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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君左 （1898—1972），字家钺，湖南汉寿人，与祖父易佩绅、父亲易顺鼎一家三代均以诗文名世，素有“汉寿才子”之称。易君左长期在报界、教育界和文化界服务，诗词、游记、传记、随笔、剧本广涉博猎。
易君左一生经历过两次著名的笔墨官司，一次因 《闲话扬州》 一书引起扬州士绅不满，被告上法庭；另一次因批评毛泽东的 《沁园春·雪》而遭到左翼文坛的批驳，1949年去台，嗣后辗转香港、台湾等地，1972年在台湾病逝。
一
易君左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在安徽大学教书，并兼任安徽民政厅主任秘书和 《民国日报》 主笔。20世纪30年代初，易君左的同乡好友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邀他担任该厅编审主任一职。
此间，易君左创办了江苏省文艺协会，“将居留在江苏境内的文艺家作家联合，共同努力民族文艺运动，以配合提倡民族精神教育之发展”。他还编印了《江苏教育》 《江苏学生》，出版 《天风月刊》 《文艺青年旬刊》，“这些工作在对日抗战时期都收到甚大的效果”。其中，易君左为全省学生撰写的课外读物 《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 得到广泛好评，扬州治下高邮县有一位初小校长陈宇春，“放学归来后，每日就灯下，且阅且吟”，于每篇后缀以一诗，共得72首——后来易君左把此事记入文中，将这位陈先生也引为知己。
江苏省会当时设在镇江，淞沪抗战爆发后局势骤然紧张，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都，江苏省政府也将部分机构迁到一江之隔的扬州，易君左随教育厅机关过江，暂时在扬州中学办公。编审室主任很清闲，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况且在人心惶惶的乱世里也无法在书斋静坐，因此易君左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读书和闲逛上了。
易君左在扬州待了三个多月，走遍了扬州的大街小巷，阅读了大量的笔记文稿和地方史志，写下了一些日记、诗词和随笔。后来他根据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三四万字的小书，起名 《闲话扬州》。这本小册子当时并未出版，后来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来镇江，将其带回上海出版。
《闲话扬州》由 《扬州人的生活》、《扬州的风景》 （上） 和 《扬州的风景》 （下） 三部分组成，前面是有关扬州风景的七幅插图，后面是四篇附录。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扬州历史、人物、风景、名胜的介绍，文史兼顾，笔调优美，称得上是一册极好的风情游记。
但是，易君左以一個异乡人的眼光审视扬州，对当地人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性格脾气进行了点评和揣摩，其中有些不留情面的说法，让扬州人大为光火。譬如，易君左描述扬州人的性格“带有几分懒惰、浪漫、颓废的不景气”，他用“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这句俗语作了形象地概括：
每天上午，起床后第一件事情便是“皮包水”！三三五五或独自一人到茶馆儿，坐下，这就生根了！茶房将茶泡一壶来，高兴就吃碗干丝，再高兴就吃点心。如果是两个朋友，就从 《水浒传》上的黑旋风李逵谈起，谈到昨晚隔壁人家的洗脚止，此外就是夹些时事新闻。
在这个茶社里，穿来穿去如黑蝴蝶一般有的是人：卖报的、卖花和扎花的，卖挖耳、鞋拔的，装水烟的，讨钱的，切酱牛肉猪耳朵的，应有尽有。吃茶的也满不在乎，高谈如故，有时飞一个眼到隔壁或对座的女人身上。
这样悠悠地灌一肚子水，至少要花费几个结实的钟头。好像是应该回来了！有万不得已的事这才去做做，否则，飘飘然地出来茶馆儿，在街上又飘飘地荡一下，就打马到浴室。……可怜一天经得起几消磨！一个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这一天就完了！
易君左还谈到了扬州的女人，他说扬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风景好，二是产盐，三是出姑娘。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出姑娘的原因，就我的直觉所及，大约不外三种：一、经济的原因。即一般生活很苦，地低水患多，收入不饶。二、历史的原因。即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竟至不以当娼妓为耻。三、地理的原因。即近水者多杨花水性。扬州杨柳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犹然。”最后他轻浮地评论道：“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别的地方高明。”
二
《闲话扬州》 惹恼了扬州的一位女界领袖。
此人名叫郭坚忍，世家出身，辛亥革命后，郭氏办女学，创女刊，拥护革命，倡导妇女解放，在扬州一带深孚众望。《闲话扬州》 出版时她已年届花甲，看到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不敬之词十分愤怒，立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简称“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组成，郭坚忍任团长。
“扬州究易团”首先到省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易君左。易氏晚年在台湾出版了五册回忆录，第三册中专门记述了镇江风物及《闲话扬州》 案，对于“扬州究易团”的这次行动，他这样写道：“成群结队的人们拥入江苏省政府，而省府的反应，是说易某虽是教育厅编审主任，但他写这本书仅用他私人的名字，并没有冠着‘官衔’，也并非教育厅出版，言论著作自由是世界各国的公例，希望请愿人士谅解这一点，免予追究。”江苏省政府的态度简单明了，即易君左有出版的自由和权利，其行为属个人行为，与官方无关。后来“扬州究易团”又向省党部请愿，而党部对请愿人士的答复也同省政府一样委婉，说易虽是党员，但并没有违犯党纪，无需党纪处理——在今天看来，官方的这个立场非常正确，这种处理笔墨官司的态度和方法迄今仍有可借鉴之处。
“扬州究易团”见这个办法行不通，于是便委托扬州籍律师戴天球以丑化风土、侮辱人格的罪名，对易君左和中华书局提起诉讼。江苏省地方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郭坚忍代表“扬州究易团”慷慨陈词，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人、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认为 《闲话扬州》 捏造事实，恶意诽谤，尤以毁损扬州全体妇女名誉为甚，要求法庭切实追究易的法律责任。
一次本属笔墨官司的文化事件竟然闹上了法庭，而相关当事人对此又大都讳莫如深。《闲话扬州》 案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此事说来话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顾祝同担任了江苏省主席，顾是军人出身，缺乏地方行政经验，于是便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周佛海帮忙，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3年，蒋介石对江西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顾祝同调任北路军司令，负责江西军事，所遗江苏省主席一职由陈果夫继任，周佛海仍留任教育厅长。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在江苏省内，以王柏龄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与以陈果夫、周佛海等外省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闲话扬州》 事件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
王柏龄是扬州当地人，是蒋介石的同学和挚友。蒋介石受命筹建黄埔军校，王柏龄参与此事，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军校成立后，王出任教授部主任，当时全校只有蒋介石、王柏龄和何应钦三名军官。
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期间，王柏龄两次指挥失误并临阵脱逃，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将其免职，让其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和江苏省政府委员的身份闲居扬州。王柏龄虽然官场失意，但在故里扬州却依然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人称“广陵王”。
《闲话扬州》 事件一开始就得到了王柏龄的暗中支持。只不过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出面，就唆使扬州当地士绅郭坚忍、戴天球将易君左告上法庭，向江苏省政府施加压力，而他自己则躲在后面出谋划策。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這本小册子之所以引出法律问题，“真正原因是当时有人想取代周佛海的教育厅长位置，乃把握这一容易煽动扬州人士褊狭的地方观念的机会，乘机鼓动当地绅士向省政府请愿，被拒绝后，乃向法院控告易君左侮辱及诽谤罪嫌，企图因此推倒周佛海。”
三
解铃还须系铃人，眼看事情越闹越大，省主席陈果夫只好亲自去扬州找王柏龄，请他出面平息此事。
王柏龄与陈果夫也曾在黄埔军校共过事，那时陈不过是个跑腿的无名小卒，两人之间地位相去甚远，估计交往也不会很多。但今天的陈果夫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身兼封疆大任，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嫡系，王柏龄资格再老，也不能不给他面子。
王柏龄与郭坚忍等人商量后，向陈果夫提出三点要求：（1） 撤销易君左职务；（2） 易君左公开登报道歉；（3） 中华书局销毁 《闲话扬州》。
陈果夫基本同意了这些条件。随之，易君左在 《新江苏报》上刊登了一则道歉启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 《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致多失实之处，以致激动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王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商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君左已辞去现职，以明歉意，并致谢忱。谨此公布，诸希见谅为幸！
闹了大半年时间的 《闲话扬州》 风波，以封禁、道歉、辞职而告终结。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今天许多书籍、资料在谈及 《闲话扬州》 一案时，都说事后易君左被罢免官职，逐出江苏，不过据历史学家范泓在 《易君左其行其状》 中考证，情况并非如此：
1934年，《闲话扬州》闹出风波之后，并未更多影响易君左在创作上的激情，一册 《摩天集》，寓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显现对内忧外患的感念与情绪特别浓厚”。1937年夏，自编 《留吴集》拟刊行，后因战事而未果。那场官司之后，易君左并未离开镇江，而是从事文协工作 （兼任省党部江苏文艺社社长），并非似有人认为的那样“灰头土脸”“落荒而逃”，我们从周佛海1937年1月25日日记就可知道：“……到厅。接见校长、局长及县督学共六人，并与君左谈文艺问题，应提倡民族文艺，以对抗左派作家。”[周佛海著 《周佛海日记》（第二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11页]抗战军兴之时，这位瘦得像“马来式排骨”（谢冰莹语）的诗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领导江苏文艺协会会员藉文学、音乐、绘画等种种方法分赴省内各县乡村宣传，“唤起民众，重温两次参加北伐的兴奋美梦”，直至10月战火逼临江阴，“才奉母挈眷离江苏回湖南故乡”。
四
扬州人认为 《闲话扬州》 的内容涉嫌侮辱和诽谤，其实判断文字是否属于侮辱和诽谤，关键要看是否属实。把易君左的这些描写和叙述，与扬州当地地方史料及他人的文章相参证，我们发现其中并无虚构之处。
以扬州出产“姑娘”为例，易君左把原因归于一种习惯和风俗，其实这是事实，并非易氏杜撰。扬州在古代是两淮盐商聚居地，扬州盐商富甲一方，生活之豪奢精致无与伦比，他们的富足也带动了一大批相关行业，“养瘦马”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养瘦马”，是明清时期扬州的一个畸形行业。一些专门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从穷人家中买回女孩调习，教她们歌舞、琴棋、书画，长成后卖与富人或烟花柳巷谋利。这些面容姣好的女孩子买时不过十几贯钱，调教后可达几千两甚至上万两银子，一般百姓见有利可图，也竞相效法，成为一种风气。
几十年以后，身居台湾的易君左在报纸副刊连载自己的回忆录，其中谈及 《闲话扬州》 一事，不料又引起部分旅台扬州人士的愤怒，易君左只好再次表示歉意。易去世后，台湾 《春秋》 杂志开始连载 《闲话扬州》，并打算出版此书，却遭到台湾扬州同乡会严厉谴责，易君左的家人怕再惹风波，也出面制止连载和出版。内地也是如此，几十年来鲜见 《闲话扬州》 一书的踪迹，只有安徽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过一次，但存量极少，如今市面上已基本绝迹。
当然，易君左并非完全没有错误，作为一个文人，写惯了才子文章，在某些字句上可能用笔轻佻，一些说法伤害了扬州人的自尊和感情。但说到底，无非是些文字上的是是非非，又何必闹上法庭呢？笔墨官司最好还是笔墨“打”。
（选自《口水民国》/王凯 著/团结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易君左一生经历过两次著名的笔墨官司，一次因 《闲话扬州》 一书引起扬州士绅不满，被告上法庭；另一次因批评毛泽东的 《沁园春·雪》而遭到左翼文坛的批驳，1949年去台，嗣后辗转香港、台湾等地，1972年在台湾病逝。
一
易君左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在安徽大学教书，并兼任安徽民政厅主任秘书和 《民国日报》 主笔。20世纪30年代初，易君左的同乡好友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邀他担任该厅编审主任一职。
此间，易君左创办了江苏省文艺协会，“将居留在江苏境内的文艺家作家联合，共同努力民族文艺运动，以配合提倡民族精神教育之发展”。他还编印了《江苏教育》 《江苏学生》，出版 《天风月刊》 《文艺青年旬刊》，“这些工作在对日抗战时期都收到甚大的效果”。其中，易君左为全省学生撰写的课外读物 《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 得到广泛好评，扬州治下高邮县有一位初小校长陈宇春，“放学归来后，每日就灯下，且阅且吟”，于每篇后缀以一诗，共得72首——后来易君左把此事记入文中，将这位陈先生也引为知己。
江苏省会当时设在镇江，淞沪抗战爆发后局势骤然紧张，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都，江苏省政府也将部分机构迁到一江之隔的扬州，易君左随教育厅机关过江，暂时在扬州中学办公。编审室主任很清闲，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况且在人心惶惶的乱世里也无法在书斋静坐，因此易君左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读书和闲逛上了。
易君左在扬州待了三个多月，走遍了扬州的大街小巷，阅读了大量的笔记文稿和地方史志，写下了一些日记、诗词和随笔。后来他根据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三四万字的小书，起名 《闲话扬州》。这本小册子当时并未出版，后来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来镇江，将其带回上海出版。
《闲话扬州》由 《扬州人的生活》、《扬州的风景》 （上） 和 《扬州的风景》 （下） 三部分组成，前面是有关扬州风景的七幅插图，后面是四篇附录。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扬州历史、人物、风景、名胜的介绍，文史兼顾，笔调优美，称得上是一册极好的风情游记。
但是，易君左以一個异乡人的眼光审视扬州，对当地人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性格脾气进行了点评和揣摩，其中有些不留情面的说法，让扬州人大为光火。譬如，易君左描述扬州人的性格“带有几分懒惰、浪漫、颓废的不景气”，他用“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这句俗语作了形象地概括：
每天上午，起床后第一件事情便是“皮包水”！三三五五或独自一人到茶馆儿，坐下，这就生根了！茶房将茶泡一壶来，高兴就吃碗干丝，再高兴就吃点心。如果是两个朋友，就从 《水浒传》上的黑旋风李逵谈起，谈到昨晚隔壁人家的洗脚止，此外就是夹些时事新闻。
在这个茶社里，穿来穿去如黑蝴蝶一般有的是人：卖报的、卖花和扎花的，卖挖耳、鞋拔的，装水烟的，讨钱的，切酱牛肉猪耳朵的，应有尽有。吃茶的也满不在乎，高谈如故，有时飞一个眼到隔壁或对座的女人身上。
这样悠悠地灌一肚子水，至少要花费几个结实的钟头。好像是应该回来了！有万不得已的事这才去做做，否则，飘飘然地出来茶馆儿，在街上又飘飘地荡一下，就打马到浴室。……可怜一天经得起几消磨！一个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这一天就完了！
易君左还谈到了扬州的女人，他说扬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风景好，二是产盐，三是出姑娘。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出姑娘的原因，就我的直觉所及，大约不外三种：一、经济的原因。即一般生活很苦，地低水患多，收入不饶。二、历史的原因。即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竟至不以当娼妓为耻。三、地理的原因。即近水者多杨花水性。扬州杨柳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犹然。”最后他轻浮地评论道：“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别的地方高明。”
二
《闲话扬州》 惹恼了扬州的一位女界领袖。
此人名叫郭坚忍，世家出身，辛亥革命后，郭氏办女学，创女刊，拥护革命，倡导妇女解放，在扬州一带深孚众望。《闲话扬州》 出版时她已年届花甲，看到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不敬之词十分愤怒，立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简称“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组成，郭坚忍任团长。
“扬州究易团”首先到省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易君左。易氏晚年在台湾出版了五册回忆录，第三册中专门记述了镇江风物及《闲话扬州》 案，对于“扬州究易团”的这次行动，他这样写道：“成群结队的人们拥入江苏省政府，而省府的反应，是说易某虽是教育厅编审主任，但他写这本书仅用他私人的名字，并没有冠着‘官衔’，也并非教育厅出版，言论著作自由是世界各国的公例，希望请愿人士谅解这一点，免予追究。”江苏省政府的态度简单明了，即易君左有出版的自由和权利，其行为属个人行为，与官方无关。后来“扬州究易团”又向省党部请愿，而党部对请愿人士的答复也同省政府一样委婉，说易虽是党员，但并没有违犯党纪，无需党纪处理——在今天看来，官方的这个立场非常正确，这种处理笔墨官司的态度和方法迄今仍有可借鉴之处。
“扬州究易团”见这个办法行不通，于是便委托扬州籍律师戴天球以丑化风土、侮辱人格的罪名，对易君左和中华书局提起诉讼。江苏省地方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郭坚忍代表“扬州究易团”慷慨陈词，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人、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认为 《闲话扬州》 捏造事实，恶意诽谤，尤以毁损扬州全体妇女名誉为甚，要求法庭切实追究易的法律责任。
一次本属笔墨官司的文化事件竟然闹上了法庭，而相关当事人对此又大都讳莫如深。《闲话扬州》 案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此事说来话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顾祝同担任了江苏省主席，顾是军人出身，缺乏地方行政经验，于是便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周佛海帮忙，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3年，蒋介石对江西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顾祝同调任北路军司令，负责江西军事，所遗江苏省主席一职由陈果夫继任，周佛海仍留任教育厅长。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在江苏省内，以王柏龄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与以陈果夫、周佛海等外省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闲话扬州》 事件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
王柏龄是扬州当地人，是蒋介石的同学和挚友。蒋介石受命筹建黄埔军校，王柏龄参与此事，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军校成立后，王出任教授部主任，当时全校只有蒋介石、王柏龄和何应钦三名军官。
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期间，王柏龄两次指挥失误并临阵脱逃，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将其免职，让其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和江苏省政府委员的身份闲居扬州。王柏龄虽然官场失意，但在故里扬州却依然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人称“广陵王”。
《闲话扬州》 事件一开始就得到了王柏龄的暗中支持。只不过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出面，就唆使扬州当地士绅郭坚忍、戴天球将易君左告上法庭，向江苏省政府施加压力，而他自己则躲在后面出谋划策。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這本小册子之所以引出法律问题，“真正原因是当时有人想取代周佛海的教育厅长位置，乃把握这一容易煽动扬州人士褊狭的地方观念的机会，乘机鼓动当地绅士向省政府请愿，被拒绝后，乃向法院控告易君左侮辱及诽谤罪嫌，企图因此推倒周佛海。”
三
解铃还须系铃人，眼看事情越闹越大，省主席陈果夫只好亲自去扬州找王柏龄，请他出面平息此事。
王柏龄与陈果夫也曾在黄埔军校共过事，那时陈不过是个跑腿的无名小卒，两人之间地位相去甚远，估计交往也不会很多。但今天的陈果夫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身兼封疆大任，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嫡系，王柏龄资格再老，也不能不给他面子。
王柏龄与郭坚忍等人商量后，向陈果夫提出三点要求：（1） 撤销易君左职务；（2） 易君左公开登报道歉；（3） 中华书局销毁 《闲话扬州》。
陈果夫基本同意了这些条件。随之，易君左在 《新江苏报》上刊登了一则道歉启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 《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致多失实之处，以致激动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王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商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君左已辞去现职，以明歉意，并致谢忱。谨此公布，诸希见谅为幸！
闹了大半年时间的 《闲话扬州》 风波，以封禁、道歉、辞职而告终结。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今天许多书籍、资料在谈及 《闲话扬州》 一案时，都说事后易君左被罢免官职，逐出江苏，不过据历史学家范泓在 《易君左其行其状》 中考证，情况并非如此：
1934年，《闲话扬州》闹出风波之后，并未更多影响易君左在创作上的激情，一册 《摩天集》，寓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显现对内忧外患的感念与情绪特别浓厚”。1937年夏，自编 《留吴集》拟刊行，后因战事而未果。那场官司之后，易君左并未离开镇江，而是从事文协工作 （兼任省党部江苏文艺社社长），并非似有人认为的那样“灰头土脸”“落荒而逃”，我们从周佛海1937年1月25日日记就可知道：“……到厅。接见校长、局长及县督学共六人，并与君左谈文艺问题，应提倡民族文艺，以对抗左派作家。”[周佛海著 《周佛海日记》（第二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11页]抗战军兴之时，这位瘦得像“马来式排骨”（谢冰莹语）的诗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领导江苏文艺协会会员藉文学、音乐、绘画等种种方法分赴省内各县乡村宣传，“唤起民众，重温两次参加北伐的兴奋美梦”，直至10月战火逼临江阴，“才奉母挈眷离江苏回湖南故乡”。
四
扬州人认为 《闲话扬州》 的内容涉嫌侮辱和诽谤，其实判断文字是否属于侮辱和诽谤，关键要看是否属实。把易君左的这些描写和叙述，与扬州当地地方史料及他人的文章相参证，我们发现其中并无虚构之处。
以扬州出产“姑娘”为例，易君左把原因归于一种习惯和风俗，其实这是事实，并非易氏杜撰。扬州在古代是两淮盐商聚居地，扬州盐商富甲一方，生活之豪奢精致无与伦比，他们的富足也带动了一大批相关行业，“养瘦马”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养瘦马”，是明清时期扬州的一个畸形行业。一些专门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从穷人家中买回女孩调习，教她们歌舞、琴棋、书画，长成后卖与富人或烟花柳巷谋利。这些面容姣好的女孩子买时不过十几贯钱，调教后可达几千两甚至上万两银子，一般百姓见有利可图，也竞相效法，成为一种风气。
几十年以后，身居台湾的易君左在报纸副刊连载自己的回忆录，其中谈及 《闲话扬州》 一事，不料又引起部分旅台扬州人士的愤怒，易君左只好再次表示歉意。易去世后，台湾 《春秋》 杂志开始连载 《闲话扬州》，并打算出版此书，却遭到台湾扬州同乡会严厉谴责，易君左的家人怕再惹风波，也出面制止连载和出版。内地也是如此，几十年来鲜见 《闲话扬州》 一书的踪迹，只有安徽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过一次，但存量极少，如今市面上已基本绝迹。
当然，易君左并非完全没有错误，作为一个文人，写惯了才子文章，在某些字句上可能用笔轻佻，一些说法伤害了扬州人的自尊和感情。但说到底，无非是些文字上的是是非非，又何必闹上法庭呢？笔墨官司最好还是笔墨“打”。
（选自《口水民国》/王凯 著/团结出版社/ 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