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的两篇同题游记《游高粱桥记》，写的是同一个地方景致，同一种季节月份，但却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主题。一个赞美自己，美化得很高雅，高雅到以一般游人皆为痴呆；一个批判自己，批判得很严厉，严厉到说自己无耻。把这两篇散文放在一起来读，这对我们当前一味耽于美化诗化的游记散文应该有相当的警示。
　　袁宏道写的《游高粱桥记》，赞美高粱桥初春的景色，垂杨十余里，流急而清，清到鱼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从效果上着笔写水清的方法是传统的。不过，这篇文章增加了一点，从几席间观望寺庙，有一种闲情逸致，觉得眼前一切都是为自己而存在：“朝夕设色以娱游人。”
　　写到这里，只是概括地称赞高粱桥的美好，还没有具体写到游览。下面一段才是叙事记游：
　　趺坐古根上，茗饮以为酒，浪纹树影以为侑，鱼鸟之飞沉，人物之往来，以为戏具。
　　这是很高雅的情趣。趺坐（盘腿而坐）“古根”上，就暗示着不求一般的物质享受，而是以自然为美。古根不像椅子那样舒服，但是情趣却自然。“茗饮以为酒”，以茶当酒（古诗有句云：“寒夜客来茶当酒”），比之饮酒要高雅。作者在下文中，就是拿这种情趣与“彼筵中人”（摆宴饮酒的人士）对比。饮茶比饮酒要清淡，淡和雅相联系，淡雅了层次就高，即为高雅；浓了，则不一定雅。山水之乐甚于酒，审美价值超越于物欲，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是欧阳修总结出来的。有情趣，还得有景，情与景偕，情景交融，才有诗意。故下面写“浪纹树影以为侑”，是很雅致的。茶为酒，已经是淡雅了，而下酒的菜，则更淡，象征性的。“浪纹树影”，在一般人看来，既不是菜肴，也算不上美妙的风景。但是其中有水的空灵，阳光的透明。至于“鱼鸟之飞沉”，则更是自然之趣。天水一色，都是透明的，见鱼之游，如观鸟之飞翔。后来毛泽东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名句，也许和这种情景不无关系。在这种情境中，作者是很超然的。把鱼鸟之飞翔和人物的往来，当成好玩的景象（“以为戏具”）。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强调自己沉醉于“山情水意”。
　　一是以淡雅之茶代替酒，避免被口腹之欲冲淡超然物外的雅趣；
　　二是对于拘于世俗之欲念的“筵中人”，显示一种藐视；
　　三是设想那些筵中人，耽于世俗的人，对于自己乐趣的不理解：“堤上游人，见三人枯坐树下若痴禅者，皆相视以为笑。”以为自己是呆和尚，可见其蠢，写他人的“相视以为笑”，却表现出作者不以相视而笑为意，越发显得自得其乐，超凡脱俗；
　　丈四丈是针对世俗丈之人，表白丈自己的优丈越：“彼筵丈中人，丈喧嚣怒诟，山情水意，了不相属，于乐何有也。”笔力就在于取两种乐趣的对比，显示自己的高雅。
　　这是一篇游记，从字面上来说，重点、焦点、感人之点应该是在游的过程中。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游的过程中，所见之景，如“柳梢新翠，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丝管夹岸”，和世俗之人观感也许区别不大，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游，而在内心感受，对于乐和趣的感觉。世人以为痴者，我以为乐；世人以为乐者，我以为呆。
　　游记当以特殊的情趣、独特的性灵为主脉，而不当以景物为主干。景物美则美矣，然人所见可略同。略同之景，难以为文；而不同之情与趣，方为文章之灵魂。
　　袁宏道之弟袁中道同题散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宏道的文章，记三月一日之游；中道的文章，记三月中旬之游。三月一日已经“柳梢新翠，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三月中旬却是“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如果不是同一年，则物候之差，何以如此巨大？如果是同一年，作者所取之异，何以如此之悬殊？
　　这个问题要从袁中道的文章中求解。
　　袁中道的文章，竭力强调北京春日实在煞风景。先是所见不美：北风劲吹，弄得“对面不见人”。更有力的一笔是，风吹得沙子“中目塞口，嚼之有声”。一般写景象，大都着重于眼耳之间，以视觉与听觉为主；而这里却写到触觉，引出特殊的听觉，一点没有春天的感觉，甚至比冬天还要扫兴。穿上厚皮袄“犹不能堪”，游兴完全败坏，只能狼狈逃离。折腾到黄昏，忍受“百苦”以后才到家，还要加上一笔：“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这一笔，不仅仅是写北京春天的特征，而且是写作者摆脱折磨以后，心中之余憾未消。
　　把春天写得比冬天还差劲，是为了什么呢？看了下面才知道，这是反衬。
　　想到自己家乡，“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杂花烂城野，风和日丽”，可以过舒服的小日子，但是偏要风尘仆仆，折腾到京师来，干什么？下面的回答直截了当：“为官职也。”就是为了当官。这句话接近于口语，很是坦率，没有用比较委婉的“仕进”之类的文言语词，在封建士大夫，这样不顾脸面是很不容易的。更坦率的是，说自己“屡求而不获”，完全是白忙活，瞎折腾。这样的坦率，在中国古典文人中是很罕见的，也是很可贵的。
　　这就是明清小品中真正的“性灵”，五四散文兴起，能够迅速取得重大的成就，就得力于继承了这种宝贵的传统。
　　把矛盾无情地揭露出来以后，文章已经不仅仅是游记，而且是对自己的拷问：这样自寻烦恼，自讨苦吃，为了什么呢？
　　先是“予以问予，予不能解矣”，自己也感到真是莫名其妙。但是，有游就应该有文字记载（游也宜书），记载些什么呢？
　　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
　　这可真是最勇敢的一笔。写文章、写游记不是为了诗意，不是为了美化自己，而是把自己的耻辱记载下来。这里用了一个口语色彩极浓的字眼——“无耻”。前文还比较含蓄，说自己荒谬，用了一个挺古典的词语——“舛”（吾见其舛也）。舛，就是荒谬的意思。但没有直接说荒谬，用古代汉语的“舛”，就比较文雅、含蓄一点。到这里却用了一个在程度上最严重的、最没有回旋余地的话语。对自己毫不容情到不怕自我暴露、自暴其丑的程度。古人云：“文以载道。”而作者却把载正统意识形态之道的散文用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放下了士大夫做文章的架子，实际上变成了言志，言个人之情志，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文章，在中国古典游记中是独创一格的。它的特点是：不以抒情和诗化为目的，反倒在没有诗意、煞风景的地方入手；不追求自我美化，反倒自我暴露，自我批判，甚至到不怕丑的程度。
　　这对我们今天文本分析有启示，同样对作文教学也是有深刻警示的：游记是写景还是写心，写不同他人的心为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