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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先生 （1893—1988） 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 《东方杂志》 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 《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前，梁先生曾经报考过北大，没有被录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梁漱溟没有考取北大当学生，却当上了北大的讲师。梁先生是二十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一点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与毛主席直接冲突的“面折”局面。梁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1974年，他发表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梁先生的哲学主要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哲学已经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 （1885—1968）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湖北黄冈熊子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只读过半年私塾，从没有受过任何新式教育，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他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氏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1905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遂被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他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年至1918年，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先生“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教授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國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 《新唯识论》 语体文本和 《读经示要》 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和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先生 （1883—1967） 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第一部 《资本论》 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八个字回绝。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 《泰和会语》 《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 《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我曾在贺麟先生家亲耳听贺先生对我说过，蒋委员长会见他们这些哲学、人文学教授之前，还确实读过他们写的一两种书，在上面圈圈点点，见面时还针对著作问一两个问题。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他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糅”。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都知道，刘裕是南朝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三先生的交游
1919年，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 《东方杂志》 上发表的 《究元决疑论》 已经拜读，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 《究元决疑论》 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 《庸言》 上发表的 《健庵随笔》 批评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等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学。1919年他已读过 《唯识述记》。
梁漱溟二十四岁发表的 《究元决疑论》 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缘于此文。经范静生先生的介绍，梁携带此文去拜访蔡元培校长。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赏识，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商，聘梁讲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 《印度哲学概论》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 《唯识述义》 （第一册） 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支那内学院 （筹备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先生顾虑自己学养不足，恐怕有无知妄谈之处，征得蔡元培校长的同意，代表北大专程去南京内学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请吕澂先生来北大讲佛学，但欧阳大师不放，遂改计邀熊十力先生北上。由于蔡校长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与才气，熊先生这位既无学历又无文凭的人，被北京大学聘为主讲佛教唯识学的特约讲师。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要说学历，熊先生只读过半年私塾，再就是在南京学佛两年，他真正是所谓自学成才。） 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们有过交往。1918年，蔡先生为熊先生的处女作 《心书》 写过序。
在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熊十力如鱼得水，获得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一机缘，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法相唯识之学，边写讲义边讲。原写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熊先生从唐代著名佛学理论家玄奘、窥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学宗师无著、世亲、护法，清理唯识学系统的脉络，揭示其理论纲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创造性冲动的人。这一年，忽然怀疑旧学，对过去所相信和撰寫的东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写稿毁掉，而开始草创 《新唯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 《唯识学概论》 刚刚印出不久，他已决心自创新说，扬弃旧稿。
1924年熊先生为自己更名“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 《大智度论》 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创办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暂停北大教职，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他们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四川的王平叔、钟伯良、张俶知及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他们共同办学、读书、讲学。熊先生参与其事，任导师。梁、熊诸先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而不顾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满，向往传统的书院制，师生共同切磋道德学问。梁先生来曹州办学，本意是办曲阜大学，以曹州高中为预科，可惜曲阜大学没有办成，又拟恢复重华书院，亦未实现。但梁先生实践自己提出的“办学应是亲师取友”的原则，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这种精神深获熊先生之心。梁、熊诸先生与弟子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此时熊先生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一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知道在杭州有一位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隐居不仕。听说了马先生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特别是得知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熊先生极想与马先生晤谈。熊十力请原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先生介绍。单先生感到很为难，因为马先生是不轻易见客的。从前蔡元培校长电邀马先生去北大任教，马先生曾以 《礼记·曲礼》中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八个字回绝。熊听说后思慕益切，于是将自己在原唯识论讲义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删改成的 《新唯识论》 稿邮寄给马先生，并附函请教。邮寄后数星期没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虑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访，一位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头圆额广、长须拂胸的学者自报姓名：马一浮。熊十力大喜过望，一见面就埋怨马先生，说我的信寄了这么久，你都不来。马先生说，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马上就会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仔细细拜读完了，才能拜访呀！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此后，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后来修订 《新唯识论》 （文言文本） 的末章 《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先生的许多意见，在对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解释上，受到马先生的影响。1930年11月，马、熊二先生往复通信数通。北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陈大齐 （字百年） 先生聘请马先生为研究院导师，马先生推举熊先生去做导师。他们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谊甚为深厚。熊先生让李笑春给马先生送去 《尊闻录》，马先生阅后，特举“成能”“明智”二义加以讨论。 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熊十力老友沔阳张难先 （号义痴） 主政浙江。张难先、严重 （又名严立三）、石瑛 （字蘅青）为湖北三怪，生活清苦，砥砺廉洁，在政界颇属难得。杭州下雪，张难先率员工到街上铲雪。他说：“我别号‘六其’居士，区区铲雪扫路，何足道哉？”“六其”之号，源于《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云云。张不愿凭地位借住别墅，其眷属只得花钱租居。张在任上两袖清风，离任时尚亏欠九百余元，由自己带来的属下归还了事。张上任时即荐石瑛任他的建设厅长。石瑛与张同时离任，去苏州古寺隐居，临走仍是一卷铺盖、一旧皮箱。熊十力与这几位湖北老乡时常谈心，相交甚欢。
三先生的晚年及其文化共同体的消解
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他们三人的为人风格不同。马先生圆融，极有修养。熊先生孤傲，脾气急躁。梁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熊先生求真，忌俗，一生鞭笞奴隶性格，主张不集一途，不尚众宠，空诸依傍，独立不苟。他尝说：
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熊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再向毛泽东、董必武、徐特立等中共高层上书，对当时的文教方针提出意见与建议，希望恢复民间自由讲学的书院，至少应恢复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请吕澂先生恢复支那内学院，他自己想办中国哲学研究所。同时，熊先生希望当局尊重中国文化，至少不要鼓励批判中国文化，提出“马列主义宜中国化”。他又著 《与友人论张江陵》，批判明代张居政当宰相时禁讲学、毁书院的错误做法。这显然是在借古讽今。
熊先生晚年很寂寞。在1958年出版的 《体用论》 中，熊先生有诗云：
万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志业半不就，天地留亏虚。亏虚复何为，岂不待后人？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待之以无待，悠悠任天常。噫予犹御风，伊芒我亦芒。
这里借用 《庄子》 表达了一种无奈的感喟，表达了道废学绝的悲情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 《存斋随笔》 中慨叹：
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他们都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劫难，都被红卫兵抄家、羞辱。熊、马二先生均死于“文化大革命”。
熊先生辞世的头一年，1967年6月2日，马一浮先生在杭州病逝，终年八十五岁。马先生与熊先生、梁先生一样，未能逃过“文化大革命”劫难。1966年，马先生的家被抄。抄家的头一天，一园林工人获悉红卫兵将去蒋庄“扫四旧”，即连夜报信，马先生内侄女汤淑方小姐与省委统战部联络，次晨将马先生转移他处。红卫兵拟焚烧马家古书字画，幸浙江省立图书馆来人抢救文物。马先生从此未回蒋庄。梁先生在北京亦遭红卫兵抄家、焚烧书画、扫地出门之灾。北京第一二三中学的红卫兵还勒令梁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先生为夫人说话，红卫兵喝令梁也跪下。马先生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时，尚在关心友生，当听说李叔同弟子潘天寿教授在美术学院遭非人待遇时，马先生连声叹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不再开口，一病不起。马先生自知不能再起，写下了绝笔诗 《拟告别亲友》。这首绝笔诗，是亲友在安吉路陋室整理遗物时在书桌上发现的。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前四句是道家思想，庄子的超脱。第五句用了佛教的沤海之喻，意蕴颇深。“沤”就是一个小水泡。其实一人一物，不过只是小小的浮沤水泡，但也是整个大海的显现。沤生沤灭，生死变幻，最终要归于宇宙无尽的大海之中。庄子讲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死也如昼夜的变化，我们不必悦生恶死，就像不必喜欢白天，厌恶夜晚一样。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不就是沤与海的关系吗？生与死，不过是平常事而已。
按庄子的说法，真人能破死生之惑，不执著生，不厌恶死，一切听其自然，视生与死为一来一往，来时不欣喜，去时不抗拒。马先生以楚辞形式所写的 《自题碑文》 更表现了他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心境：
孰宴息兮此山陬，
古之逸民兮今莫与俦。
驱日月兮行九幽，
安茕独兮背人流;
枯槁不舍兮阨穷不忧，
虽日寡闻兮庶殁齿而无怨尤;
道不可为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
世各从其所好兮吾独违乎迷之邮;
志不可得终遂兮自今其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莫余知其何憾兮任千载之悠悠！
熊、马、梁诸先生的确是独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虽穷阨一生，但从不苟且。尽管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不可终遂，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也就可以乘化而去，回归自然，而没有什么遗憾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静下心来写 《儒佛异同论》。在批林批孔的淫威下，梁先生竟然寫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辩论，声明：“你们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家围攻他，他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是何等的气节操守！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后，华人知识界颇有一些震荡和回应，从哀悼梁先生的若干幅挽联中可以略见一斑：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敬挽
熊、马、梁三先生被弟子们称为“三圣”。弟子们自称“圣人之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熊先生在北方，或住梁宅——北平缨子胡同十六号，或在万寿山大有庄、山东邹平等地与梁先生师弟合住，共同修养心性，砥砺品行，相互批评帮助，把学问与修养结合起来。1930年，熊先生始与马先生交游，而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时期，熊先后到马、梁所办书院讲学。1949年以后，三先生相互关心，密切联络，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们的朋友、学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动的。如伍庸伯、張俶知等，原是梁先生朋友，贺昌群、钟泰 （号钟山） 等原是马先生朋友，后来都成了熊先生朋友。张立民 （家鼎） 原是熊先生弟子，在危难时受到熊先生保护，曾随侍熊先生，帮助整理文稿，但后来成为马一浮先生的得力助手，随侍马先生数十年。黄良庸、王平叔、陈亚三、李渊庭等原是梁先生弟子，后也成了熊先生弟子。云颂天、刘锡嘏 （公纯）、李笑春等原是熊先生弟子，后也成了梁、马的弟子。王培德 （星贤）、袁心粲、王伯尹、张德钧等，大约是先从马先生，后又与熊先生友善，以师事之。此外，高赞非、谢石麟、周通旦等，无不并尊三先生为师。
以后，熊、马、梁身边的弟子们，相互流动，或以他们办的民间书院 （如后来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 为依托，或谨以信义相维系。三圣及其弟子，构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这确实很有一点儿宋明儒的味道了。道义在师生的激励、践履中，在艰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扎下根来。在这种团体 （哪怕是松散的） 中，在师友关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学问，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们是保留我国传统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军。此后，在洋化的现代教育中，很少能找到这种师生关系了，很少有把学问与德行，做人与为文密切联系起来的文化共同体了！
……
三圣中只有梁先生熬过了“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聆听了梁先生的第一讲。他一上来就说，“我六十年前说过，未来的世界还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天下，我今天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当时我们听了，都感到震撼。
（选自《儒者的智慧》/郭齐勇 著/北京出版社/ 2019年3月版）
梁漱溟先生 （1893—1988） 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 《东方杂志》 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 《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前，梁先生曾经报考过北大，没有被录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梁漱溟没有考取北大当学生，却当上了北大的讲师。梁先生是二十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一点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与毛主席直接冲突的“面折”局面。梁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1974年，他发表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梁先生的哲学主要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哲学已经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 （1885—1968）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湖北黄冈熊子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只读过半年私塾，从没有受过任何新式教育，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他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氏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1905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遂被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他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年至1918年，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先生“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教授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國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 《新唯识论》 语体文本和 《读经示要》 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和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先生 （1883—1967） 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第一部 《资本论》 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八个字回绝。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 《泰和会语》 《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 《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我曾在贺麟先生家亲耳听贺先生对我说过，蒋委员长会见他们这些哲学、人文学教授之前，还确实读过他们写的一两种书，在上面圈圈点点，见面时还针对著作问一两个问题。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他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糅”。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都知道，刘裕是南朝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三先生的交游
1919年，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 《东方杂志》 上发表的 《究元决疑论》 已经拜读，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 《究元决疑论》 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 《庸言》 上发表的 《健庵随笔》 批评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等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学。1919年他已读过 《唯识述记》。
梁漱溟二十四岁发表的 《究元决疑论》 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缘于此文。经范静生先生的介绍，梁携带此文去拜访蔡元培校长。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赏识，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商，聘梁讲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 《印度哲学概论》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 《唯识述义》 （第一册） 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支那内学院 （筹备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先生顾虑自己学养不足，恐怕有无知妄谈之处，征得蔡元培校长的同意，代表北大专程去南京内学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请吕澂先生来北大讲佛学，但欧阳大师不放，遂改计邀熊十力先生北上。由于蔡校长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与才气，熊先生这位既无学历又无文凭的人，被北京大学聘为主讲佛教唯识学的特约讲师。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要说学历，熊先生只读过半年私塾，再就是在南京学佛两年，他真正是所谓自学成才。） 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们有过交往。1918年，蔡先生为熊先生的处女作 《心书》 写过序。
在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熊十力如鱼得水，获得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一机缘，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法相唯识之学，边写讲义边讲。原写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熊先生从唐代著名佛学理论家玄奘、窥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学宗师无著、世亲、护法，清理唯识学系统的脉络，揭示其理论纲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创造性冲动的人。这一年，忽然怀疑旧学，对过去所相信和撰寫的东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写稿毁掉，而开始草创 《新唯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 《唯识学概论》 刚刚印出不久，他已决心自创新说，扬弃旧稿。
1924年熊先生为自己更名“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 《大智度论》 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创办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暂停北大教职，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他们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四川的王平叔、钟伯良、张俶知及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他们共同办学、读书、讲学。熊先生参与其事，任导师。梁、熊诸先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而不顾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满，向往传统的书院制，师生共同切磋道德学问。梁先生来曹州办学，本意是办曲阜大学，以曹州高中为预科，可惜曲阜大学没有办成，又拟恢复重华书院，亦未实现。但梁先生实践自己提出的“办学应是亲师取友”的原则，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这种精神深获熊先生之心。梁、熊诸先生与弟子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此时熊先生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一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知道在杭州有一位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隐居不仕。听说了马先生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特别是得知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熊先生极想与马先生晤谈。熊十力请原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先生介绍。单先生感到很为难，因为马先生是不轻易见客的。从前蔡元培校长电邀马先生去北大任教，马先生曾以 《礼记·曲礼》中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八个字回绝。熊听说后思慕益切，于是将自己在原唯识论讲义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删改成的 《新唯识论》 稿邮寄给马先生，并附函请教。邮寄后数星期没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虑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访，一位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头圆额广、长须拂胸的学者自报姓名：马一浮。熊十力大喜过望，一见面就埋怨马先生，说我的信寄了这么久，你都不来。马先生说，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马上就会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仔细细拜读完了，才能拜访呀！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此后，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后来修订 《新唯识论》 （文言文本） 的末章 《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先生的许多意见，在对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解释上，受到马先生的影响。1930年11月，马、熊二先生往复通信数通。北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陈大齐 （字百年） 先生聘请马先生为研究院导师，马先生推举熊先生去做导师。他们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谊甚为深厚。熊先生让李笑春给马先生送去 《尊闻录》，马先生阅后，特举“成能”“明智”二义加以讨论。 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熊十力老友沔阳张难先 （号义痴） 主政浙江。张难先、严重 （又名严立三）、石瑛 （字蘅青）为湖北三怪，生活清苦，砥砺廉洁，在政界颇属难得。杭州下雪，张难先率员工到街上铲雪。他说：“我别号‘六其’居士，区区铲雪扫路，何足道哉？”“六其”之号，源于《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云云。张不愿凭地位借住别墅，其眷属只得花钱租居。张在任上两袖清风，离任时尚亏欠九百余元，由自己带来的属下归还了事。张上任时即荐石瑛任他的建设厅长。石瑛与张同时离任，去苏州古寺隐居，临走仍是一卷铺盖、一旧皮箱。熊十力与这几位湖北老乡时常谈心，相交甚欢。
三先生的晚年及其文化共同体的消解
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他们三人的为人风格不同。马先生圆融，极有修养。熊先生孤傲，脾气急躁。梁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熊先生求真，忌俗，一生鞭笞奴隶性格，主张不集一途，不尚众宠，空诸依傍，独立不苟。他尝说：
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熊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再向毛泽东、董必武、徐特立等中共高层上书，对当时的文教方针提出意见与建议，希望恢复民间自由讲学的书院，至少应恢复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请吕澂先生恢复支那内学院，他自己想办中国哲学研究所。同时，熊先生希望当局尊重中国文化，至少不要鼓励批判中国文化，提出“马列主义宜中国化”。他又著 《与友人论张江陵》，批判明代张居政当宰相时禁讲学、毁书院的错误做法。这显然是在借古讽今。
熊先生晚年很寂寞。在1958年出版的 《体用论》 中，熊先生有诗云：
万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志业半不就，天地留亏虚。亏虚复何为，岂不待后人？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待之以无待，悠悠任天常。噫予犹御风，伊芒我亦芒。
这里借用 《庄子》 表达了一种无奈的感喟，表达了道废学绝的悲情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 《存斋随笔》 中慨叹：
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他们都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劫难，都被红卫兵抄家、羞辱。熊、马二先生均死于“文化大革命”。
熊先生辞世的头一年，1967年6月2日，马一浮先生在杭州病逝，终年八十五岁。马先生与熊先生、梁先生一样，未能逃过“文化大革命”劫难。1966年，马先生的家被抄。抄家的头一天，一园林工人获悉红卫兵将去蒋庄“扫四旧”，即连夜报信，马先生内侄女汤淑方小姐与省委统战部联络，次晨将马先生转移他处。红卫兵拟焚烧马家古书字画，幸浙江省立图书馆来人抢救文物。马先生从此未回蒋庄。梁先生在北京亦遭红卫兵抄家、焚烧书画、扫地出门之灾。北京第一二三中学的红卫兵还勒令梁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先生为夫人说话，红卫兵喝令梁也跪下。马先生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时，尚在关心友生，当听说李叔同弟子潘天寿教授在美术学院遭非人待遇时，马先生连声叹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不再开口，一病不起。马先生自知不能再起，写下了绝笔诗 《拟告别亲友》。这首绝笔诗，是亲友在安吉路陋室整理遗物时在书桌上发现的。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前四句是道家思想，庄子的超脱。第五句用了佛教的沤海之喻，意蕴颇深。“沤”就是一个小水泡。其实一人一物，不过只是小小的浮沤水泡，但也是整个大海的显现。沤生沤灭，生死变幻，最终要归于宇宙无尽的大海之中。庄子讲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死也如昼夜的变化，我们不必悦生恶死，就像不必喜欢白天，厌恶夜晚一样。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不就是沤与海的关系吗？生与死，不过是平常事而已。
按庄子的说法，真人能破死生之惑，不执著生，不厌恶死，一切听其自然，视生与死为一来一往，来时不欣喜，去时不抗拒。马先生以楚辞形式所写的 《自题碑文》 更表现了他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心境：
孰宴息兮此山陬，
古之逸民兮今莫与俦。
驱日月兮行九幽，
安茕独兮背人流;
枯槁不舍兮阨穷不忧，
虽日寡闻兮庶殁齿而无怨尤;
道不可为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
世各从其所好兮吾独违乎迷之邮;
志不可得终遂兮自今其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莫余知其何憾兮任千载之悠悠！
熊、马、梁诸先生的确是独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虽穷阨一生，但从不苟且。尽管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不可终遂，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也就可以乘化而去，回归自然，而没有什么遗憾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静下心来写 《儒佛异同论》。在批林批孔的淫威下，梁先生竟然寫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辩论，声明：“你们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家围攻他，他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是何等的气节操守！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后，华人知识界颇有一些震荡和回应，从哀悼梁先生的若干幅挽联中可以略见一斑：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敬挽
熊、马、梁三先生被弟子们称为“三圣”。弟子们自称“圣人之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熊先生在北方，或住梁宅——北平缨子胡同十六号，或在万寿山大有庄、山东邹平等地与梁先生师弟合住，共同修养心性，砥砺品行，相互批评帮助，把学问与修养结合起来。1930年，熊先生始与马先生交游，而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时期，熊先后到马、梁所办书院讲学。1949年以后，三先生相互关心，密切联络，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们的朋友、学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动的。如伍庸伯、張俶知等，原是梁先生朋友，贺昌群、钟泰 （号钟山） 等原是马先生朋友，后来都成了熊先生朋友。张立民 （家鼎） 原是熊先生弟子，在危难时受到熊先生保护，曾随侍熊先生，帮助整理文稿，但后来成为马一浮先生的得力助手，随侍马先生数十年。黄良庸、王平叔、陈亚三、李渊庭等原是梁先生弟子，后也成了熊先生弟子。云颂天、刘锡嘏 （公纯）、李笑春等原是熊先生弟子，后也成了梁、马的弟子。王培德 （星贤）、袁心粲、王伯尹、张德钧等，大约是先从马先生，后又与熊先生友善，以师事之。此外，高赞非、谢石麟、周通旦等，无不并尊三先生为师。
以后，熊、马、梁身边的弟子们，相互流动，或以他们办的民间书院 （如后来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 为依托，或谨以信义相维系。三圣及其弟子，构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这确实很有一点儿宋明儒的味道了。道义在师生的激励、践履中，在艰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扎下根来。在这种团体 （哪怕是松散的） 中，在师友关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学问，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们是保留我国传统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军。此后，在洋化的现代教育中，很少能找到这种师生关系了，很少有把学问与德行，做人与为文密切联系起来的文化共同体了！
……
三圣中只有梁先生熬过了“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聆听了梁先生的第一讲。他一上来就说，“我六十年前说过，未来的世界还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天下，我今天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当时我们听了，都感到震撼。
（选自《儒者的智慧》/郭齐勇 著/北京出版社/ 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