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俗人，亦好附庸风雅。甲午年某日酒后，雅兴大发，时年七十的我聊发少年狂，效颦文人骚客，为我八平方大的地下室书房命名为“三壶斋”（茶壶、酒壶、尿壶——因室内无卫生间，故备一尿壶），恭请丁帆兄题匾。丁兄厚我旋即赐墨。我本承诺请他喝酒，然五年过去，这笔“感恩”酒账一直挂着。庚子春日，丁兄驰函，旧事重提。云喝酒就免了，但命我写一篇有关文人与酒的短文以资抵债。欠账要还，天经地义，况理亏者在我，为了践诺，遂作此文，权当钱贷两讫，清零作结。

董健

　　我告退编席后，常有文酒诗会，与众不同的是我有三位固定的酒友：文学评论家董健，编辑同道徐兆淮和文友苏支超。另有“三固定”：酒馆固定，在董先生家巷口的“江南第一泉”酒家;火车厢座位固定，我们三人坐的位置或有变化，但董先生必定是依墙面北而坐，他是长者，当坐“上座”;点菜是老苏的专利，其实每次叫的菜也是固定的，以蔬为主，臭干炒芦蒿、盐水鸭什么的，一盘臭鳜鱼是绝不可少的，这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家伙是我们的共爱;主食是饺子，因董先生是山东人，喜面食。这样的酒会，每隔两三个月一次，四人轮流做东，酒由做东者自备。说起酒量就让人见笑了，我们都不是酒仙，大家的量都彼此彼此，一瓶白酒上桌，兴致高的时候，能喝个瓶底朝天，无情绪的那天，还得把剩下的二两拎回去。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白了全是借酒会打发无聊，借酒说开心话罢了。我们的话题很广，没有中心，什么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人文地理岁月河山，无所不包。清淡如晋人足矣，浊酒以汉书下之，何等快慰。
　　戊戌岁暮一次聚会，为了取乐，我出了个点子，请大家各说一件“好玩”的事。此言一出，老苏令我示范。我说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同人老茅（茅以升堂弟），办完退休手续那天，到编辑室向大家道别，有同事说老茅回家享天伦之乐了。老茅以一口扬州话慢吞吞地说：“什么天伦之乐，回家坐吃等死。”还没等有人接话，他又忽然发问：“你们说人死了火化时，还疼不疼呢？”问得四座皆惊。我转述这段话时辅以声色，大家会心一笑。董先生说：“迂夫子，迂夫子！”老苏说他的某好友是名人之后，其家老爷子过世后析产，遗嘱上立的分配原则是：男女一样，老少有别，尊重信仰（党员不参加）。听罢我有点不平，老苏说：“这叫尊重信仰。”兆淮儒雅，述说了当年创办《钟山》初期组稿“做孙子”之苦：他到京向某名女作家组稿，进门后很尴尬，主人正在如厕。恭候半天，毕。他言辞恳切说明来意，说得口干舌燥，那女士双手一摊，一言回绝“爱能莫助。”兆淮说得有点伤感，“大热天，稿子没组到，连口水也没蹭着。”压轴的是董先生，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我这辈子遇到一件蹊跷的事，稿子没发表，却得到一笔高于正常水平的稿费。”大家七嘴八舌问怎有这等好事。董先生细说原委：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写与走资派的斗争，是为呼应“四人帮”而写的。“四人帮”倒台后，省委书记许家屯三次批示，定性它是“反革命小说”，下令说解决江苏“文革”问题，就以这部小说为“突破口”。层层动员，组织批判。某报率先打响第一枪，某刊应命向董先生约稿，先生历来“活得明白”，实事求是讲真话，他认为这部小說是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跟风产物，作者是一个农场知青，没有政治背景。小说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还不能胡乱上纲，不能说是“反革命小说”，更不能说作者是“反革命”。约稿的杂志觉得董先生的评论文章与上面要求的“口径”不对，不宜发表。大概碍于董先生是名人，又是约稿，于是来了个文章不登，稿费照发。
　　孰料，己亥初夏，没有任何征兆，一阵秋风把董健先生卷去，令人倍感人生无常。自那以后我们三人喝酒便改在1912街区的茶客老站了。记得在茶客老站的第一次聚会，也是火车厢座位，我们在依墙北座的桌面置了一副碗筷，酙满一杯酒，祝董先生在天堂自由自在地喝酒，自说自话地授课，信马由缰地写文章。

张守义

　　张守义先生是我国当代书籍装帧界的领军人物，享有“中国第一封面”之雅号。我们之间有过合作。1993年，我责编的霍达小说《未穿的红嫁衣》的封面即是他设计的。霍达后来告诉我，那是她把张守义请到家中，她的爱人王为政陪张守义熬了一夜，喝了一箱啤酒后才得到的。
　　1994年，全国书展在北京举行，张守义是布展的艺术总监。那天，我正在本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展台上忙着，同事速泰熙对我说，“张守义在，要不要见见他？”我说“当然”。谈说之间，速泰熙突然说：“来了！来了！”我问“在哪？”他说“那个拎啤酒瓶的！”我顺眼看去，只见一个头发蓬松，瘦高个子，耸着肩，手拎啤酒瓶的小老头向我们展区走来。我和先生刚寒暄了几句，他的助手就赶来找他说有急事。守义先生送我一张名片，与我们展团的几位出版同仁合影后，就匆匆走了。
　　1998年岁暮，守义先生来南京，我尽地主之谊为他接风。席间，我俩并坐。我发现守义先生真“怪”，从开宴到离席，他的手一直没有摸筷子，既不吃菜，也不吃饭，任凭大家央劝，他只抱着啤酒喝个不停。记得那天喝的是扎啤，一只状似企鹅的啤酒壶引起他的兴趣。他信手抓起一页纸画了起来，在画的壶上写了“酒仙”两个字，还配了一只高脚杯。我说：“您是酒不离口，画不离手。”他笑了笑，说那就送给您作纪念吧。落款是“酒仙丁丑冬于金陵”。他兴致不减，又随手给我画了一张新年（戊寅，虎年）贺卡，画面是一只小老虎抱着一瓶啤酒在“吹”，特别有趣味的是他随身带了一个手挖的葫芦形纸板。他用手指蘸蘸随身携带的印泥，在画左下方按了一个“葫芦印”，幽默地说：“这可不是赝品！”接画时，我说谢谢酒仙。他对我耳语：“我是真酒仙，不是酒鬼。”又说因为他年少时便患胃病，吃饭不消化，每日只吃少量的鸡蛋和饼干，医嘱每天可喝三瓶啤酒果腹。原来如此！ 　　在2004年的桂林全国书市上，我们又不期而遇。是时，他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展台上签售他的新作《张守义的笑》。我买了一本，他为我签名时发现是我，马上站起来与我握手，“谢谢您来捧场，”又说，“这本书应该由我送您。”说着便从口袋中掏钱，被我止住。他又说：“那好，下次您到北京来，我请您喝酒！”没想到那竟是最后的握手。

范用

　　出版家范用是当代文化名人，我们是忘年交。因同道又同乡，一度过从甚密。我曾没大没小地送他一个雅号“三多先生”。三多者，书多，酒多，友多也。本文且说“酒多”。
　　范用先生家的客厅最具特色，酒柜占了半壁江山。他的酒柜与书橱比肩并立。酒柜里排列的酒瓶，就像三联出的书一样，中西兼容，也给洋人一席之地。酒瓶形状各异，长的、方的、扁的、圆的，应有尽有。个头大者如炮弹，真不知“小尺码”（范用自谑，笔者注）的范先生怎搬得动。小者如鼻烟壶，可随身携带把玩。酒瓶排列有序，矮个的立在前面，中不溜秋的站中间，大汉们挺于后排。其阵容极像一支歌咏队，总指挥非范用莫属了。酒瓶上标签花花绿绿，如联合国会员们的万国旗。那阵容，那气势，恐怕连北京王府饭店的餐厅经理见了也心生敬畏。记得我初次拜见范用时，先生迎迓、赐坐、奉茶后，另要赏酒。
　　汪曾祺先生作打油诗说，范用府上“往来多白丁，绕墙排酒瓮”。对范用理解最透、“吃”得最准的是黄永玉。黄永玉设计了一个酒瓶，并在酒瓶上题字“范用酒家一赏”，赠予范用。黄永玉还作了一大幅水墨画送他，现悬范用家客厅。画面上的人，一副酒仙架势：脱冠（无冕）、腆肚（大肚能容）、手摇纸扇，腋夹书卷，足蹬草鞋（本为布衣），膝畔一只长柄悬梁酒壶，优哉游哉。题辞为“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范用也自供，以前常与丁聪下小酒馆，退休后则与朋友们相约在书店。大概正因范用嗜酒如命，他也常戏称稿费为酒钱，言谈中往往三句话不离酒。但范用喝酒有品，是酒仙而绝非酒徒。时下某些出版社为赚钱出品位低下的书，范用对此深恶痛绝，并表示：“就是没钱买酒喝，也不出那些无聊的书！”范用喝酒绝不独酌，他有一帮酒友，丁聪、汪曾祺、杨宪益、黄宗江、方成、华君武等等，都是京华名流，故而有雅士戏称范宅为“范家酒馆”。一群布衣的文人墨客，闻酒蜂至。汪曾祺一到，便披挂上阵，系围裙、捅炉子，亲自掌勺;王世襄更绝，每来下厨，自带全副家什，从炒菜的锅到下锅的菜，与老伴袁荃猷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来赶场子……他们在提壶把盏耳热之时，或谈天说地评诗论画，或你唱我和煮酒论英雄，弘扬太白遗风，个个都是“雅兴忽来诗下酒，豪情一去剑赠人”的壮士。
　　我与范用先生曾多次一起喝酒，有几次是在北京他家小区楼下的小酒馆，还有几次是在南京我们出版社楼下的小饭店。1997年，他陪丁聰来南京签售《我画你写》，一块喝酒时，我们聊到南京的名胜中山陵雨花台，说着喝着，范用流下泪来。他说当年一道干革命坐牢的四个战友有三个长眠在雨花台下……
　　我有一本丁聪签赠的《我画你写》，上有丁聪画的几十位文化名人肖像，他知道我喜欢收藏名人签名，让我把那本书交给他，一年内竟得启功、张中行、王蒙、黄永玉等20多位名人签名。事后得知，这些签名大多是在酒桌上求得的。
　　范用喜酒，常得一些朋友赠酒。衰年因气管炎喝得很少，以至告别人世时尚有几瓶未及喝完。他嘱家人日后分送给喜欢喝酒的朋友，我有幸获赠一瓶。
　　《枯树赋》云：“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刻下，董健、张守义、范用都已飘零，这是人生铁律，连皇帝老儿也莫能外。适值庚子清明时节，撰以此文权当薄酒一壶，祭奠三位前贤师长兼酒友。
　　（选自《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