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中产育儿鄙视链”“相亲鄙视链”等话题在舆论引起广泛反响。鄙视链一词，衍生自食物链。食物链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鄙视链，则是大鱼看不起小鱼，小鱼看不起虾米。
　　之后，鄙视链开始被广泛运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都被鄙视链统治了，无论做什么，总有一个鄙视链条等着我们。职业，有职业鄙视链，风投>金融>房地产>IT>公关>新媒体；在不同城市工作，城市之间有鄙视链，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其他；把孩子送幼儿园，也有学校鄙视链，国际学校>示范性幼儿园>民办>公办>地段幼儿园；我们旅行的目的地当然也不能免俗，南北极>欧美>日韩>东南亚>港澳台地区>国内各地……

　　虽然鄙视链只是一种说法，更不意味着准确，但每一次有新的鄙视链条出现，总能够在朋友圈引起病毒式传播。人们调侃式转发的背后，其实是被鄙视链击中的焦虑。我们的焦虑从何而来？
　　幸福的“神话”
　　鄙视链的核心，其实就是攀比。鄙视链则是提供给每个人的对照线—你的条件在鄙视链中的什么位置？
　　攀比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但总得有参照物，才有比较。也就是说，参照物是攀比的基础，是鄙视链的基础。在前大众传媒时代，很多人对他人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他可能清贫，却依旧过得快乐，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但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个体封闭的世界被打开了，暴露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信息爆炸、光怪陆离的世界。诚如文化学者南帆所说，“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
　　那么，这个幻象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模样？并非如此。作家韩少功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符号化的社会。这是一個传媒社会，其次，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投资者和特定消费群决定的。”文化评论家王晓明也如是指出，“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或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头条和电视的黄金时段。”
　　从整体上讲，大众传媒呈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幸福神话的世界，因为只有以成功和幸福为导向的宣传，才能够鼓动起人们的消费欲望，这才能使资本的利益最大化。电视里上演的霸道总裁的故事，千万身家、香车、豪宅、奢侈品；广告常常是这样的模式：一个事业有成的成功男人，一个年轻美丽温柔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小孩，他们住在窗明几净的大房子里，阳光洒进来其乐融融……就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大众劝导为特征的时代。每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总有一个人在试图教育我们，说服我们购买某种产品”。
　　朋友圈的诞生，则让这种幸福神话频率更高地曝光在每个人面前。一方面，人们已深受大众传媒幸福神话潜移默化影响；另一方面，朋友圈里有一个剧场效应。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指出：“人生就是一出戏，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表演者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竭力表演。在人际互动中，不管个人具体目标是什么，他的兴趣始终是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控制他人对他的反应。”因此，朋友圈里每个人都那么幸福—虽然也许是“装”的：周末去哪里度假了，晚上与爱人烛光晚餐，小孩数学成绩满分，为公司拿下了一个大案子，自己参与的某某项目将得到几百万美金的融资……
　　大众传媒以及朋友圈里的幸福神话，由此构成了我们的“认识装置”：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并据此以为生活也该是这样。这光鲜亮丽的生活，自然成了我们的参照物，鄙视链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鄙视链的存在，首先是让人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就好比一个人原本在三线城市，给小孩子报名3000元一学期的私立幼儿园，给小孩看国产动画，闲暇时间玩王者荣耀，他以前觉得很幸福的。可一打开公众号文章和朋友圈，才发现原来北京的房子一套价值千万元，人家的小孩读的是几万元一学期的国际幼儿园，看的是国外原声动画片，暑期是到国外夏令营……
　　原来自己沾沾自喜的生活状态，是处于鄙视链的末端啊。人们不仅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和“失败”，触发幸福的阈值也在不断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很可能就降低了。这是鄙视链让人焦虑的一大根源。
　　单一向度成功观？
　　如果将所有鄙视链并置起来，我们可以拼凑出鄙视链顶端的生活状态：北京或上海户口，当地有房，住的是高档小区，从事的是年薪上百万的高端工作，到欧美“血拼”，小孩从小读国际学校，暑假出国游学，长大了直接到美国留学……这样的幸福神话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有钱，成功。人人都想摆脱鄙视链底端的状态，人人都想向鄙视链顶端攀爬，与其说人们被鄙视链绑架了，毋宁说人们被单一向度的成功观绑架了。
　　首先是有钱。不夸张地说，金钱已成为不少人的唯一价值尺度。好坏、有用与否、美丑与否，乃至于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多寡。韩国《韩经商业周刊》曾描述这种“中国式金钱观”：喜欢钱、能赚钱、爱攒钱。《新周刊》出版了以“中国欲望榜”为题的网络调查报告，排在第一位的是“更多的钱”。
　　总之，就像托克维尔所言：“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当有钱成为最普遍的情感，当有钱成为成功最重要的指标，当有钱成为人们唯一的价值追求和幸福准则，人们自然对平凡的生活充满恐惧。租住房子，挤地铁，朝九晚五地上班，小孩上普通学校和普通的培训班，每年勉为其难地到新马泰或日韩走一圈……这其实才是大多数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但它却被抛掷到鄙视链的底端，不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被嘲笑和讥讽。套用媒体人李海鹏的一个说法，认可鄙视链的人其实都是“成功动机过剩”的人，“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对不追求成功的生活”，好像除了有钱和成功以外，其他的生活都不值得过了。
　　拒绝被绑架
　　很显然，被鄙视链绑架的人，往往很难幸福和快乐。鄙视链逻辑上有一个致命缺陷，它往往将个别例子当做参照系，并以此来衡量普遍。比如在任何社会结构中，所谓的有房有车有户口，经济自由和财务自由的“成功人士”连1%都不到，如果每个人都以这1%为幸福指标，那么这个社会上永远有超过99%的人是不幸福的。另一方面，鄙视链在不知不觉间将成功和幸福的标准单一化、狭隘化和庸俗化了。人人生而不同，每個人的价值标准不同，每个人的幸福取向不同，很多幸福虽关乎金钱多寡和成功与否，但更关乎个体价值的实现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元。
　　从这个意义上看，打破鄙视链，就是打破枷锁。个体必须有足够的定力和洞见，才能不被鄙视链所困。但除了个体的作为外，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否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前文所引用的托克维尔的那句话，其实也触及到了金钱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当下中国社会，阶层更近乎于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上流阶层、中产阶层、社会底层，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能力、金钱多寡的差距，鄙视链的等级对应的也是阶层差距。
　　1998年的新华字典中关于“前途”一词，有这样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例句有着关于良善社会的想象，即无论人们处于什么样的阶层、有着什么样的职业，他们都有平等的起点、平等的权利，遵循平等的规则。就像梁文道说的，“什么是好的社会？我想象中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是个清洁工、或者公交司机，但是他觉得他日子还不错，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可以很舒服地过日子，孩子能上学，病了可以看医生。这是一个愿景。”
　　众所周知，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比如阶层之间的分化，社会对弱者的保障仍不完善，马太效应影响着资源的配置，有钱人才能进入好的学校、交得起昂贵的补课学费、抵挡得住种种疾病风险。进了中等技术学校的李萍或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我”，较难拥有所谓“光明的前途”。人们的成功观和幸福观也因此在不断窄化、单一化和庸俗化。
　　从这个角度上看，鄙视链的泛滥成灾，人们艳羡于鄙视链顶端“有钱，成功”的生活，其实折射的也是一种阶层向上流动的焦虑。对于此，我们也寄望于整个社会大环境能够更加公平正义，让每个人—无论什么阶层、什么工作，都得以追求他们所期望的更好的生活。
　　而对于个人而言，须有足够的定力与洞见，才能不被鄙视链所困。回归平凡的生活，才能找到幸福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