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电影“八一档”，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献礼片《建军大业》上映。导演刘伟强，曾经执导过《古惑仔》—这一细节是由叶大鹰导演以反证的方式提出的，用它来论证刘伟强不适合做《建军大业》的导演。逻辑的关联度非常低，但如果作为一个引子来思考革命英雄之荧屏形象的转变，则变得非常有意义。
　　它提示我們，对于革命英雄的诠释权利以及诠释方式，都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而且眼前正处于一个诠释主体之间的交接期。
　　《建军大业》的“线下冲突”
　　本文所指的革命英雄，仅限于真实存在的人物。正因为真有其人、确有其事，那么对他们进行新的艺术诠释，就会面临更强的历史与现实的约束，呈现更大的社会张力。
　　对于《建军大业》，最大的争议在于“小鲜肉”究竟能不能出演革命家。叶大鹰导演提出这一问题，既有代表性，又没有代表性。
　　有代表性，是指它代表着新与旧的冲突，面对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人们是应该继续严袭程式、如履薄冰，还是可以开拓新的表现空间、做更多新鲜的尝试？而没有代表性，则是说《建军大业》直接涉及的革命家多达数十人，但只有一个人的后代出来表达不满，由此可见，在不触及底线的条件下，亲属们对艺术再创造的态度是比较坦然的。

　　事实上，“触及底线”是一种多余的担忧，倘使真的发生，不待亲属发难，社会舆论也会将主创“绳之于德”。这种事，至少在影视圈里没有人敢干。
　　叶大鹰导演有此一疑，也属情理之中。因为“小鲜肉”已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它赤裸裸地宣告了这个社会的肉欲与肤浅，更糟糕的是，在社会娱乐化、浅薄化的背景下，人们看到了“小鲜肉”所指涉的群体能力、责任与报酬之间的极端不匹配。
　　皮相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强势冲撞着“按劳取酬”的社会分配传统，对影视艺术圈的既有生态也是一种破坏。“小鲜肉”们在青春偶像题材上出尽风头，如果连严肃的历史主旋律领域也要被染指，这就会进一步挤压余人的生存空间，制造更大的结构性畸形。
　　也就是说，价值观冲突的背后，隐约看见的是饭碗问题。
　　然而世道无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统计表明，中国院线的票房主力军是20～29岁之间的年轻人。分配的前提是有效的生产，而生产是否有效取决于能否回应需求。历史主旋律的电影更是如此，因为其存在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让“老一辈”们藉以进行一场赤壁怀古式的慷慨凭吊，而是对新一代进行历史记忆的再次普及；不是让老人来恳谈，而是让新人来上课。在商业化背景下，这和大学选修课非常相似，受欢迎的教授，有人站着听，不够生动的，只有寥寥几个学生的也是常事。
　　想要让新一代来“听课”，使用“小鲜肉”是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因为这些人“自带流量”。这是商业的逻辑，不是艺术的逻辑，今天的影视市场运行的首先是前者。商业化可能让一部分人不适，但它无论如何都要强于既不商业，又不艺术的模式。
　　把历史引向生活
　　泛娱乐化社会的价值观，外在表现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严肃的事情”。
　　今天的大部分年轻观众，对苦难没有丝毫切身体会，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对贫穷也一无所知。他们的周围世界，就像一个仓库，堆满了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物品，想要什么，他们就拿起什么。他们想要的是快乐，而不是意义，所以当你想要传递一点意义的时候，也要以快乐的方式去实现。华语电影票房的新科状元《战狼2》，就是这么做的。
　　所谓意义，其实就是一种教育指向，“文以化人”，是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主流功能。然而直接的教育让人抵触，意义的外围必须包裹一层糖衣。而精于此道的，反而正是被诘难为“商业片导演”的刘伟强他们。正如《建军大业》的监制黄建新所说，在香港导演的职业生涯里，永远面对市场和生存的挑战，所以他们的作品永远能发生新的变化。
　　同为香港“商业片导演”的徐克，在2014年就推出过一部主旋律电影—《智取威虎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被认为是主旋律电影成功转型的一个样本。
　　《智取威虎山》出自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虽然是小说，但基本历史事实和主要人物都是有所凭依的过去的故事，平滑地引向了今天的生活。
　　徐克直接在《智取威虎山》中展示了对连结方式的思索。他特意从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娱乐生活（饮酒K歌）开始，突然在KTV的屏幕上播放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片段，然后再以年轻人对英雄故事的憧憬为过渡，进入他对故事的当代诠释，最后以“复活”的英雄们和年轻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结束。这一手法，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对革命英雄的诠释形态进行新旧交接的典型代表，而徐克却成功地将这种张力化解，轻盈地转化为一种融合。
　　徐克同样使用了“小鲜肉”林更新扮演少剑波，那一年，“小鲜肉”这个词汇刚刚诞生。林更新的表现非常出色，和扮演杨子荣的老戏骨张涵予交相辉映。这证明“小鲜肉”演革命英雄本身不是问题，导演的能力才是。
　　在徐克的电影出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林海雪原》这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已被尘封久矣。小说很难被新一代的年轻人拿起来，而样板戏则连“老一辈”都很少重温了。
　　当那些年轻人进入影院，去了解《智取威虎山》里的英雄事迹和它的意义时，他们是不是“垃圾观众”？不知道冯小刚导演提出“垃圾观众论”时心理上有没有矛盾，因为引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之路的，正是他自己—他在2007年推出了反响热烈的《集结号》。
　　《集结号》的故事据说也是真实存在，但对于主角谷子地的原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王艾甫，一说为常孟兰。不管是谁，电影对革命英雄的形象进行了“反英雄”式的加工，谷子地在战场上杀俘，操起椅子砸向上级派来的调查人员，都与传统的“高大全”形象格格不入。 　　虽然没有用“小鲜肉”（那时也还没有这个名词），但主创方引入韩国特技团队制造爆破效果，也已表明了将革命英雄的形象塑造推向市场的指向。
　　放松点，这不是背叛
　　观众们会注意到，《建军大业》中每一个革命家出场的时候，都会出字幕，标明姓名和年龄。这说明，一方面导演承认了许多演员在形象上与原型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在提醒人们，这些大事件的参与者，当时就是如此青春，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使用“小鲜肉”，他们的巨额片酬往往会挤占电影其他方面的资源，降低电影的制作质量，但《建军大业》中的“小鲜肉”们据说都是零片酬，只有一些象征性的生活补贴，也算足见诚心了。
　　从最终呈现的样子看，这部电影并没有“山寨”感，更没有戏说的成分。虽说其导演执导过《古惑仔》，但不意味着他面对历史就缺乏恭敬，据说为了拍《建军大业》，刘伟强前期阅读了3米多厚的书籍资料，而且实地走访了大量纪念馆和历史遗迹，这种勤谨，恐怕连许多在主旋律影视领域“老于此道”的同行也会为之汗颜。
　　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演技能不能把人物演活，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拍电影和写家谱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没有责任做到与原型完全一致，对于任何表演者，老的少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任务。
　　最终，这个问题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这表明当下的社会对变化的宽容。时间将证明宽容是有益的。十几年前，当唐国强要出演毛泽东的时候，也引起了社会的质疑，人们无法想象这个曾经的“粉面小生”（相当于“小鲜肉”）能够演出伟人的气魄，事实则是，唐国强恰恰在气魄上最为出色。
　　只要我们走下道德制高点，就会发现对历史进行新的诠释，不是一种背叛。未来可能有更多类型化的、更大胆的再演绎，也不是背叛。
　　2011年，有一部微电影叫《雷锋侠》，把雷锋塑造为超级英雄。电影算不上成功，但其探索方向是值得称许的。因为我们只需一问：在中国的青少年群体中，作为道德典范和国家英雄的真实的雷锋，和子虚乌有的美国超人，谁的影响力更大？
　　雷锋和“雷锋侠”之间的距离，只在一念之间，那就是我们能不能更加轻松地面对过去。
　　美国在2012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吸血鬼猎人林肯》，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的林肯总统，成为了恐怖片的主角。因为父母被吸血鬼杀害，林肯愤怒地操起一把斧子，成为一名专杀吸血鬼的猎人，他身手了得，杀招凌厉，所到之处可谓鬼哭神嚎。这部片子，也是真人真事，只不过附丽于隐喻—林肯就是总统林肯，而吸血鬼则是比喻蓄养黑奴的南方种植园主。
　　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去贯彻他们的“普世价值”，美国人都不会放过机会，他们也不会把电影视为对林肯的不尊敬。
　　这是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形式与实质，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形式，对一些被认为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习惯于用严肃的形式去确保它的权威，而不理会最终究竟能不能“确保”。
　　比如“师道”，自先秦以降就十分强调老师与学生的尊卑差序。南宋大儒陆九渊有一个故事，几个学生端坐着听他上课，但学生一直无法理解他所说的“发明本心”中的“本心”为何物，他便突然站了起来，几个学生马上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陆九渊说：“只此便是本心。”今天面对较近的历史，仍然有一些人像陆九渊的学生面对老师一般战战兢兢—哪怕无所作为，也强于闪失半毫—至于这种態度是否会窒息历史的传承，似乎倒是其次。

　　其实，前贤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也允许进行艺术化的加工。以《史记》为例，这部正史的文学价值，并不亚于其史学价值，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常常进行细节上的虚构，这从逻辑上就可以证伪。比如《伯夷列传》中写到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在首阳山上马上要饿死时唱起了现编的歌，并完整地记载了8句歌词。很显然，两个人饿死前作的歌，不可能有第三个人从旁记录，如果真有这第三个人，那么他们就不大会饿死。
　　像这样的不可能有人听到的话语，不可能被人看到的动作，在《史记》中比比皆是。不过它们并不影响历史本身的真实性，而且因为提升了艺术感染力，让人物形象更丰满，后世更容易代代相传。
　　今天在严肃的历史学界，主流里也强调“现代性历史学”，学者们必须不断探索着新的方法论。同样，在文艺领域尝试“现代性主旋律电影”，一样必要，惟其如此才能讲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截然不同、和过去已经无法互相理解的社会环境下，英雄为什么仍然可爱？
　　回答的方法有很多种，讲一个好故事，比严正声明要艰难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