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本，历史意识对精神世界的所有方面都有建构能力，所以说历史同时也是哲学和信仰，其实还应该说，同时也是文学、政治和伦理。

　　比如说，基础科学研究、理论研究、高级技术、教育、环境保护、制度设计等，收益都明显滞后，但这些事情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回报。如果能够看破长期利益的秘密，就几乎看到了道，但理解了道的人却往往没有推行道的能力或权力，孔子就是一个例子。
　　最为悲剧的是，有些人从历史中学到了好事情，也试图做好事情，也有机会去做，但就是做不成。历史这篇 “文章”是集体创作的，每个行为给出的信息就像一个词汇或一句话给出的信息，但问题是，一篇文章需要大量的句子，因此，即使有些句子是好的，但无数句子是坏的，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坏文章，好句子都被淹没了。
　　历史上人类发现的伟大观念、理论和制度已经不少了，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化為乌有。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巨大鸿沟，这不是哪一个社会的悲剧，而是人类整体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南风窗：相当深刻，让人不禁反思。赵汀阳：历史留下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信息：大多数人想要的是逃避劳动、腐化的享乐和即刻兑现的利益而不是好事。但这算不上是一个坏消息。更坏的消息是，现代社会认为，人性的弱点，包括自私排他、贪婪纵欲、享乐主义和好逸恶劳，都不是缺点，而是必须满足的合法权利，于是，当代的制度演化和技术发展总是试图满足人类无穷的贪婪，其中蕴含着无法预料的危险。

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南风窗：有一个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被“现代性”卷入前，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循环往复，人的存在可以很有历史感，因为历史感就是“现在感”和 “未来感”，人看向历史其实也是看向未来。但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这些年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使“现代性”固执地是一个向前的方向，而且是加速的。
　　我们有这种感觉：发生在过去几年的东西，现在一看，好像就挺有年代感了，人对过去的遗忘动力，其实是越来越强大的。这种趋向显然是在 “逃离历史”。能逃离吗？ 逃离历史，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在中国这个“神庙”里，会越来越感觉不到神圣性？所以不足以成为生活中的信仰 （从而宗教信仰者越来越多） ？那么，“中国旋涡”会不会弱化？该如何建构一个对待历史的态度？这个态度可能包括了很多方面。
　　赵汀阳：是的，现代精神有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反历史，试图以新覆盖旧。可问题是，从来无法证明新等于进步，也无法证明进步等于好。
　　不过现代思潮里也有一种复古的反动，但复古同样是可疑的。在我看来，历史既不是用来抛弃的东西，也不是用来复制的东西，历史创造了精神的延伸能力，即创造了一种精神的内在深度和广度。
　　南风窗：这种延伸能力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事业，一种改革继续生长的能力。拥有历史也就拥有继续向前的深度和广度。
　　赵汀阳：如果拥有历史，那么，精神的眼光就具有内在的无限“景深”，因此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如果否定了历史，精神就失去景深，收缩为瞬间，看不见过去也看不清未来，只看见一个既没有来源又没有持续性的“当下此刻”。
　　任何“当下”都是无法驻留的流失状态，无法积累任何意义和经验。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Fran？ois Hartog）分析过，当代的“时间制式”是当下主义，它导致人们失去经验的连续性。这个状态危及了存在的意义，“连续性”正是存在的秘密所在，如果失去连续性，一种存在就变成不存在了。所以我说，“存在”不是一个存在论问题，“继续存在”才是，因为“继续存在”是“存在”的全部存在论意义之所在。

开放融合即是生长、扩大自身

　　南风窗：你在1993年之后，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前些年及近几年提出的“天下体系”“中国旋涡”“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等影响极大的洞识，刷新了对中国尤其是传统的认知。我们突然发现“中国”的历史深处蕴藏着有待挖掘出来的无穷智慧，且充满玄机。

历史既不是用来抛弃的东西，也不是用来复制的东西，历史创造了精神的延伸能力，即创造了一种精神的内在深度和广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把重构中国的历史性这项工作，理解成是一个祭祖行为。而且你认为，虽然古代中国思想尚未理论化，但其思想却非常深刻，有一种难以超越的洞见深度，其中深意很需要通过理论化而加以展开和推进，这是你在做的工作。那么，古代中国思想和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连接？
　　赵汀阳：我的一个理解是这样的，中国的存在方式，关键在于中国是一个方法论的存在，或者说，中国的基本性质是一个方法论。
　　所以，中国存在的连续性不在于某种观念的不断复制，而在于一种能够不断组合重构的方法。请允许用个比喻，中国就像是自带基因编辑功能的一个生命体，能够不断把外来因素和自身基因一起进行基因重组，所谓“化”。
　　因此，我不太相信对中国的“定性”判断，比如，断定中国是个儒家文化。更符合事实的是，中国包含儒家文化，同时也包含许多几乎同样重要的文化，而且还具有未来敞开性，可以接收外来文化。
　　南风窗：对此的事实验证是，“中国”本身就是开放和融合的结果，且是生长、扩大自身而不是失去自身。即使有“闭关锁国”的历史时期，也是浮在上面的“事”，终会被强大的“道”冲破。在今天，继续开放融合更是一种站在道的层面的自觉自信的行为了。
　　赵汀阳：其实，把中国文化分为多种定性的文化，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这种“文化诸侯”的分类是有些可疑的，比如说宋明儒家包含了许多佛家因素。
　　也许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会有不同的效果。中国作为方法论，更多地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六经的经史一体、司马迁的古今史观有着根本性的关系。这是一种以存在如何永在的问题为导向的变易方法论，同时意味着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方式，即一切问题的有效性都基于“继续存在”即“生生”的存在论问题，于是，一切变易只有当利于生生才是合理的变易，一切利于生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就是合理的时空组织方式。
　　所以，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天下，即无外的世界，就被认为是最优的空间尺度；无穷连续性，即万变而不变，就被认为是最优的时间尺度；生生，即无限继续存在，就是人类一切的“作”的限度，即一切技术和制度的限度。从方法论的层面上看，古代和当代中国仍然有着连续性，尽管社会观念已经面目皆非。

中国存在的连续性不在于某种观念的不断复制，而在于一种能够不断组合重构的方法。

今天的“孔子改善”

　　南风窗：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近年来，如你所说的，“重新拥有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不过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中，总有一个“外部性”问题，它影响到了自己生长的能力如何，方式又怎样展开。而且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种种迹象表明，既往的国际秩序在逐渐瓦解，游戏规则也在换，有霍布斯所描述的那个世界的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经济整体疲软的一种短暂征兆，但产生的影响，却可能意味着未来演化方向的不同。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有哪些应对这一“负外部性”的思想资源？
　　赵汀阳：事实上，国际秩序是现代产物，而且一直在“瓦解”和“重构”的交替中，数百年来已经瓦解和重构了许多次，英法德争夺欧洲霸主、大英帝国让位美国帝国、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后冷战的美国秩序、目前的多元制衡秩序。
　　国际秩序之所以一直动荡不定，就是因为国际秩序从来都是无政府状态，一直都是霍布斯丛林状态。偶尔显得比较有秩序的时候，只是一家独大的霸权状态，但总是蕴含变局的可能性，因为霸权状态是一种大多数人都不满意的一时博弈均衡，也是大多数人都试图颠覆的一种倾斜均衡。
　　我相信唯一能够达成普遍满意的稳定均衡只能是关系理性的均衡，也就是“孔子改善”，定义为：每个人的利益改善必定同时引起其他人的利益改善，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够同时获得帕累托改善。这是个理论上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我不知道。
　　南风窗：当很多东西在时间上成为“过去”时，就变成了人们所讲的那种历史。历史因此是一个连续叠加的存在体。每一段重要的时間节点，都是站在历史之上的新起点。中国可以怎样继续增强自己生长的能力？
　　赵汀阳：我相信这样的道理：宣传不如实话，实话不如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