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宁，1952年生，祖籍湖南，客居南京。自幼师从著名画家赵良翰先生（吕凤子学生）和著名美术教育家、理论家、画家刘汝醴教授（徐悲鸿学生）与当代艺术大师亚明先生。半个世纪以来主攻中国画、雕塑，尤擅画马。其画马艺术成就及影响，被画界誉为“悲鸿再传弟子——当代第一马”。
　　雷晓宁现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江苏省委文化委员、中央中国国礼艺术研究院教授、江苏省台属联谊会常务理事、江苏华夏艺术研究院院长、南京市雕塑协会顾问等。
　　“感情就像水一样，如果在一个地方堵住了，就需要从另外一个出口流出。”雷晓宁扶了扶眼镜，拢了下发白的头发，宁静的面庞透出一股淡淡的忧伤。一个冬日的早上，《经济》记者来到六朝古都南京，坐在雷飞鹏后人雷晓宁的画室，听他娓娓道来“马背”上的故事。
　　书画世家马中出
　　雷晓宁的家庭可以用“显赫”二字形容。
　　祖父雷飞鹏是光绪时期的举人，并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后来由谭人凤、章太炎介绍加入了兴中会。此后，他一面用清朝官员的虚职掩饰着自己的身份，一面帮助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辽东支队。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远在东北的雷飞鹏筹集到一笔巨款，并亲自运送到南方。随后，他在张作霖的杀戮中幸免于难，并一直暗中支持孙中山，直至郭宗熙辞职后才回湖南老家。
　　而雷飞鹏的长子雷季龢则为国捐出了自己的身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科的他，因为沧石铁路对日交涉以及天津屠宰税的问题得罪了日本人，于1936年农历除夕前日在天津法租界的中国旅馆被日本浪人刺死。
　　雷季龢被刺之后，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褒奖令。接着，雷季龢四弟雷嗣尚继续为抗日奔走。亲历了“七七事变”之后，雷嗣尚作为蒋介石特派员与日本谈判，并假以谈判之名，趁机缓解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压力。
　　雷飞鹏五子雷志洁，也就是雷晓宁的父亲，在西安事变当天，作为杨虎城主任秘书的他，连夜起草了张学良、杨虎城等19将领向全国发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了南京。在雷晓宁只有八岁的时候他因病去世，留下了心爱的妻子和雷晓宁兄妹六人。
　　书香世家的雷晓宁从小耳濡目染，在绘画和书法方面极有天赋。“当时我的小舅舅总喜欢带我去马场玩，所以从那时起，马的形象就在我心里扎了根。”谈及缘何画马，雷晓宁告诉记者，由于“文革”之后，他们家庭被打入了“大地主”“大资本家”的阶级，所以生活穷困潦倒，也没有孩子同他玩，他常常一个人静静地看马走马停，并将温顺而又孤傲的马视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他似乎从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画马的画家百图一面，程式复制，毫无新奇之处。而雷晓宁却能融情感、哲思入画，尽情地描绘着胸中奔驰的骏马。其笔下之马，奔驰如电，纵横恣肆，显示催人奋进的生命之美，飞扬着一往直前、锐不可当的龙马精神。其画马，风格多样，姿态生动，变化迥然不同，至臻妙境。所有这些艺术成就均得益于他对马的“感情宣泄”。
　　即使成名以后，雷晓宁也多次亲自奔赴多个马场，现场体验自然状态下的马群在山野之中奔跑的壮阔景象，来完善自己的创作。
　　“为了了解汗血宝马桀骜不驯的烈马性情，我还因此摔折了小腿。”雷晓宁笑道。然而这样的付出他认为是值得的，汗血宝马那桀骜的眼神，龙吟般的嘶吼，飘洒如飞的鬃尾，蹴踏奔驰的电闪雷鸣，都从此一一刻印在他脑海里，在他的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老骥伏枥求根本
　　当记者问及像雷晓宁这样的“精英”后人该如何传承传统艺术，他认为，作为一名书画艺术工作者，不应该提及“精英”二字，而应该虚心研习古今各家之长，师心而不师迹，大胆探索艺术真谛，大胆创新，方能树立自己的艺术风格，走出自己的道路。
　　此外，他对当今的美坛现状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下中国大陆各级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本应属于民间社团组织。但随着大陆市场经济的开放，这类协会已不再是为书画艺术家提供服务的机构，它们已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平台，并由利益的链条把这个群体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或许是见惯了争名夺利，雷晓宁谈及这些事情时，脸上露出了疲倦。他告诉记者，这些“协会们”不知从何时起，扮演起了管理者的角色，并垄断把持着与书法绘画相联系的文化活动的参与权、决定权、话语权和媒体，并用政治手段把书画界分成所谓一线、二线、三线书画家。
　　“艺术是对人世间‘美’的理解，岂能用等级来划分。”雷晓宁感慨道，“这会混淆人们的审美眼光和正确判断，错误地认为艺术成就的高低和水平是由职务、头衔和级别组成。”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应该“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正是雷晓宁一直以来践行并追求的艺术原则。最后，他反复强调道：“艺术家不仅要创造美，更要肩负着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