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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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文化日益冲击并消解着人的历史主体性,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对现代文化进行了批判研究,但是在众多文化批判视角中并没有一个集中的文化批判对象,致使各个文化批判理论之间呈现出散乱甚至矛盾的状态.而马尔库什则是从文化的四重维度进行文化概念的历史语义学阐释,以此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概念,也为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 一个相对完整的批判对象.马尔库什对文化四重维度的溯源分析不仅重新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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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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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文化日益冲击并消解着人的历史主体性,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对现代文化进行了批判研究,但是在众多文化批判视角中并没有一个集中的文化批判对象,致使各个文化批判理论之间呈现出散乱甚至矛盾的状态.而马尔库什则是从文化的四重维度进行文化概念的历史语义学阐释,以此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概念,也为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 一个相对完整的批判对象.马尔库什对文化四重维度的溯源分析不仅重新阐释了复杂多变的文化概念,而且厘清了文化与人的双重主体性关系,对技术理性主义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与修正,为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前进思路和方向.
其他文献
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罗尔斯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驳斥为“不充分”(Insufficient)且“多余”(Superfluous)的,反对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对剥削的定义,主张分配正义优先于生产正义.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内涵中有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意蕴,“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是马克思正义诉求及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罗尔斯未能理解这一理论依据的真正要义所在,从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做出了有失偏颇的批判.
一、问题的提出rn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划一郡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对此,严耕望谓之“旷古无俦之一伟大局面”[1].然秦郡虽有诸说,但“不管哪一说,均未见洞庭郡之名”[2].且自洞庭郡见世以来,考其郡治所在者可谓多矣.但十余年来,仍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黄忠村七组,黄忠路与黄忠横街交叉口.地处摸底河北岸,属金沙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1],地理坐标为东经104° 00′45″、北纬30° 41′ 21″,海拔508米(图一).为配合“黄忠配套小学(特教小学)及幼儿园”项目的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对该遗址点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该地点位于金沙遗址发掘区的第Ⅷ区,共布设10米×10米的探方27个,10米×5米、10米×6米探方各1个[2],发掘面
两唐书《突厥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唐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需要谨慎使用.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周时期,包括现今安徽与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北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吴、越两国的腹地.本文拟从风格、技术和文化意义等多个视角,对该地区出土的一类铜盖鼎进行分析探讨.rn一、“风格”的确立rn“风格”是西方美术史的核心概念之一.但随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会”,“风格”概念也被引入考古学界,对包括商周铜器在内的考古遗存进行分析研究[1],发展出“时代风格”、“地域风格”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借以勾勒和阐释风格在时空中的演变[2].本文的研究从铜器的装饰纹样出发,考察铜鼎“所表现
大辛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办事处(原王舍人镇)大辛庄村东南.2010年6～1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现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分西、北、南三区,西区位于遗址中部、蝎子沟西侧,北区、南区位于沟东侧(图一).此次主要对南、北两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两区共揭露商代灰坑50余个、灰沟13条、窑址2座、房址4座以及各时期墓葬90余座.
作为商周铜容器的配属用具之挹器,主要包括取食的铜匕、酌酒的铜斗和舀水的铜勺三大类.其中匕既可“载鼎实”(《易·震》注)、“别出牲体”(《仪礼·士昏礼》注),也可“匕黍稷”(《仪礼·少牢馈食礼》注),得到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的互证,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对于酌酒的斗和舀水的勺在具体形制、配属和功用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分歧.早年容庚先生尽管注意到“经籍中斗、勺每挹酒和挹水两用,不易区分”,却将“挹酒的称为勺,挹水的称为斗”[1].后来林巳奈夫和朱凤瀚先生均将它们归入“挹注器”,虽分别概述,但区分标准并不明确[2]
2021年10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暨第九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北京、上海同步召开.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的近50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与日本”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近代英外交部驻远东各使领馆的翻译官不是单纯的技术性翻译人才,而是搜集远东情报、研究远东情势、生产远东知识的情报官员.这使翻译官培养具备情报官员培养之意涵.在翻译官培养中,翻译学员计划及其对“高阶学员”的培养起到关键作用.通过该计划,英外交部积蓄了大批兼具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远东知识(如汉学、日本学)的官员,英驻北京公使馆汉文处、驻日本公使馆日文处也成为情报人员培养基地.该计划培养的人员,不仅推动着英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的完善,也让外交部构建远东情报网络成为可能.
本文所指江汉地区属广义范畴,包括长江与汉水交汇形成的冲积平原,及其周邻的低山丘陵地带.本区虽与中原地区有桐柏山-大别山脉阻隔,但山系南麓的多条南北向水系成为联系两个地区的天然孔道.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江汉地区就长期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联.夏商时期在以二里头、二里冈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强烈辐射之下,江汉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得以改变,同时彰显出了早期王朝国家对南方地区明显的政治经略意图.故而本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与聚落形态备受研究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