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处于思想容量膨胀期的鲁迅经由对文化、传统、时代、历史的进一步思考，在芥川龙之介《毛利先生》的直接启发下，创作了这一凝聚着复杂思想和充盈着美学张力的经典作品。然而，如今的中学语文课堂对《孔乙己》存在诸多误读，教师或抽离历史语境，仅凭自身对于文本的表层认识，将孔乙己的形象简化为“应被批判的、深受封建科举制度荼毒的迂腐童生”，或直接引用孙伏园的叙述——“《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在对这种自我的、预设的解读的认同下，文本中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其一，嘲笑孔乙己的到底是谁？其二，孔乙己“偷”的行为应当被如何理解？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回归历史的具体语境并结合鲁迅思想的前瞻性与复杂性，本文尝试还原孔乙己形象及其具有普世价值的真正意义。
　　一、嘲笑孔乙己的到底是谁？
　　从文本的叙述话语来看，以“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类反问式话语攻讦孔乙己的人，不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较好修养的长衫主顾，而恰是缺乏教育、修养较差的“短衣帮”。那么，由此便又引发一个问题：“短衣帮”对于孔乙己的嘲笑能够成为批判孔乙己的有力证据吗？或者说，鲁迅是要通过“短衣帮”去完成对孔乙己的批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对于“短衣帮”而言，他们对于孔乙己的嘲笑与讽刺存在两处硬伤。其一，逻辑的荒谬。相比于“原来也读过书”、“写得一笔好字”、懂得“茴”字四样写法的孔乙己而言，以做工为生的“短衣帮”无疑是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教育并且缺乏教养的。他们嘲讽孔乙己的逻辑起点是：“我自己没有文化，你说你有文化，但你不能进学，所以你的文化没有用处，还不如出卖体力的我。”这正如乞丐去嘲笑一心向学却不幸名落孙山的寒门学子一样荒谬。此外，文中还写道：“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这里的“别人”当然不可能是指“长衫主顾”，显然是指要亲眼看着黄酒没有羼水的“短衣帮”，也就是说“短衣帮”试图立足于道德的制高点批判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但自身却并非道德的完人，即这种对于道德制高点的占据是一种“空想”。由此可见，这种批判并无信度与力度可言。其二，自身的卑劣。除去之前所言的荒谬与空想，“短衣帮”自身的卑劣还体现在精神的极度萎缩。文中写到“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那么“这么过”是“怎么过”？作为鲁迅笔下“帮闲”群像的典型代表，基于文本我们可以把“短衣帮”的行动事件归纳为以下三件：出卖劳动力做工糊口，花钱买酒菜满足口腹之欲，对孔乙己进行嘲讽。二十世纪初期剧烈的时代转换使得国民正常的精神气象悉数丧失，人性的沉沦、冷漠与隔膜在内忧外患的侵扰以及传统文化的断裂中明显突出。“短衣帮”的可悲之处在于，个人的缺乏教育与忙于谋生、时代重压的接踵而至遮蔽了他们的内在视域，使之变得极度萎缩，他们从没有关心过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所以嘲讽孔乙己成为他们精神活动的唯一来源，而没有这一精神活动，于他们也无伤。
　　综上两点，“短衣帮”对于孔乙己的嘲讽因逻辑缺陷、自身卑劣而无法成为批判孔乙己的有力证据。
　　既然鲁迅不是要通过“短衣帮”的嘲讽完成对孔乙己的批判，那么呈示这样叙述话语的意图何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孔乙己》像鲁迅前期其他小说作品一样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但其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从十二岁起”这样的时间标定扩充了由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带来的思想容量。一方面，童年视角淡化了冲突、拉远了“我”与事件的距离，使得“短衣帮嘲讽孔乙己，孔乙己回击”这一事件直观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另一方面，悬置的成人视角又为进一步的深入反思提供了可能。“短衣帮”嘲讽孔乙己的情节看似不符合文本逻辑，但鲁迅就是要通过这一形式（“短衣帮”的嘲讽）与内容（“短衣帮”嘲讽的逻辑缺陷）的张力构成反讽;也就是说，在这对矛盾之内，相比于落魄的孔乙己，鲁迅真正要讽刺的是不学无术却妄自尊大的“短衣帮”。而深层的反省往往是潜藏于反思之下的，正如鲁迅自己所言：“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路。”鲁迅在《孔乙己》中熔铸了对“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压迫下，知识分子应依据什么生存”这一问题的深切反省，并希望能够振聋发聩。其反思之深入复杂，并非一句“批判旧文人，批判科举制”能够概括的。
　　二、如何理解孔乙己的“偷”
　　关于如何理解孔乙己的“偷”这一问题，各家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立足于孔乙己的生存困境为其辩护：“原话为：‘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偶然做偷窃的事，是因为‘没有法“免不了’。”也有学者从道德准则的角度对其进行鞭挞：“有钱人家不拿他当读书人，他便顺手牵羊偷点文房四宝之类，一则作为糊口喝酒的来源，二则作为向富人报复的筹码。”大多数中学教师则认为孔乙己的“偷”是其不会营生和道德败坏的恶果。
　　这些解读都有一个通病，即片面地、孤立地糾结于“偷”和“窃”的表层语义，忽略了文本语境中构成动宾短语的具体搭配。而孔乙己对于“偷东西”“偷书”的不同反应，以及对于“窃书”的自辩，则恰好暗示了他最为可贵的价值追求及精神底色，即困境中对于知识、文化的不懈追求与永恒坚守。
　　文中对于短衣帮与孔乙己关于“偷书”和“窃书”的争论是这样的：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从“短衣帮”的叙述和孔乙己的反应来看，孔乙己未经何家人允许便私自占有何家的书应是确有其事，那么既是确有其事，孔乙己又为何极力反驳说“窃书不能算偷”，真的是因为他死要面子和死皮赖脸吗？其实不然，令孔乙己真正“青筋条条绽出”在于，从他的价值立场上看，“偷”这个动词不能接上宾语“书”，并且“书”与“短衣帮”所说的“东西”不等价，“书”就是书本身，它具有超越“东西”这一纯粹物理意象之外的精神性存在，即由语言记录的传统、文化与知识，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一种具有永恒精神价值的智性思维形式。 　　孔乙己的精神视域是远高于“短衣帮”的，这无须赘述。文中“短衣帮”理所应当地先说出“偷东西”再说出“偷书”，正如前文所言，忙于生计而萎缩麻木的他们不可能意识到“东西”与“书”这两个称谓在精神属性上的差别。但孔乙己与“短衣帮”的萎缩麻木不同，正是因为他深切明白“书”作为智性思维的载体与纯粹物理意义上的“东西”存在着本质差别，所以他在面对短衣帮“偷东西”“偷书”的指控过程中，反应才会越来越激烈，先是“睁大眼睛”，继而“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孔乙己在这过程中愤怒的渐增正是两种价值取向的深度对立，说“短衣帮”“污人清白”是因为从他的内心深处而言，他并不想“偷”“东西”，他并非要将书籍的物理实存转化为金钱，包括后面的“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亦是如此。试问：如果孔乙己真的是为了金钱才去偷窃的话，为什么他进入了何家却不带走任何贵重之物，只是把书据为己有？纸张笔砚这一类文具又能值钱几何呢？孔乙己之所以用“窃书”的指称代替“偷书”，正是他对自己坚守价值立场的再次强调。
　　由此，我们便可以将对孔乙己形象的思考再推进一层，在难以保全自身最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在自身文化身份与社会认同面临无情解构的语境下，孔乙己依然保持着对知识、对传统、对文化不计功利的追求与坚守，这恰是其在这种时代剧烈转变中最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底色。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去审视孑L乙己的其他言行，如“站着喝酒而穿长衫”“满口之乎者也”“牢记‘茴’字的四样写法”，恐怕就不能以“迂腐”一言蔽之了，外在行动表征的“迂腐”恰是其内在“坚守”的折射。
　　三、时代与历史裂隙上的孤独者：孔乙己形象新解
　　尽管《孔乙己》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但是第三人称的旁侧叙述，如“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这类话语实际也补充了因“我”的视角限制而在时间逻辑上对于孔乙己之前了解的缺省。于是，《孔乙己》文本内部便并存着三重时间维度：过去、现在、未来。然而，在这或显露或隐含的三重时间维度上，孔乙己的形象都呈现出一种孤独者的姿态。于过去，他无法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获得主流阶级的确认;于现在，历史与时代剧变下人性的麻木庸俗也使他屡遭冷眼;于未来，他试图向相对纯洁、未受侵染的“我”和吃豆孩子传授文言，从而使知识与文化得以延续，却又遭嘲讽和冷遇。
　　《孔乙己》的文本时间处于清末，发表时间则正值“五四”前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受裹挟而被迫向前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都在急速变动或變形之下出现不可避免的裂隙，孔乙己的孤独姿态正是处于裂隙之上的，往昔的历史、残酷的当下、未知的未来都无法给予其生命必要的滋养。然而，当生命的外部依附被不断抽空的时候，最为纯真和本真的生命底色却正得以昭示。尽管孔乙己无法调和自身内在生命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他还是选择以对知识文化和传统的不懈追求与永恒坚守作为自身赖以生存的生命形式，留给时代以孤独的背影。
　　与孤独背影相对应的是小说结尾孔乙己的不知所终，这亦是鲁迅思想容量之大、质性之复杂的一种折射。一方面，鲁迅对孔乙己这类带有悲壮和苍凉意味的时代弃儿施以同情：“《孔乙己》整个作品的背后，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对历史转折和文化嬗变带给自己内心感伤的悲悯，也是对文化衰败和人性愚昧双重压抑下中国人生存的深深同情。”另一方面，鲁迅又以清晰的历史理性洞悉未来，在知晓孔乙己的孤独与坚守必然是徒劳之外，又让孔乙己陷入不知所终的图景，以此给后人预留丰富的反思空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思想的前瞻性与复杂性交融于孔乙己这一“孤独者”形象之中，故使得孔乙己成为一种既承载个体生命意义又触及文化存在的历史标本，其身上所凝聚的个人与社群、与时代、与文化历史的关系以及他的坚守、孤独、苍凉，为读者开辟了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思考场域，至今依然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