板。在我稍微懂事时，我便借助它练习爬树，天天双手合抱，双脚像青蛙一样一曲一伸。原先只能爬一两步，到后来，爬到最上面，手能摸得到一楼顶部的方梁。
廊道内侧除大门外，便是木板隔成的板墙。与我家连接的板墙上面有一个广播方盒。广播方盒正面有圆形纱窗，纱布上印着一幅画：两人一个站一个半跪，举枪瞄准前方射击。每天，广播声音透过纱窗有规律地响起来，扰乱着小山村的平静和安逸。
偶尔，堂楼门口廊道上面的方梁也有不速之客来临。一对青背白腹的燕子叽叽喳喳，在此做好窝后，天天飞进飞出，养儿育女，给古朴的建筑增添一点生气和活力。
走进堂楼，宽敞明亮。除后面为泥墙之外，左右墙壁全为木板及圆木柱子。木板黄黑色，纹理弯弯曲曲似水流，条条清晰。顶部一条条粗大的方梁，承载着二楼的隔板，甚是气派。但在轩峻威严之中，不乏孩子的戏谑之作。几幅形似人头的简笔画，几个歪歪斜斜的粗俗文字，虽用木炭画成，却经久不灭。
堂楼最醒目的是两扇石磨。一扇靠门，较大，青白色，可用来磨米、玉米、麦子等，转起来沉重，一人推磨很吃力;靠里边的一扇较小，青黑色，比较轻便，但只用来磨豆腐。在西村没有碾米机器之前，天天有人来用大石磨，以致围绕大石磨的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黑土，光滑透亮。只要有人来，堂楼便热闹起来。见哪位大妈在推磨，小孩们会争先恐后地跑来帮忙。他们不像大人用胸部推磨，而是直着双手用力推那插在石磨的横木，弓着身子大踏步走。没走几圈，便大汗淋漓，坐在旁边的木凳上休息。
堂楼最里边是紧贴后墙的木楼梯。嗒嗒嗒走上去，便是二楼。踩在二楼的隔板上，伴着吱吱扭扭的声音，会有一丝轻微的震动。这种弹性的震动给人快感，孩子们会情不自禁地在搁板上跳起舞来。但楼上似乎少有放脚的地方，左右都堆放着许多稻草及杉木。小时候，我们可以待在上面半天，或爬进稻草堆捉迷藏，或坐在木头上猜谜语、讲故事。有时我们还会到二楼东边，搬来一条凳子，打开木窗，往外张望。近见门前池塘，波光粼粼，远眺远山如黛，白云悠悠，叽叽喳喳，指点江山。大人发现，便会惊慌失措，继而大声呵斥，命令我们下来，避免意外坠楼。
因与我家仅一板之隔，堂楼自然是我家使用最多的地方。我七岁那年，父亲那孑然一身的叔叔双目失明，从桐庐回来，到我家与我们共同生活。因我家房子狭小，再加上小爷爷生活不便，父亲便在堂楼最里面给他放一张老式木床，让他晚上睡在那儿。
小爷爷刚来的日子，我成了他的眼睛。每天一大早，我搀着小爷爷从堂楼走到我家。到了夜晚，又扶着他回到堂楼。后来，小爷爷熟悉了从我家到堂楼的路。每天，他能用长长的细竹竿探路，从堂楼到我家，又从我家到堂楼。小爷爷在堂楼睡了14年，一直到80多岁离开人世为止。这14年，堂楼充满着戾气和不幸。木床边上放着尿桶，老远就闻到一股臭气。小爷爷的肺不好，床边和地上不时有唾液和浓痰的痕迹。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小爷爷是否会在脑海浮现年轻时砍柴、烧炭、闯荡江湖的幕幕场景;对于年老残疾的悲凉处境，是否追忆过年轻时的快乐，怨恨过上天的不公：或许只有堂楼知道。
我长大成人后，父亲不再与我睡在一起。他在二楼靠堂楼的板壁开了一扇门，将小爷爷用过的床移到堂楼二楼，自己睡到了那里。因常年在外，他睡在堂楼的时间很少。但一年仅仅零几天，喜欢抽烟的他，临睡前总要抽一支或几支，抽的又是劣质烟，堂楼里的烟味经久不散。他又有气管炎，晚上总睡不安稳，咳嗽声不断从堂楼传出，让人听了，有扎心的痛。那年，在桐庐干活时，他突然生病，住进七里泷医院。心跳和血压都不好，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去看他时，他鼻子输氧，手臂上挂吊针。可他总认为自己没病，只是没力气而已。不愿住医院，更不想过像囚徒般手脚被捆住的生活。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后，他便死活要回家。到家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父亲精神状态不错，白天，他还能帮着一向少有恩爱的妻子干一些轻便的活，有时到堂楼，摆弄着木匠工具，做一些小玩意，晚上就睡在堂楼的楼上，伴着打架的老鼠，一阵阵风雨掠过瓦棱，他只能与堂楼对话，与先人对话了。
安逸的日子只过了一年，他又一次犯病。我带着未满三个月的儿子赶往家乡。父亲躺在躺椅上，神志清楚。门口是父亲的几个徒弟，正赶制着棺材。我将儿子放在他身边，让他见见从未见过的孙子。他微笑着，细眯着眼。晚上，父亲躺在堂楼上，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早上，我用背支撑着他坐起来，他对我说：“孩子不会生病吧？晚上哭得很厉害呀！”我说：“没有呀。他只在临睡前哭了一两声。” “那就好。”他说。
医生来了，说是先挂吊针，再决定是否到城里。他走上我家楼梯，从侧门跨到堂楼。见父亲床上很暗，就让我与姐夫将父亲抬到楼下。我忙先扶父亲坐在床沿，双手拉着父亲的手臂，姐夫则抬着父亲的脚，转过侧门一步一步下楼。还没到樓梯中间，父亲突然喊了起来，“哎哟”“哎哟”只两声，就叹了一口气，气息全无……母亲哭喊起来。邻居忙将父亲的遗体放在堂楼里面。他们卸下堂楼的门板，将它架在两条板凳上，当作父亲的灵床。香烟袅袅，哀乐阵阵，父亲的灵魂似乎从堂楼渐渐消逝。
没过五个月，相似的一幕又在堂楼出现。那天，我偕妻带儿踉跄回来。母亲已躺在堂楼，一张被病魔扭曲得不成样子的脸，一双似闭未闭的眼睛。我欲哭无泪。堂楼知道母亲从四岁来到这里后的每一个脚印：丈夫常年在外，家里万事压于一身，甚至怀孕与生小孩时也没有休息，以致其中三个孩子夭折。她修福修来了儿子，让儿子考上了大学……
自此以后，清明冬至，我都回去扫墓，也顺便瞻仰一下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