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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本刊以《政府放权，绣球抛给商会》就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移外出，商会作为社会组织如何承接进行了讨论。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只是商会功能的一项，而商会自身能力建设在新时期正发生着改变或转型。广东省作为社会组织改革创新试验点，走在了全国前列。本期《商会论道》邀请有着商协会领导15年经验的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理宗就“互联网时代下商会如何生存”等话题进行探究。
商会是一个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服务平台。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没有边界和没有时空的互联网时代，纵横融合，信息云集。在这样一个新的商业环境里，面对企业需求呈现出来的种种个性化以及商协会间的竞争白热化，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理宗接受了《经济》记者独家专访。
《经济》：您在商协会有着15年的领导经历，您认为商协会在哪些方面的改变最大？
王理宗：在这15年里，我经历了从福田民企联谊会秘书长到中国光彩会副秘书长的跳跃，从区级商协会做到中央级商协会。
在行业商协会初创阶段，都会面临从粗放到稳定到发展再到高速的过程，为了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我们要把握好行业商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面临的挑战。对于商协会来说，5年以下属于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的商协会具有如下特征：管理方式粗放型、生存方式温饱型、行为方式江湖型、人才方式草根型。5年到10年之间的商协会则处于稳定期。特征表现为：特色型、资源型、合作型。10年以上的商协会则处于高速发展期。它必须具有引领性、文化性、战略性。
当下的经济社会在转型，人们的观念也在转变，会员企业的价值诉求也跟着发生改变。所以，商会原来单一的那种“桥梁纽带、信息传递”的功能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行业商协会转型迫在眉睫。我认为，商协会要向价值创造型的社会组织升级，具体而言就是，由上传下达的简单附体向自主创新的主体、由被动型向主动型、由保姆型向主人型、由舞台边沿向舞台中心、由“百货店”式向“专卖店”式转。
《经济》：互联网时代，整个商业业态都发生了变化，会员企业的需求也呈现出个性化，商会的角色、功能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
王理宗：以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为例，我们每年年初对会员、对行业进行调研，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在个性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对每个企业进行个性化分析。当前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产业转型升级很紧迫，未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已成定局，生产成本、金融成本、社会成本日益攀升，企业的平均利润大不如从前，人才储备、技术储备捉襟见肘，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生存非常之难，行业在前进的过程中举步维艰，这些都会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商会、行业协会的生存过程中，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他们的艰辛就是我们的艰辛，他们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提升了社会管理能力，也改变了人们获取利益的路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行业间的边界在逐渐模糊起来，商会应该有自己的思考，从经验上看，商会信息服务的泛职能正在逐渐衰减，整合资源的能力急需提升，朝着“精、专、新”路线发展，精即“有标准、有模式、精益求精、附加值高”；专即“专一、专业、专攻”；新即“新概念、新模式、新触觉、新战略”。
网络时代，我认为商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织网。商会就是织网的人，怎么去织网？是用信息、情感、信用来编织网，还是用战略、文化来编织网？如何使这个网更加紧密、牢固，富有弹性和活力，这是我们要突破的。
首先是突破资源整合上的界限，不仅要整合行业内、国内资源，还要整合广泛的行业外和国外资源，满足企业有形的和无形的、当下的和长久的诉求。当资源足够有效时还要在配置能力上下功夫，只有配置合理才能帮助会员企业提升附加值，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行业竞争力。另外，富有创造性资源也很重要。商会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智库顾问团，还要努力成为一个执行人和实战者。未来的商会应该是一个兼具策略、组织、实施与引领功能的行业组织。
遗憾的是，目前仅有10%的商会能够做到这些。所以说，未来商协会的挑战很大。兼具资源、战略、眼界，有标准动作的商协会才是一个完善的行业组织。
《经济》：在未来5到10年，中国的商协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竞争会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王理宗：对此，我有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商协会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以深圳为例，随着一业多会条例的实施，加之政府改革的日益深入，行业商协会的登记门槛也在不断降低。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深圳乃至全省或全国各个商协会将会像雨后春笋般竞相出现，其竞争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局面相似。所以我们面临的竞争环境将会更加严峻，将会有很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在三五年内灰飞烟灭。
第二，随着科技、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行业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随之出现的将是复合型、立体型行业协会商会，那种单纯的行业特色将会越来越少。一个行业协会、一个组织独占企业的资源已经不复存在，接下来行业之间的兼并、企业之间的兼并、商会行会之间的兼并，特别是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兼并将风起云涌。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一个企业家要入多少会，仅老乡会就有县一级、市一级、省一级。大家纷纷抢夺有限的企业资源的时候，就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适者生存。如果没有好的产品、品牌、口碑以及文化，要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和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第三，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展的日益成熟，未来将会有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理想、有职业道德的精英人士走进社会组织，将给社会组织带来巨大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新的市场、新的能力、新的视野、新的模式，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精英的加入，社会组织的地位将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将会由这批人引领社会、政府、企业等各界人士对社会组织，特别是商协会的高度重视，商协会的地位在此时将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
第四，会费式的生存模式将日益式微，靠会费生存的组织将濒临死亡。一个企业要同时加入好几个商协会，但是这些组织能不能产生价值还是未知。目前的环境下，可能基于一种探索或者情感，企业交了会费，但是随着对商协会价值的发现以及期望值的降低，企业缴费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只有具备特色服务、购买服务、公共服务能力的商协会才能获得生存空间。无论是欧洲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东南亚模式，靠会费生存的社会组织少之又少，如果有，只占整体开支的三分之一。如果控制在三分之一，有30%的政府购买，有30%的自身创新能力，再有20%—30%的会费收入，这种结构可能会比较合理。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会费生存，这个组织将难以为继。
第五，商协会的理论将会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商会协会尚未形成自身的发展理论，无论是运营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战略、角色定位、发展理念和它的价值内涵，到目前均没有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没有一个权威者对它进行界定。在未来几年，相信会出现多种商协会及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将会对更多的从业者带来指路明灯。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会员企业有不同的需求。总之，以满足情感为中心，不断增进和企业家的联系。而商会与商会之间，协会与商会之间更应该全面联动，相互融合，进行总体分工和内部分工，互为顾问、互为董事、互为股东、互为供应商，到现在的互为亲家。只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学习、创新、突破。加强资源上的联合、情感上的联合、信息上的联合、知识上的联合，商协会会更加强大，更加健康。
商会是一个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服务平台。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没有边界和没有时空的互联网时代，纵横融合，信息云集。在这样一个新的商业环境里，面对企业需求呈现出来的种种个性化以及商协会间的竞争白热化，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理宗接受了《经济》记者独家专访。
《经济》：您在商协会有着15年的领导经历，您认为商协会在哪些方面的改变最大？
王理宗：在这15年里，我经历了从福田民企联谊会秘书长到中国光彩会副秘书长的跳跃，从区级商协会做到中央级商协会。
在行业商协会初创阶段，都会面临从粗放到稳定到发展再到高速的过程，为了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我们要把握好行业商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面临的挑战。对于商协会来说，5年以下属于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的商协会具有如下特征：管理方式粗放型、生存方式温饱型、行为方式江湖型、人才方式草根型。5年到10年之间的商协会则处于稳定期。特征表现为：特色型、资源型、合作型。10年以上的商协会则处于高速发展期。它必须具有引领性、文化性、战略性。
当下的经济社会在转型，人们的观念也在转变，会员企业的价值诉求也跟着发生改变。所以，商会原来单一的那种“桥梁纽带、信息传递”的功能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行业商协会转型迫在眉睫。我认为，商协会要向价值创造型的社会组织升级，具体而言就是，由上传下达的简单附体向自主创新的主体、由被动型向主动型、由保姆型向主人型、由舞台边沿向舞台中心、由“百货店”式向“专卖店”式转。
《经济》：互联网时代，整个商业业态都发生了变化，会员企业的需求也呈现出个性化，商会的角色、功能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
王理宗：以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为例，我们每年年初对会员、对行业进行调研，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在个性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对每个企业进行个性化分析。当前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产业转型升级很紧迫，未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已成定局，生产成本、金融成本、社会成本日益攀升，企业的平均利润大不如从前，人才储备、技术储备捉襟见肘，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生存非常之难，行业在前进的过程中举步维艰，这些都会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商会、行业协会的生存过程中，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他们的艰辛就是我们的艰辛，他们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提升了社会管理能力，也改变了人们获取利益的路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行业间的边界在逐渐模糊起来，商会应该有自己的思考，从经验上看，商会信息服务的泛职能正在逐渐衰减，整合资源的能力急需提升，朝着“精、专、新”路线发展，精即“有标准、有模式、精益求精、附加值高”；专即“专一、专业、专攻”；新即“新概念、新模式、新触觉、新战略”。
网络时代，我认为商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织网。商会就是织网的人，怎么去织网？是用信息、情感、信用来编织网，还是用战略、文化来编织网？如何使这个网更加紧密、牢固，富有弹性和活力，这是我们要突破的。
首先是突破资源整合上的界限，不仅要整合行业内、国内资源，还要整合广泛的行业外和国外资源，满足企业有形的和无形的、当下的和长久的诉求。当资源足够有效时还要在配置能力上下功夫，只有配置合理才能帮助会员企业提升附加值，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行业竞争力。另外，富有创造性资源也很重要。商会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智库顾问团，还要努力成为一个执行人和实战者。未来的商会应该是一个兼具策略、组织、实施与引领功能的行业组织。
遗憾的是，目前仅有10%的商会能够做到这些。所以说，未来商协会的挑战很大。兼具资源、战略、眼界，有标准动作的商协会才是一个完善的行业组织。
《经济》：在未来5到10年，中国的商协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竞争会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王理宗：对此，我有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商协会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以深圳为例，随着一业多会条例的实施，加之政府改革的日益深入，行业商协会的登记门槛也在不断降低。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深圳乃至全省或全国各个商协会将会像雨后春笋般竞相出现，其竞争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局面相似。所以我们面临的竞争环境将会更加严峻，将会有很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在三五年内灰飞烟灭。
第二，随着科技、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行业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随之出现的将是复合型、立体型行业协会商会，那种单纯的行业特色将会越来越少。一个行业协会、一个组织独占企业的资源已经不复存在，接下来行业之间的兼并、企业之间的兼并、商会行会之间的兼并，特别是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兼并将风起云涌。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一个企业家要入多少会，仅老乡会就有县一级、市一级、省一级。大家纷纷抢夺有限的企业资源的时候，就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适者生存。如果没有好的产品、品牌、口碑以及文化，要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和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第三，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展的日益成熟，未来将会有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理想、有职业道德的精英人士走进社会组织，将给社会组织带来巨大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新的市场、新的能力、新的视野、新的模式，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精英的加入，社会组织的地位将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将会由这批人引领社会、政府、企业等各界人士对社会组织，特别是商协会的高度重视，商协会的地位在此时将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
第四，会费式的生存模式将日益式微，靠会费生存的组织将濒临死亡。一个企业要同时加入好几个商协会，但是这些组织能不能产生价值还是未知。目前的环境下，可能基于一种探索或者情感，企业交了会费，但是随着对商协会价值的发现以及期望值的降低，企业缴费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只有具备特色服务、购买服务、公共服务能力的商协会才能获得生存空间。无论是欧洲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东南亚模式，靠会费生存的社会组织少之又少，如果有，只占整体开支的三分之一。如果控制在三分之一，有30%的政府购买，有30%的自身创新能力，再有20%—30%的会费收入，这种结构可能会比较合理。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会费生存，这个组织将难以为继。
第五，商协会的理论将会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商会协会尚未形成自身的发展理论，无论是运营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战略、角色定位、发展理念和它的价值内涵，到目前均没有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没有一个权威者对它进行界定。在未来几年，相信会出现多种商协会及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将会对更多的从业者带来指路明灯。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会员企业有不同的需求。总之，以满足情感为中心，不断增进和企业家的联系。而商会与商会之间，协会与商会之间更应该全面联动，相互融合，进行总体分工和内部分工，互为顾问、互为董事、互为股东、互为供应商，到现在的互为亲家。只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学习、创新、突破。加强资源上的联合、情感上的联合、信息上的联合、知识上的联合，商协会会更加强大，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