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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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是越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曾有学者在对吴越贵族墓葬进行甄别时指出,“随葬青铜车马器的墓葬国别为吴,随葬陶瓷礼乐器和玉器的墓葬国别为越”[1],玉器在越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目前对越文化玉器的研究主要包括墓葬等级、越国礼制[2]等方面的内容,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也应当注意到,相关研究多着眼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而对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玉器关注不足,有待深入.因此本文尝试对浙江地区两周时期玉器的发现情况进行梳理,以其兴衰历程为切入点,对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选择浙江作为本文的研究范围,不仅在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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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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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是越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曾有学者在对吴越贵族墓葬进行甄别时指出,“随葬青铜车马器的墓葬国别为吴,随葬陶瓷礼乐器和玉器的墓葬国别为越”[1],玉器在越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目前对越文化玉器的研究主要包括墓葬等级、越国礼制[2]等方面的内容,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也应当注意到,相关研究多着眼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而对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玉器关注不足,有待深入.因此本文尝试对浙江地区两周时期玉器的发现情况进行梳理,以其兴衰历程为切入点,对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选择浙江作为本文的研究范围,不仅在于这一地区为越文化分布的核心区,更在于其位于“太湖杭州湾”与“浙南闽北”(即黄山-天台山以南,包括安徽部分地区)两大文化区[3]的交互地带,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
其他文献
两唐书《突厥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唐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需要谨慎使用.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周时期,包括现今安徽与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北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吴、越两国的腹地.本文拟从风格、技术和文化意义等多个视角,对该地区出土的一类铜盖鼎进行分析探讨.rn一、“风格”的确立rn“风格”是西方美术史的核心概念之一.但随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会”,“风格”概念也被引入考古学界,对包括商周铜器在内的考古遗存进行分析研究[1],发展出“时代风格”、“地域风格”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借以勾勒和阐释风格在时空中的演变[2].本文的研究从铜器的装饰纹样出发,考察铜鼎“所表现
大辛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办事处(原王舍人镇)大辛庄村东南.2010年6～1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现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分西、北、南三区,西区位于遗址中部、蝎子沟西侧,北区、南区位于沟东侧(图一).此次主要对南、北两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两区共揭露商代灰坑50余个、灰沟13条、窑址2座、房址4座以及各时期墓葬90余座.
作为商周铜容器的配属用具之挹器,主要包括取食的铜匕、酌酒的铜斗和舀水的铜勺三大类.其中匕既可“载鼎实”(《易·震》注)、“别出牲体”(《仪礼·士昏礼》注),也可“匕黍稷”(《仪礼·少牢馈食礼》注),得到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的互证,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对于酌酒的斗和舀水的勺在具体形制、配属和功用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分歧.早年容庚先生尽管注意到“经籍中斗、勺每挹酒和挹水两用,不易区分”,却将“挹酒的称为勺,挹水的称为斗”[1].后来林巳奈夫和朱凤瀚先生均将它们归入“挹注器”,虽分别概述,但区分标准并不明确[2]
2021年10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暨第九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北京、上海同步召开.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的近50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与日本”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近代英外交部驻远东各使领馆的翻译官不是单纯的技术性翻译人才,而是搜集远东情报、研究远东情势、生产远东知识的情报官员.这使翻译官培养具备情报官员培养之意涵.在翻译官培养中,翻译学员计划及其对“高阶学员”的培养起到关键作用.通过该计划,英外交部积蓄了大批兼具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远东知识(如汉学、日本学)的官员,英驻北京公使馆汉文处、驻日本公使馆日文处也成为情报人员培养基地.该计划培养的人员,不仅推动着英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的完善,也让外交部构建远东情报网络成为可能.
本文所指江汉地区属广义范畴,包括长江与汉水交汇形成的冲积平原,及其周邻的低山丘陵地带.本区虽与中原地区有桐柏山-大别山脉阻隔,但山系南麓的多条南北向水系成为联系两个地区的天然孔道.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江汉地区就长期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联.夏商时期在以二里头、二里冈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强烈辐射之下,江汉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得以改变,同时彰显出了早期王朝国家对南方地区明显的政治经略意图.故而本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与聚落形态备受研究者关注.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文化日益冲击并消解着人的历史主体性,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对现代文化进行了批判研究,但是在众多文化批判视角中并没有一个集中的文化批判对象,致使各个文化批判理论之间呈现出散乱甚至矛盾的状态.而马尔库什则是从文化的四重维度进行文化概念的历史语义学阐释,以此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概念,也为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 一个相对完整的批判对象.马尔库什对文化四重维度的溯源分析不仅重新
文章致力于发掘辩证法的生存-经验基础:“先验幻相”的产生源于康德式的静观经验;对辩证法之思辨经验所蕴含的同一意识和差异意识的分析,并以同一意识为起点使得黑格尔能够给出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由于更重视思辨经验的差异意识维度,马克思提出了全新的实践概念,这是批判形而上学、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基石;齐克果式的生存辩证法对生存经验中的绝对差异意识的重视,使其把辩证运动规定在生存和绝对差异者之间,这为一种后理性时代提供了思想起点.辩证法运动只发生在思想或生存与对象自身之间,是一种终极性的真理意识(切中对象自身)的
细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或更晚的一类重要的石器技术工业体系,其精髓在于从各类发达的细石核上剥取形态细小的细石叶,故学界也常称之为“细石叶工业”或“细石叶技术”.数十年来,中国史前考古界对于细石叶工业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时段,并且花费了大量精力致力于细石核的几何结构和技术类型研究,划分出柱形、锥形、半锥形、楔形、船形等一系列细石核类型.不可否认,探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技术的关键就是对细石核工艺类型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