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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出发，引发了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身份角色的思考，详细地阐述了翻译界关于译者身份主导观点的变化，由“译者隐形论”到“译者显形论”，尽管这两种论断都有各自的理论基礎和目的，但却都有其片面性，因此本文提出了译者角色“无形可见”的新视角、新思考。
【关键词】韦努蒂 译者角色 隐形 显形 无形可见
在翻译这一复杂、繁复的过程中，许多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纵观所有因素，译者无疑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他们对于源语言译著原文的理解、解读以及对目的语的表达过程中有着绝对的操纵作用。然而在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提出之前，归化翻译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译者被要求“隐形”也就是“透明的存在”，“译者的隐形”就是要译文看不见译者的存在，读者像在读原文一样。然而，在归化翻译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主张异化翻译理论的学者大胆发声。这张运动以法国的安托尼·贝尔曼，美国的劳伦斯·韦努蒂和菲利普·刘易斯为代表，其中尤其以美国的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影响最大。本文在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启发下，深入思考，探讨译者在传统译论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的角色，提出了译者角色“无形可见” 的新思考。
一、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概述
“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其名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来的。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发。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韦努蒂就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语文化，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叛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韦努蒂进一步地指出，异化翻译策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重构，有利于构造以异化为基础的文化身份。
当然，异化翻译策略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他认为异化翻译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单纯的逐字对应或在译文中保留外语词，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很有效”。他认为“对‘异化翻译’不能简单地定义，只有把译文与生成译文的文化话语联系起来，只有把特定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与价值取向联系起来，才能对这一概念作明确的定义。” 异化翻译旨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的话语感受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
二、译者身份由“隐形”到“显形”
1.传统译论下“译者隐形论”及其局限性。传统译论着力于探讨语言层面的问题，关注的是理想的译者该怎么做，完美的译文应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并以“原作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等来严格要求译者，尽力消除译者在语言及文化转换方面的操作痕迹，忠实完整地传达原作所有信息。译者长期处于“仆人”的地位，服务于作者与读者这两个主人被普遍视为其天职，译者的“隐身”和译作“透明”自然成为必然。译文要做到“忠实”和“对等”。“忠实”这一准则也从某种角度助长了传统译论忽略译者主体性的倾向。在这种作者——— 源语中心论的传统的“隐形”说里，“忠实”和“对等”原则被奉为至上真理，作者被神秘话和神圣话。“隐形”说忽视了译者的创造性、能动性和主体性。
2.“译者显形论”及其不足之处。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译者的地位也慢慢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人们开始正视译者主体和译者的地位，译者角色受到重视并得到彰显。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美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所著的《译者的隐身》。根据他的观点：归化翻译法强调的流畅和通顺，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译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把作者带到国内来，这是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而异化翻译则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注入目的语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他呼吁译者要进行“抵抗”翻译，采用不流畅的翻译，抗击“强势翻译”和“文化霸权”。“译者可以选择异化策略，通过改译、增删等手段使自我的主体意识体现出来。现以诗歌翻译为例。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操纵译文，译者引进了差异，使其得以显形。” “显形”说有着相应的社会、历史渊源。译者以“征服者”身份来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译者是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翻译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然而“译者显形论”代表人物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如下：
第一，异化翻译理论自身的缺陷：韦努蒂关于异化翻译的策略适用于英美等强国，不适用于经济和文化地位处于弱势的国家。因为弱小国家如果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势必导致文化独立和文化地位的进一步瓦解；第二，忽略了读者的阅读目的和需求：韦努蒂注重的是译者的地位和文化政治影响下的翻译活动，却忽略了读者的真正需求。作品中有不和谐的成分会使读者觉得刺耳，影响阅读兴趣。读者的阅读目的就是娱乐和获知信息；第三，异化翻译在翻译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尽管异化翻译对于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往往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描述方式，而这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构成了“文化缺省”。
三、译者的“无形可见”
“译者隐形论”和“译者显形论”这两种说法都能自成其说，也都有其立足于翻译界的理论支持，但都不可避免地显出片面性。“隐形说”过于压抑译者的主观创造性，而“显形说”则过于注重译者对原文的干预。因此一种相对客观并且中和的观点应运而生——“译者的无形可见”。一下将从译者的“无形”和“可见”两个方面对这一新的概念做进一步阐释。 1.译者的“无形”。“译者的无形”指得是译者既不是刻意得隐藏自己，也不是有意的显现自己，而是尽可能的自然而然得展示原作的风采，忠实尽责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无形”并不完全等同于以往所说的“隐形”。首先它不是自我隐藏的问题，而应是自然而然的无形问题。忠实于原作者，和原文等同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它永远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译者要译出有形的原作，而让自己变得无形。在尊重、忠实于原作者，在进行有限度的再创作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无形的。译者不能因为自己的存在挡住了读者的视线。译者应该让自己变得无形，而让读者看见有形的原作与原作者，让译者自己去品味、去欣赏原汁原味的原文。译者是连接读者与原文之间的无形的桥，他是无形的，但绝对是存在的。
2.译者的“可见”。
（1）译者“可见性”的理论支持。译者的“可见性”就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有：
1）霍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把翻译看做是由目的所驱动、以结果为中心的交际活动。这个理论关注翻译的过程，把翻译过程看做是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翻译并不是简单地翻译词、句或是文本，而是引导潜在的合作，跨越文化障碍，促进功能性的交际。他还指出语际翻译是原语文本出发的一种翻译行为，是一个交际的过程，牵涉一系列的角色和参与者。” 翻译行为十分注重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功能性的交际文本。这就意味着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文本应该取决于该形式和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是否“功能上合适”，而不单是复制原文本的各种特征；而什么是“功能上合适”应该由译者定夺。因为他在翻译行为方面是专家。
2）汉斯·维米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目的论关注的是原文为基础的翻译行为，这一行为需要经过协商及实行，并兼备目的和结果。目的论首要关注的是译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需要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策略，才能产生功能上可满足需要的结果，这项结果就是译文。因此，在目的论中，为什么要翻译原文，以及目的文本的功能是什么，是译者必须要知道的。该理论的基本“规则”可以总结如下：①译文由其目的决定；②译文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中传达信息，该信息与原文化和语言中传达的信息有关；③译文必须内部连贯；④译文必须与原文连贯。其中，规则2将原文和译文与它们在各自语言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联系起来；译者再一次成为跨文化传播和译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加者。这一理论更加注重译文的目的性，也更加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
（2）译者“可见性”的进一步阐释。虽然译本复写着原作者的内容和思想，但由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绝对的客观的必然存在，使得译本出现千人千面的状况。而且，读者总能或多或少得从译本里读出属于译者的东西。另外，译者给原作带来了更多的读者，使原作再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译者是无形可见的。不管译者持怎样的翻译观，不管译者是有意隐形还是追求显形，他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中一直存在着。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形象”一样，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浅不同的过程。译者在译作里“无形可见”得演绎着自己。翻译作品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且也是对主体的一种“反映”。
四、结语
基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中提出的译者的“隐形”这一概念，引发的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思考，進一步阐述了传统译论下的“译者隐形论”和在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激发下的“译者显形论”。一直以来，国内外对于译者主体的研究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说法，“隐形”“显形”说是其中最盛行的两种。这两种说法都能自成其说，但都不可避免地显出片面性。“隐形说”过于压抑译者的主观创造性，而“显形说”则过于注重译者对原文的干预。“无形可见”对译者的身份与作用作了客观的表述。在译作里，译者应该是无形的，因为它必须全面反映原作的内容与思想；但不管怎样，译者是可见的，因为翻译是因人而异的主观能动的再创造过程。译者和原作者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他们拥有同样的地位与作用。
参考文献：
[1]杰里米·芒迪.李德凤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李青.译者隐形到译者显形——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J].科技信息，2011：151-152.
[3]王达金，王辉.从科技翻译的特点看译者的隐形与再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8-130.
[4]李铮，杨贤玉.论译者的“隐形”和“显形”[J].邢台学院学报，2011：70-72.
[5]吴丽兰.试论译者的“隐形”和主体性[J].安徽文学，2014：31-32.
[6]魏泓.谈谈译者的“无形可见”[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5-119.
[7]耿强.性别译者主体性与身份建构[J].宜春学院院报，2004：89-93.
【关键词】韦努蒂 译者角色 隐形 显形 无形可见
在翻译这一复杂、繁复的过程中，许多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纵观所有因素，译者无疑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他们对于源语言译著原文的理解、解读以及对目的语的表达过程中有着绝对的操纵作用。然而在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提出之前，归化翻译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译者被要求“隐形”也就是“透明的存在”，“译者的隐形”就是要译文看不见译者的存在，读者像在读原文一样。然而，在归化翻译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主张异化翻译理论的学者大胆发声。这张运动以法国的安托尼·贝尔曼，美国的劳伦斯·韦努蒂和菲利普·刘易斯为代表，其中尤其以美国的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影响最大。本文在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启发下，深入思考，探讨译者在传统译论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的角色，提出了译者角色“无形可见” 的新思考。
一、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概述
“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其名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来的。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发。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韦努蒂就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语文化，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叛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韦努蒂进一步地指出，异化翻译策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重构，有利于构造以异化为基础的文化身份。
当然，异化翻译策略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他认为异化翻译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单纯的逐字对应或在译文中保留外语词，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很有效”。他认为“对‘异化翻译’不能简单地定义，只有把译文与生成译文的文化话语联系起来，只有把特定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与价值取向联系起来，才能对这一概念作明确的定义。” 异化翻译旨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的话语感受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
二、译者身份由“隐形”到“显形”
1.传统译论下“译者隐形论”及其局限性。传统译论着力于探讨语言层面的问题，关注的是理想的译者该怎么做，完美的译文应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并以“原作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等来严格要求译者，尽力消除译者在语言及文化转换方面的操作痕迹，忠实完整地传达原作所有信息。译者长期处于“仆人”的地位，服务于作者与读者这两个主人被普遍视为其天职，译者的“隐身”和译作“透明”自然成为必然。译文要做到“忠实”和“对等”。“忠实”这一准则也从某种角度助长了传统译论忽略译者主体性的倾向。在这种作者——— 源语中心论的传统的“隐形”说里，“忠实”和“对等”原则被奉为至上真理，作者被神秘话和神圣话。“隐形”说忽视了译者的创造性、能动性和主体性。
2.“译者显形论”及其不足之处。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译者的地位也慢慢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人们开始正视译者主体和译者的地位，译者角色受到重视并得到彰显。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美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所著的《译者的隐身》。根据他的观点：归化翻译法强调的流畅和通顺，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译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把作者带到国内来，这是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而异化翻译则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注入目的语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他呼吁译者要进行“抵抗”翻译，采用不流畅的翻译，抗击“强势翻译”和“文化霸权”。“译者可以选择异化策略，通过改译、增删等手段使自我的主体意识体现出来。现以诗歌翻译为例。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操纵译文，译者引进了差异，使其得以显形。” “显形”说有着相应的社会、历史渊源。译者以“征服者”身份来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译者是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翻译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然而“译者显形论”代表人物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如下：
第一，异化翻译理论自身的缺陷：韦努蒂关于异化翻译的策略适用于英美等强国，不适用于经济和文化地位处于弱势的国家。因为弱小国家如果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势必导致文化独立和文化地位的进一步瓦解；第二，忽略了读者的阅读目的和需求：韦努蒂注重的是译者的地位和文化政治影响下的翻译活动，却忽略了读者的真正需求。作品中有不和谐的成分会使读者觉得刺耳，影响阅读兴趣。读者的阅读目的就是娱乐和获知信息；第三，异化翻译在翻译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尽管异化翻译对于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往往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描述方式，而这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构成了“文化缺省”。
三、译者的“无形可见”
“译者隐形论”和“译者显形论”这两种说法都能自成其说，也都有其立足于翻译界的理论支持，但都不可避免地显出片面性。“隐形说”过于压抑译者的主观创造性，而“显形说”则过于注重译者对原文的干预。因此一种相对客观并且中和的观点应运而生——“译者的无形可见”。一下将从译者的“无形”和“可见”两个方面对这一新的概念做进一步阐释。 1.译者的“无形”。“译者的无形”指得是译者既不是刻意得隐藏自己，也不是有意的显现自己，而是尽可能的自然而然得展示原作的风采，忠实尽责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无形”并不完全等同于以往所说的“隐形”。首先它不是自我隐藏的问题，而应是自然而然的无形问题。忠实于原作者，和原文等同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它永远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译者要译出有形的原作，而让自己变得无形。在尊重、忠实于原作者，在进行有限度的再创作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无形的。译者不能因为自己的存在挡住了读者的视线。译者应该让自己变得无形，而让读者看见有形的原作与原作者，让译者自己去品味、去欣赏原汁原味的原文。译者是连接读者与原文之间的无形的桥，他是无形的，但绝对是存在的。
2.译者的“可见”。
（1）译者“可见性”的理论支持。译者的“可见性”就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有：
1）霍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把翻译看做是由目的所驱动、以结果为中心的交际活动。这个理论关注翻译的过程，把翻译过程看做是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翻译并不是简单地翻译词、句或是文本，而是引导潜在的合作，跨越文化障碍，促进功能性的交际。他还指出语际翻译是原语文本出发的一种翻译行为，是一个交际的过程，牵涉一系列的角色和参与者。” 翻译行为十分注重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功能性的交际文本。这就意味着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文本应该取决于该形式和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是否“功能上合适”，而不单是复制原文本的各种特征；而什么是“功能上合适”应该由译者定夺。因为他在翻译行为方面是专家。
2）汉斯·维米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目的论关注的是原文为基础的翻译行为，这一行为需要经过协商及实行，并兼备目的和结果。目的论首要关注的是译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需要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策略，才能产生功能上可满足需要的结果，这项结果就是译文。因此，在目的论中，为什么要翻译原文，以及目的文本的功能是什么，是译者必须要知道的。该理论的基本“规则”可以总结如下：①译文由其目的决定；②译文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中传达信息，该信息与原文化和语言中传达的信息有关；③译文必须内部连贯；④译文必须与原文连贯。其中，规则2将原文和译文与它们在各自语言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联系起来；译者再一次成为跨文化传播和译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加者。这一理论更加注重译文的目的性，也更加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
（2）译者“可见性”的进一步阐释。虽然译本复写着原作者的内容和思想，但由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绝对的客观的必然存在，使得译本出现千人千面的状况。而且，读者总能或多或少得从译本里读出属于译者的东西。另外，译者给原作带来了更多的读者，使原作再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译者是无形可见的。不管译者持怎样的翻译观，不管译者是有意隐形还是追求显形，他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中一直存在着。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形象”一样，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浅不同的过程。译者在译作里“无形可见”得演绎着自己。翻译作品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且也是对主体的一种“反映”。
四、结语
基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中提出的译者的“隐形”这一概念，引发的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思考，進一步阐述了传统译论下的“译者隐形论”和在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激发下的“译者显形论”。一直以来，国内外对于译者主体的研究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说法，“隐形”“显形”说是其中最盛行的两种。这两种说法都能自成其说，但都不可避免地显出片面性。“隐形说”过于压抑译者的主观创造性，而“显形说”则过于注重译者对原文的干预。“无形可见”对译者的身份与作用作了客观的表述。在译作里，译者应该是无形的，因为它必须全面反映原作的内容与思想；但不管怎样，译者是可见的，因为翻译是因人而异的主观能动的再创造过程。译者和原作者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他们拥有同样的地位与作用。
参考文献：
[1]杰里米·芒迪.李德凤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李青.译者隐形到译者显形——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J].科技信息，2011：151-152.
[3]王达金，王辉.从科技翻译的特点看译者的隐形与再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8-130.
[4]李铮，杨贤玉.论译者的“隐形”和“显形”[J].邢台学院学报，2011：70-72.
[5]吴丽兰.试论译者的“隐形”和主体性[J].安徽文学，2014：31-32.
[6]魏泓.谈谈译者的“无形可见”[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5-119.
[7]耿强.性别译者主体性与身份建构[J].宜春学院院报，2004：8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