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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蜀地区出土球形敦的行用时间自战国早中期之际至战国晚期，球形敦在巴蜀地区铜容器的组合中处于核心地位。巴蜀地区的球形敦来源于楚而消亡于秦，揭示了在地理大环境下，巴蜀地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中原王朝的强弱。
关键词：巴蜀地区;球形敦;历史发展道路
球形敦俗称“西瓜敦”或“标准敦”，是青铜敦的一种类别。目前学术界多认为，青铜敦是春秋中期由簋派生而来、继簋之后的又一粢盛器的主流①。关于青铜敦最全面系统的研究当推谷朝旭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敦卷》②，该著对巴蜀地区青铜敦的来源、组合及在组合中的地位做了一定的论述。王有鹏的《成都地区楚式敦的出土及开明氏蜀族源试探》③一文，对成都地区出土的球形敦进行了初步梳理，并论证了开明氏的族源是与楚同祖的同姓国—“夔子巴”族团，以此来解释成都地区楚文化因素浓烈现象的缘由。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巴蜀地区出土球形敦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并结合其来源与消亡简要谈谈巴蜀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
1 形制与年代
巴蜀地区出土球形敦的单位和地点有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④、成都金沙巷M2⑤、什邡城关M74⑥、荥经同心村M1⑦、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⑧、绵竹清道公社M1⑨、茂县牟托村K2⑩、峨眉符溪乡墓、成都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等，共出土球形敦12件，其中成都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出土的1件无法复原。11件球形敦的共同特征为盖腹对称，扣合而成，平口，盖腹近口沿处各有两个对称的环耳。根据足与纽的形态，可分二型。
A型：2件。蹄足，兽形纽。根据器身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1件。器身扣合呈圆球形。标本：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2，盖沿饰两个长方形边卡，通体素面。通高24.6厘米，口径17.8厘米。时代为战国早中期之际（图1，1）。
Ⅱ式：1件。器身扣合呈扁圆形。标本：成都金沙巷M2∶14，盖沿饰兽首形边卡;盖顶饰涡纹，纽饰卷云纹和圆圈纹，足跟饰兽面。通高22.0厘米，口径19.6厘米。时代为战国晚期（图1，2）。
演变趋势：器身由圆球形变为扁圆形。
B型：9件。兽形足，兽形纽。根据器身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2件。器身扣合呈扁圆形。标本：荥经同心村M1∶6，盖沿与口沿各饰三个三角形边卡;足与纽饰卷云纹、三角纹和圆点纹。通高22.6厘米，口径17.7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前段（图1，3）。
Ⅱ式：7件。器身扣合呈圆球形。标本1：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无号，足与纽饰卷云纹。通高24.0厘米，口径19.0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前段（图1，4）。标本2：绵竹清道公社M1∶149，盖沿饰两个兽首形边卡;盖腹近口沿处各饰两周蟠虺纹，足与纽饰卷云纹和圆点纹。通高27.0厘米，口径不明。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图1，5）。
演变趋势：器身由扁圆形变为圆球形。
巴蜀地区各时段球形敦统计表如表1所示。战国早中期之际，仅有AⅠ式1件;战国中期前段，AⅠ式消失，B型两式共存，共4件;战国中期后段，BⅠ式消失，BⅡ式有5件;到了戰国晚期，BⅡ式消失，仅AⅡ式1件。可以看出，战国中期是巴蜀地区球形敦的繁荣期，战国晚期仅剩1件，几近消失。
2 球形敦在铜容器组合中的地位
谷朝旭考察了巴蜀地区青铜敦在墓葬中的组合关系后得出结论：在小型墓中，不见与敦搭配的鼎，同时敦还承担着鼎的炊煮和盛放肉食的功用;在大型墓中，敦的地位不高，处于陪器的地位。笔者仔细审视了12件球形敦的出土情况，深感此结论有待商榷。荥经同心村M1与峨眉符溪乡墓破坏严重，组合已不完整，不做讨论。下面就组合完整的单位从球形敦的数量、组合、功用与出土位置等方面进行论述。
2.1 战国早中期之际
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球形敦1、鍪1。墓葬被破坏，器物被民工取出，位置不明，但器物未有丢失，组合还算完整。球形敦出土时里面盛放有兽骨。该墓没有出土鼎，却有1件盛放兽骨的敦，说明该墓在器物组合与功用上是用敦代替鼎，这恰恰表明敦的地位较高。
2.2 战国中期前段
什邡城关M74：球形敦1。该墓连巴蜀地区特有的鍪都未出土，仅出土了1件球形敦，表明球形敦是不可或缺的。
成都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鼎3、球形敦1、壶1、釜1、豆1、盒2。出土单位不明确，但组合完整。球形敦虽无法修复，但共存器物具有较为强烈的楚文化因素，故据此判断，年代应为战国中期前段。在战国中期楚文化区的墓葬中，“鼎、敦、壶”为基本组合。工业学校出土的这批器物，既具有较强的楚文化因素，也具备“鼎、敦、壶”的基本组合，说明在该批器物中，这件球形敦与楚文化区的敦一样，在组合中处于核心地位。
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鼎5、甗2、甑2、球形敦2、豆2、豆形器5、釜5、鍪5、壶10、罍5、缶2、盘2、匜2、鉴2、三足盘形器5。器物全部出自腰坑，组合完整，皆为5件一组或2件一组（其中壶分二式，每式5件）。简报推测，墓主为开明九世至开明十一世的某位蜀王。出土器物大部分具有楚文化因素和中原地区文化因素，且炊煮器、盛食器、酒器、水器一应俱全，敦数量虽不多，但在盛食器中仍是主要器类。
2.3 战国中期后段
绵竹清道公社M1：鼎4、球形敦3、壶4、釜甑1、釜1、豆2、鍪1、罍1、盒5。出土器物大部分也具有楚文化因素和中原地区文化因素，该墓出土的球形敦最多，核心组合也是“鼎、敦、壶”，表明敦的地位并不低。
茂县牟托村K2：球形敦1、盏式敦3。此次发掘了一座石棺墓和三个陪葬坑，K1是石棺墓的陪葬坑;K2距石棺墓还有一定的距离，简报推测为另一座墓的陪葬坑，主墓尚未找到;K3距K2很近，地势低且浅，仅出土鼎、罍各1件，器物周围皆为山体表土，简报判断不是单独的陪葬坑，可能为K2上部所埋器物因长年雨水冲刷滚落于此。如果推测不误，则表明K2与K3所出器物均属于另一座墓的同一个陪葬坑，组合就成了“鼎1、敦4、罍1”，可以看出，这个组合是用罍代替了壶。这些器物也具有浓厚的楚文化因素，表明敦在组合中处于核心地位。 2.4 战国晚期
成都金沙巷M2：鼎1、球形敦1、壶1、盘1、鍪2、豆1。鼎、敦、壶、盘等大件器物放置于人骨脚端，鍪和豆等小件生活用器放置于人骨头端。从放置位置来看，鼎、敦、壶仍为核心组合。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巴蜀地区，不论是小型墓还是大型墓，球形敦自始至终在铜容器的组合中都处于核心地位。
3 来源与消亡
3.1 来源
巴蜀地区出土的A型球形敦，最早的是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时代为战国早中期之际。这种形制的球形敦起源于襄樊地区，如襄阳山湾M22∶2，器身呈扁圆形，时代在春秋晚期前段。到春秋晚期后段，器身开始向圆球形方向发展，如当阳杨家山M6∶2。巴蜀地区出土的B型球形敦，最早的是荥经同心村M1∶6和新都木椁墓出土的敦，时代为战国中期前段。这种形制的球形敦起源于湖北麻城地区，代表器物为麻城李家湾M16∶2，器身呈扁圆形，时代为春秋晚期后段。战国早期前段，器身发展为圆球形，如徐家岭M1∶7。到战国中期，已广泛流行于楚文化区。据黄尚明先生研究，春秋中期，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已经产生了影响，战国中期，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出现于战国早中期之际至战国中期前段，表明是在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其来源于楚文化球形敦，当无可置疑。
3.2 消亡
据谷朝旭统计，关西地区只出土了3件球形敦，且都是外来品，由此得出秦人排斥球形敦的结论，甚为精辟。既然秦人排斥球形敦，那么，巴蜀地区球形敦的消失当与秦灭巴蜀有关。秦于公元前316年灭巴蜀，时间处于战国中期前后段之际。但据上文统计，战国中期后段，巴蜀地区球形敦并未消失，甚至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秦虽能在短时间内攻灭巴蜀，但秦文化却不能在短时间内被巴人、蜀人接受;二是在秦灭巴蜀之前，楚文化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已对巴蜀文化持续影响了数百年，秦虽灭巴蜀，但楚文化的“余威”尚在。
巴蜀地区球形敦的减少是在战国晚期，仅有成都金沙巷M2∶14这一件，已几乎消亡，球形敦在数量上的这次变化应该与白起拔郢有关。公元前279年，白起拔郢，时间在战国中晚期之际。白起拔郢之后，楚国西土尽丧，秦国彻底斩断了楚国与巴蜀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加之秦国已在巴蜀地区统治了几十年，楚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区渐渐消退，巴蜀地区的球形敦也就趋于消亡了。
4 球形敦所见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
通过上述探讨可知，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因楚而生，因秦而亡，其兴亡皆与外力有关，不得不发人深省。
蜀地位于长江上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三峡相阻;巴地位于汉中盆地，与关中地区有秦岭相隔。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巴蜀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是巴蜀文化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地理原因。然而，这种地理阻隔并没有使巴蜀地区完全独立于关中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外，巴蜀地区与这两个地区紧密相接，距离并不遥远。从关中地区跨越秦岭到达巴蜀地区虽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长江中下游地区自有长江沟通蜀地，亦有汉江连通巴地，使得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为密切，这也是巴蜀文化受到楚文化强烈影响的地理原因。
秦国变法之前，国力孱弱，且受到魏国的军事威胁，无力顾及巴蜀地区，巴蜀文化得以稳定持续地受到楚文化的“熏陶”，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就是这样起源的。秦国变法之后，国力大增，且数次败魏，暂时解除了东边的威胁，便趁巴蜀交恶之际攻灭巴蜀，以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之后又攻占郢都，切断巴蜀地区与楚文化的联系，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就是这样消失的。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遭遇赤壁大败后暂无力南征，刘备趁此良机先取荆襄，再取益州，后在此建立蜀汉政权。蜀汉衰落之后，便亡于三国之中位于北方最强大的曹魏。
907年，唐朝灭亡，我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又一混乱时期。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王建之子王衍继位后，政治腐败。后唐在李存勖在位时最为强大，926年前蜀被后唐攻灭。
1640年，在明王朝与李自成和清朝两线苦战之际，张献忠率军攻入四川，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清军入关后，张献忠坚持抗清，1646年战死，大西灭亡。
通过简要梳理巴蜀地区几个关键时期的政权更替情况，可以概括出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当中原王朝孱弱或陷于混战的时候，往往有军阀在巴蜀地区建立政权，该政权可得到短暂的持续，这是由巴蜀地区地理位置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当中原王朝稳定、强大的时候，在巴蜀地区建立的政权便会被立即吞灭，这也與巴蜀地区和关中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紧密相接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便是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自己的兴亡皆取决于外力的强弱，而这种发展道路最早便是由巴蜀地区球形敦的出现与消失所揭示出来的。
梁云先生在总结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后，概括道：“‘长时段’是历史舞台的台基，经历千百年风吹雨打依然故我;‘中时段’是舞台的背景，一场戏谢幕后背景就会转换;‘短时段’是走马灯似变换的演员。”巴蜀地区的地理环境便是巴蜀历史舞台的台基，千百年不动声色地左右着巴蜀地区的历史;在巴蜀地区相继建立的政权便是舞台的背景，随着中原王朝的强弱轮番转换;以球形敦为代表的巴蜀遗物便是走马灯似变换的“演员”。
关键词：巴蜀地区;球形敦;历史发展道路
球形敦俗称“西瓜敦”或“标准敦”，是青铜敦的一种类别。目前学术界多认为，青铜敦是春秋中期由簋派生而来、继簋之后的又一粢盛器的主流①。关于青铜敦最全面系统的研究当推谷朝旭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敦卷》②，该著对巴蜀地区青铜敦的来源、组合及在组合中的地位做了一定的论述。王有鹏的《成都地区楚式敦的出土及开明氏蜀族源试探》③一文，对成都地区出土的球形敦进行了初步梳理，并论证了开明氏的族源是与楚同祖的同姓国—“夔子巴”族团，以此来解释成都地区楚文化因素浓烈现象的缘由。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巴蜀地区出土球形敦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并结合其来源与消亡简要谈谈巴蜀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
1 形制与年代
巴蜀地区出土球形敦的单位和地点有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④、成都金沙巷M2⑤、什邡城关M74⑥、荥经同心村M1⑦、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⑧、绵竹清道公社M1⑨、茂县牟托村K2⑩、峨眉符溪乡墓、成都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等，共出土球形敦12件，其中成都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出土的1件无法复原。11件球形敦的共同特征为盖腹对称，扣合而成，平口，盖腹近口沿处各有两个对称的环耳。根据足与纽的形态，可分二型。
A型：2件。蹄足，兽形纽。根据器身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1件。器身扣合呈圆球形。标本：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2，盖沿饰两个长方形边卡，通体素面。通高24.6厘米，口径17.8厘米。时代为战国早中期之际（图1，1）。
Ⅱ式：1件。器身扣合呈扁圆形。标本：成都金沙巷M2∶14，盖沿饰兽首形边卡;盖顶饰涡纹，纽饰卷云纹和圆圈纹，足跟饰兽面。通高22.0厘米，口径19.6厘米。时代为战国晚期（图1，2）。
演变趋势：器身由圆球形变为扁圆形。
B型：9件。兽形足，兽形纽。根据器身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2件。器身扣合呈扁圆形。标本：荥经同心村M1∶6，盖沿与口沿各饰三个三角形边卡;足与纽饰卷云纹、三角纹和圆点纹。通高22.6厘米，口径17.7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前段（图1，3）。
Ⅱ式：7件。器身扣合呈圆球形。标本1：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无号，足与纽饰卷云纹。通高24.0厘米，口径19.0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前段（图1，4）。标本2：绵竹清道公社M1∶149，盖沿饰两个兽首形边卡;盖腹近口沿处各饰两周蟠虺纹，足与纽饰卷云纹和圆点纹。通高27.0厘米，口径不明。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图1，5）。
演变趋势：器身由扁圆形变为圆球形。
巴蜀地区各时段球形敦统计表如表1所示。战国早中期之际，仅有AⅠ式1件;战国中期前段，AⅠ式消失，B型两式共存，共4件;战国中期后段，BⅠ式消失，BⅡ式有5件;到了戰国晚期，BⅡ式消失，仅AⅡ式1件。可以看出，战国中期是巴蜀地区球形敦的繁荣期，战国晚期仅剩1件，几近消失。
2 球形敦在铜容器组合中的地位
谷朝旭考察了巴蜀地区青铜敦在墓葬中的组合关系后得出结论：在小型墓中，不见与敦搭配的鼎，同时敦还承担着鼎的炊煮和盛放肉食的功用;在大型墓中，敦的地位不高，处于陪器的地位。笔者仔细审视了12件球形敦的出土情况，深感此结论有待商榷。荥经同心村M1与峨眉符溪乡墓破坏严重，组合已不完整，不做讨论。下面就组合完整的单位从球形敦的数量、组合、功用与出土位置等方面进行论述。
2.1 战国早中期之际
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球形敦1、鍪1。墓葬被破坏，器物被民工取出，位置不明，但器物未有丢失，组合还算完整。球形敦出土时里面盛放有兽骨。该墓没有出土鼎，却有1件盛放兽骨的敦，说明该墓在器物组合与功用上是用敦代替鼎，这恰恰表明敦的地位较高。
2.2 战国中期前段
什邡城关M74：球形敦1。该墓连巴蜀地区特有的鍪都未出土，仅出土了1件球形敦，表明球形敦是不可或缺的。
成都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鼎3、球形敦1、壶1、釜1、豆1、盒2。出土单位不明确，但组合完整。球形敦虽无法修复，但共存器物具有较为强烈的楚文化因素，故据此判断，年代应为战国中期前段。在战国中期楚文化区的墓葬中，“鼎、敦、壶”为基本组合。工业学校出土的这批器物，既具有较强的楚文化因素，也具备“鼎、敦、壶”的基本组合，说明在该批器物中，这件球形敦与楚文化区的敦一样，在组合中处于核心地位。
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鼎5、甗2、甑2、球形敦2、豆2、豆形器5、釜5、鍪5、壶10、罍5、缶2、盘2、匜2、鉴2、三足盘形器5。器物全部出自腰坑，组合完整，皆为5件一组或2件一组（其中壶分二式，每式5件）。简报推测，墓主为开明九世至开明十一世的某位蜀王。出土器物大部分具有楚文化因素和中原地区文化因素，且炊煮器、盛食器、酒器、水器一应俱全，敦数量虽不多，但在盛食器中仍是主要器类。
2.3 战国中期后段
绵竹清道公社M1：鼎4、球形敦3、壶4、釜甑1、釜1、豆2、鍪1、罍1、盒5。出土器物大部分也具有楚文化因素和中原地区文化因素，该墓出土的球形敦最多，核心组合也是“鼎、敦、壶”，表明敦的地位并不低。
茂县牟托村K2：球形敦1、盏式敦3。此次发掘了一座石棺墓和三个陪葬坑，K1是石棺墓的陪葬坑;K2距石棺墓还有一定的距离，简报推测为另一座墓的陪葬坑，主墓尚未找到;K3距K2很近，地势低且浅，仅出土鼎、罍各1件，器物周围皆为山体表土，简报判断不是单独的陪葬坑，可能为K2上部所埋器物因长年雨水冲刷滚落于此。如果推测不误，则表明K2与K3所出器物均属于另一座墓的同一个陪葬坑，组合就成了“鼎1、敦4、罍1”，可以看出，这个组合是用罍代替了壶。这些器物也具有浓厚的楚文化因素，表明敦在组合中处于核心地位。 2.4 战国晚期
成都金沙巷M2：鼎1、球形敦1、壶1、盘1、鍪2、豆1。鼎、敦、壶、盘等大件器物放置于人骨脚端，鍪和豆等小件生活用器放置于人骨头端。从放置位置来看，鼎、敦、壶仍为核心组合。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巴蜀地区，不论是小型墓还是大型墓，球形敦自始至终在铜容器的组合中都处于核心地位。
3 来源与消亡
3.1 来源
巴蜀地区出土的A型球形敦，最早的是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时代为战国早中期之际。这种形制的球形敦起源于襄樊地区，如襄阳山湾M22∶2，器身呈扁圆形，时代在春秋晚期前段。到春秋晚期后段，器身开始向圆球形方向发展，如当阳杨家山M6∶2。巴蜀地区出土的B型球形敦，最早的是荥经同心村M1∶6和新都木椁墓出土的敦，时代为战国中期前段。这种形制的球形敦起源于湖北麻城地区，代表器物为麻城李家湾M16∶2，器身呈扁圆形，时代为春秋晚期后段。战国早期前段，器身发展为圆球形，如徐家岭M1∶7。到战国中期，已广泛流行于楚文化区。据黄尚明先生研究，春秋中期，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已经产生了影响，战国中期，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出现于战国早中期之际至战国中期前段，表明是在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其来源于楚文化球形敦，当无可置疑。
3.2 消亡
据谷朝旭统计，关西地区只出土了3件球形敦，且都是外来品，由此得出秦人排斥球形敦的结论，甚为精辟。既然秦人排斥球形敦，那么，巴蜀地区球形敦的消失当与秦灭巴蜀有关。秦于公元前316年灭巴蜀，时间处于战国中期前后段之际。但据上文统计，战国中期后段，巴蜀地区球形敦并未消失，甚至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秦虽能在短时间内攻灭巴蜀，但秦文化却不能在短时间内被巴人、蜀人接受;二是在秦灭巴蜀之前，楚文化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已对巴蜀文化持续影响了数百年，秦虽灭巴蜀，但楚文化的“余威”尚在。
巴蜀地区球形敦的减少是在战国晚期，仅有成都金沙巷M2∶14这一件，已几乎消亡，球形敦在数量上的这次变化应该与白起拔郢有关。公元前279年，白起拔郢，时间在战国中晚期之际。白起拔郢之后，楚国西土尽丧，秦国彻底斩断了楚国与巴蜀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加之秦国已在巴蜀地区统治了几十年，楚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区渐渐消退，巴蜀地区的球形敦也就趋于消亡了。
4 球形敦所见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
通过上述探讨可知，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因楚而生，因秦而亡，其兴亡皆与外力有关，不得不发人深省。
蜀地位于长江上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三峡相阻;巴地位于汉中盆地，与关中地区有秦岭相隔。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巴蜀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是巴蜀文化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地理原因。然而，这种地理阻隔并没有使巴蜀地区完全独立于关中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外，巴蜀地区与这两个地区紧密相接，距离并不遥远。从关中地区跨越秦岭到达巴蜀地区虽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长江中下游地区自有长江沟通蜀地，亦有汉江连通巴地，使得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为密切，这也是巴蜀文化受到楚文化强烈影响的地理原因。
秦国变法之前，国力孱弱，且受到魏国的军事威胁，无力顾及巴蜀地区，巴蜀文化得以稳定持续地受到楚文化的“熏陶”，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就是这样起源的。秦国变法之后，国力大增，且数次败魏，暂时解除了东边的威胁，便趁巴蜀交恶之际攻灭巴蜀，以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之后又攻占郢都，切断巴蜀地区与楚文化的联系，巴蜀地区的球形敦就是这样消失的。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遭遇赤壁大败后暂无力南征，刘备趁此良机先取荆襄，再取益州，后在此建立蜀汉政权。蜀汉衰落之后，便亡于三国之中位于北方最强大的曹魏。
907年，唐朝灭亡，我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又一混乱时期。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王建之子王衍继位后，政治腐败。后唐在李存勖在位时最为强大，926年前蜀被后唐攻灭。
1640年，在明王朝与李自成和清朝两线苦战之际，张献忠率军攻入四川，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清军入关后，张献忠坚持抗清，1646年战死，大西灭亡。
通过简要梳理巴蜀地区几个关键时期的政权更替情况，可以概括出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当中原王朝孱弱或陷于混战的时候，往往有军阀在巴蜀地区建立政权，该政权可得到短暂的持续，这是由巴蜀地区地理位置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当中原王朝稳定、强大的时候，在巴蜀地区建立的政权便会被立即吞灭，这也與巴蜀地区和关中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紧密相接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便是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自己的兴亡皆取决于外力的强弱，而这种发展道路最早便是由巴蜀地区球形敦的出现与消失所揭示出来的。
梁云先生在总结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后，概括道：“‘长时段’是历史舞台的台基，经历千百年风吹雨打依然故我;‘中时段’是舞台的背景，一场戏谢幕后背景就会转换;‘短时段’是走马灯似变换的演员。”巴蜀地区的地理环境便是巴蜀历史舞台的台基，千百年不动声色地左右着巴蜀地区的历史;在巴蜀地区相继建立的政权便是舞台的背景，随着中原王朝的强弱轮番转换;以球形敦为代表的巴蜀遗物便是走马灯似变换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