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北京盗贼猖獗。从1951年3月至1953年10月28日,北京城接连发生入室盗窃案,这些案件都发生在深夜,手段也相同——翻墙入院、跳窗进屋,专偷贵重及便于携带之物。由于这些盗贼来无影、去无踪,似乎有飞檐走壁的本领,所以人们称这些盗贼为飞贼。又由于这些盗贼在民国时期特别猖獗,人们又叫他们“民国飞贼”。
　　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处刑警大队勘察盗窃现场,得出一个结论:数起案子都是飞贼所为。
　　1951年3月24日深夜,飞贼光顾位于王府井大街107号的新潮书店的一间宿舍,事主的3枚金戒指、人民币和大量衣物被盗。作案人是先把北窗上的一块玻璃起下来后进的屋,玻璃上留有指纹,室内床上还留下一枚足迹。
　　1952年5月19日夜,西单北大街28号亨得利钟表行被盗。作案人从店门外的脚手架上攀上房、经天窗入室,打碎货柜玻璃一角,盗走柜中13块手表。
　　7月14日深夜,广安门大街104号裕丰油盐店被盗。作案人从后院上房窜入室内,盗窃人民币10万元(旧币,1953年发行,下同)、自行车一辆,以及香烟等其它物品。
　　9月21日凌晨,西单大街270号德丰油房被窃。作案人从现场旁的矮墙上房,挑开门后的铁钩入室,窃去人民币110余万元。
　　 ……
　　1953年1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马永臣召开案情部署会,就侦破飞贼案进行了分工,对系列飞贼案进行专案侦察。他们一方面在本市寻找飞贼线索,一方面派员去天津、张家口等地,调查惯盗来京作案的线索。
　　案情分析会后,刑警大队协同案发地派出所先后捕获了王文贵等数名惯盗,破获了一批盗窃案件,其中以油盐店和猪肉铺最多。但是,都与上述案件无关。
　　就在马永臣队长眉头紧锁、刑警们一筹莫展时,飞贼又出现了。1953年10月16日凌晨3点,宣内大街106号隆丰油盐店被窃。飞贼用菜刀撬开该店后门的门板进入室内,盗窃人民币501万元。飞贼作案时,油盐店里有值守人员,可见飞贼猖獗。
　　马永臣带着刑警赶赴现场。从现场归来,市局刑警大队西单中队队长韩明学带领刑警队到了案发地西单分局,会同分局刑警共同研究案情。经过讨论后,大家认为:飞贼如此猖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再一种就是他并没有察觉到刑警正在翻天入地地找他。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刑警抓他?很可能飞贼是流窜作案。从上几次的作案时间上看,飞贼从1951年3月作案后,再露面就是一年后的1952年5月了。露面后就是一两个月作案一次,然后又是一年后露面。飞贼为什么会像候鸟似的,消失一年后再度回京作案呢?这规律的背后是不是说明飞贼的作案地不仅只是北京一地呢?从飞贼的身手看,他很可能是靠此为生的惯犯,他离开北京市到另外地域作案去了。那么他此次回京,一定还会连续作案。所以适时蹲守,很有可能抓获他。事不宜迟,刑警当晚就投入蹲守工作。
　　侦察员选定了西单分局管辖内的7家油盐店作为蹲守点。42名侦察员组成10个蹲守小组。
　　夜幕降临,侦察员李文藻、赵英武和冯耀武等,埋伏在宣武门内大街天顺油盐店周围。李文藻的位置是油盐店的房顶上,因为房顶经常成为飞贼作案的出入通道。赵英武和冯耀武的位置是油盐店屋内。
　　午夜已过,油盐店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阵阵秋风,让李文藻偶尔感到北京秋夜的寒意。天很黑,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星。飞贼总是在这样的黑夜里出没。
　　大约凌晨3点钟,李文藻听见“蹭蹭”几声,接着,一个黑影从油盐店院外的电线杆上翻上了房顶。
　　李文藻紧盯着黑影的一举一动。黑影蹑手蹑脚地向李文藻靠近,动作轻的像猫一样,一点声响都没有。
　　李文藻已经预感到来人可能就是飞贼,但又不敢确定,因为除了一部分侦察员蹲守外,还有西单分局的一些民警担任附近地区的巡逻任务。会不会是自己人?
　　这时,飞贼也发现了趴在屋顶上的李文藻。他停下来,愣在房顶上,似乎也在判断着是否遭遇了同行。
　　黑暗中,两人在房顶上默默对峙着。还是李文藻决断快,他从黑影的轮廓上,断定不是自己人,黑影穿中式衣裤,裤脚扎着,而自己的同志都是制式服装。李文藻按照联络暗号,把攥在手里的一小块砖头往院里投去。小砖头顺着房顶的瓦楞“咕噜咕噜”地落入院内。
　　就在小砖头在瓦楞上滚动时,黑影掉头就往后跑。李文藻起身就追。黑影一跃,从屋顶跳下。李文藻明知自己身手不及黑影,但此时也管不了房高院深了,跟着黑影就跳了下去。也许跟得太紧了,李文藻不偏不倚、正砸在黑影身上。黑影被砸得“哼”的一声,又像一条鱼似的,从李文藻身下抽出来,“嗖嗖嗖”上了院内一根电线杆。
　　虽然有黑影垫了一下,李文藻还是被摔得不轻,可此时他也顾不得疼了,爬起来就扑向电线杆。黑影已经爬到两米高,李文藻跳脚抓住黑影的一条腿。黑影乱踢乱踹,企图挣脱李文藻的手。李文藻哪里肯松手!结果,脑袋遭到黑影双脚狠命的踢踹,踹的李文藻眼睛直冒金星,他咬牙猛一用力,黑影被拽了下来,两人就地滚打在一起。黑影竭力挣脱,李文藻横下一条心,死死抱住黑影,就是不撒手。
　　眼看李文藻力量不支时,赵英武和冯耀武闻声赶到,黑影被生擒。黑影说自己叫王子富,从外地首次来京作案。
　　刑警怎么会相信他的鬼话?经过反复审讯,王子富交代了身世。
　　王子富从小丧父,4岁时跟着母亲由沈阳来北京投奔姨妈生活。不久,母亲改嫁,他从此流落街头。王子富7岁时,被乞丐收容所收容,离开收容所后,他就开始了偷盗生涯。一次,他在隆福寺行窃时,被警察抓住,警察见他年纪小,羁押几个月后放了他。10岁时,一个窃贼把他带到河南开封继续偷盗。几年后,又返回北京行盗。解放后,他依然恶习不改,1949年11月和1950年3月,两次因盗窃被抓获,释放后依然以偷为生。
　　多年的偷盗生活,使他练就了一身本领,越墙窜房无声息,爬杆上树轻如燕。他还学会了一套迷惑人的雕虫小技,模仿猫叫犬吠惟妙惟肖,偶尔被人抓住时,还会抽风、装死。
　　多年与警察打交道积累了经验,王子富除了承认10月16日盗窃宣内大街隆丰油盐店、以及企图盗窃天顺油盐店被抓外,其它的概不认账。侦察员就在查找证据上下功夫,并依靠刑侦技术,最终使飞贼认罪。
　　别以为刑侦技术是现代的专利,民国时期,指纹识别技术就普遍运用到侦察破案上了,多次蒙混过关的飞贼怎么也想不到,他作案时留在现场的指纹,以及几次落网留在看守所里的指纹,会把他送上刑场。
　　飞贼嘴硬,刑警干脆不理他了。他们把1951年至1953年2月间,在王府井大街新潮书店等7起飞贼作案现场遗留的指纹与王子富的指纹比对,结果完全一致。侦察员笑了,王子富就是他们要找的飞贼,飞贼就是王子富。
　　但是,侦察员调出京城有盗窃前科的盗贼材料,发现1949年11月27日,内七分局民警抓住的窃贼“王忠”和1950年3月外三分局抓获的盗贼“许绍忠”,与王子富的指纹也完全相符。飞贼到底叫什么名字?究竟作了多少次案?哪个是真名?还有没有别的名字?还在北京以外的哪些地方作过案?
　　继续审讯飞贼后,迫使他交代出天津的惯偷张作弼和广州的惯偷范凤仪。
　　范凤仪供认,他是1951年在天津通过张作弼认识王子富的。王子富当时的名字叫徐绍博。两人臭味相投,一起到广州进行偷窃活动。在广州作案后,再返到天津销赃。在广州盗窃一段时间后,又移到北京作案。有时在天津也作案,以防止在同一个地方作案易被抓获。
　　由此认定,飞贼主要以广州和北京为主要作案地区,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
　　飞贼的防线全面溃败,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飞贼自1951年到1953年10月间,共作案57次,盗窃人民币1440余万元,手表61只,自行车14辆,缝纫机头3个,自来水笔8支,纸烟18条,以及大量的衣物等。这些物品绝大多数都通过同案犯销赃。
　　飞贼还交代了其他盗窃犯罪者,以及买赃和销赃的嫌疑人。经过细致查对,从1953年12月起,侦察员在天津、邯郸、秦皇岛等地先后逮捕了飞贼的同案犯及销赃、窝藏者张作弼、王希荣、董宝珍、王国林及飞贼的姘妇包淑华等人。
　　最后,侦察员把飞贼的众多名字一一罗列起来:他叫过徐绍博、徐珍、许绍忠、王忠、王子富等。每次盗窃被抓获,他都更换一个名字,从没重过样。王子富这个名字是靠偷梁换柱得来的。1952年9月,长期为飞贼销赃的王国林一家由秦皇岛举家南迁。为了能在广州有一个户口,飞贼把户口迁移证上王国林的儿子王子富的年龄由5岁改至25岁,在广州落上了户口。从此,飞贼叫着王国林的儿子的名字,却与王国林以兄弟相称,继续做着盗窃、销赃的犯罪勾当。
　　1954年12月1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王子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