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台遗址是江淮地区常见的文化遗存类型,通过已公布和最新掌握的发掘材料,对目前安徽江淮地区已经发现的墩台遗址进行资料梳理、归纳整理,对已发掘的两周时期墩台遗址情况进行概述。通过对资料的梳理并结合已有资料,对墩台遗址的分布和布局、形制结构、文化层堆积、遗迹遗物的性质、功能文化属性、年代等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墩台遗迹单位的分布、遗物种类的不同,将墩台分为生产、生活居住和祭祀三种不同的功能类型。同时选择了霍邱堰台、庐江丁家畈遗址作为代表性的墩台类遗址,选择典型陶器如陶鬲、陶罐、陶豆等,进行型式划分等器物类型学研究,并进行横向对比,进行遗址的分期研究,解决遗址的年代问题。通过对墩台分布的情况进行归纳,发现这类墩台普遍分布于河流附近的河岸阶地上,且部分分布于河湾转弯处。这一选址规律可能和遗址的功能有关,也受到较大的环境影响。通过对墩台遗址的年代和形制结构、文化层堆积等问题的研究分析,认为两周时期这类常见的墩台遗址大多建立于西周早期,当时的先民从事农业生产已经较为发达,在巢湖水位逐渐下降的过程中,大片淤积土的出现推动了农业生产条件的发展。当地先民逐渐从海拔较高的丘陵地带,下移到海拔稍高、平坦的河岸边阶地选择居住址。首先选用岸边的干土铺垫,将岸边阶地堆平,并在聚落边缘地区筑围垣、盖房子,居住房屋普遍出现了柱洞类的窝棚式房屋和柱洞加基槽为支撑,草拌泥木骨泥墙的红烧土墙面、屋顶作为主体结构的大型分间排屋。随着时间的变迁,河流的最高水位不断升高,围垣也随之不断加高,以保证居住聚落的安全。随后房屋在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倒塌,地面形成了厚薄不均的红烧土堆积,后人借助这层堆积隔水的性质,将其平整,并覆以干土后继续在墩台的边缘建造房屋、围垣。通过多次平整土地、覆土、修建,使得墩台不断加高,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墩台两边高、中间低、层层堆筑的地层特点。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对遗址的文化属性进行研究,首次认为庐江环巢湖地区的丁家畈遗址和霍邱堰台遗址并非同一族群建造并使用的。霍邱堰台遗址应为江淮地区淮夷联邦的一处规模一般的居住址,其文化面貌有典型的淮夷、群舒风格遗存,由于其位置位于周文化、淮夷文化、莒文化的交界处,因此其文化面貌体现出包容性,该区域在西周中晚期还出现有吴越文化因素,典型器物代表有原始瓷、印纹硬陶等,这些器物通过江淮地区逐渐向中原发展传播,成为中原贵族使用的器物之一;而丁家畈遗址应为周王室派驻在庐江地区群舒等国维护“金道锡行”青铜原料运输道路的一处军事据点,其文化面貌虽然也有部分淮夷文化因素和吴越文化因素,但是周文化因素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墩台上的墓葬,其主要反映出了典型的中原地区西周文化因素,且头向也同堰台遗址等不同,反映出这类遗址其主体使用人群应为中原西周人群。可能使用部分当地奴隶、战俘等参与生产,并在当地发生贸易,因此在墩台上反映出了较为明显的文化交流痕迹。通过对丁家畈遗址性质的总结,结合“引江济淮工程”近年发现墩台的普遍特性,进一步指出丁家畈遗址同类墩台在该区域分布较多,其普遍共性是有炉灶、铜锭、鼓风管等冶炼遗存;有铜箭头、铜镞等兵器遗存;生活类遗存较少、房屋稀疏;且大多位于河流弯道处,占据优良、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这反映出当时西周王室十分重视对江淮地区的控制,尤为重视水运路线的畅通,以保障江南地区的锡矿料、铜矿料能够安全送至中原地区。同时这些军政据点的建设也能兼顾收集淮夷、群舒联盟的情报,应为西周时期比较重要的对江淮地区发挥制衡作用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