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精神意义与美学价值。他千古绝唱般的归隐,在劳作中安身立命,在自然中安贫乐道,不仅是对恶浊世事的反抗,也是其对内心纯真世界的坚守。
　　【关键词】陶渊明 还乡 归隐 家居生活
　　
　　一千六百多年前,东晋的一个低级官员陶渊明选择了退隐。这个举动在漫漫的时光中,焕发出了动人的色彩。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位人生的爱好者”、“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诚哉斯言。尤其是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陶渊明无疑可以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清新和愉悦。
　　辞官归隐是陶渊明一生的分水岭。在四十二岁这年,陶渊明抛开仕途、前程、功名的重重桎梏,不再侧身周旋于官场。在此之前的的岁月,“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有过数次出仕的经历。这一年,他达到了仕途生涯的顶点,不再做些有名无实微不足道的虚职,而是出任了南方一个小县彭泽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他在这个位子上只待了80来天。对于这次敛裳宵逝,最直接的诱因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通常可以想象一副官场生态图:一个挺胸凸肚的上级官僚高高在上,旁边点头哈腰着一个唯唯诺诺的下级。不同的是,这个陶姓官员自年少起,就娴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次,他拒绝端装整束地迎见。这件事触动了陶再也压制不住的自我意识,长久郁积的天性终于找到了出口。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且放白鹿青崖间的浪漫出走一样,陶渊明从官场的出走,亦带有浓厚的文学化的穿凿附会。所不同的是,李白是自我标高,陶渊明是同类装点。而据陶渊明说是“程氏妹丧于武昌”,他“情在骏奔”,才终于作出了关键的抉择。
　　如果我们姑且搁置这些寻章摘句的老雕虫作风,以更宽阔的视野观察,陶渊明之所以能够文名弥高、精神广润,在于他树立了一种可以复制但不能超越的生存模式和生活典范。正如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的归隐可视作其对诗人天职的追寻与恪守。在他的诗中,也如是比喻性地描述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人生转折: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里面洋溢着回到了家乡的欣喜。可故乡在哪里?它是一个人出生时的村落和庄院?还是一个人身后的山河与国土?是小河边的大槐树?还是在风中飘荡的旧日时光?一生仰慕陶渊明的苏东坡说:我心安处,即为吾乡。二战中流亡异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因为他深信他坚持了日耳曼民族的光荣与梦想,那么祖国就是自己随身携带的文化。诗仙李白在登临黄鹤楼时,坦率地承认无话可说,或许是崔颢题诗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打动了他无边的乡愁。对他而言,何处是才是故乡?是遥远北方的碎叶,祖先繁衍的陇西,还是长大成人的蜀中?他一生都走在寻找故乡的路上,故乡不只是意味着地图上的一个点,也是寄寓精神的一个广阔空间。
　　还有一个悲壮的还乡。荷尔德林毕生都试图度测神性,终因无限接近而疯狂。他的母亲与祖母,两个寡居的老女人省吃俭用供其上学,但他没有走上亲人心目中的远大前程,去做一个牧师。他宾图根大学的同窗黑格尔、谢林在学术上均有大成,如日中天。而荷尔德林放射出了神话般的诗歌光芒,随即精神失常。在一个乡下的木匠家里,度过了神志不清的四十年。多年以后,奥地利的传记作家茨威格感叹道:他忘了世界,世界也忘了他。而他也求仁得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当他重返世界,他的一句诗迅速传布:
　　人,充满劳绩
　　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陶渊明给这句话做出了生动的注释。陶渊明所在的时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而他却为困苦劳顿的人们臆造出了一个安详平静的幻想世界。在他命名为“桃花源”的乌托邦中,寄予的不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温柔反抗,也是其对精神家园的有力描绘。
　　但是,陶渊明在现实生活中不尽如人意。在归隐后的22年里,陶曾经数次迁居,但始终都在庐山脚下移动。他开荒南野际,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知天乐命的生活。在归去的第二年,对他的生活如是写道: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在他的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风中,可以读出他的喜悦与成就。但种种迹象表面,他并不是一个好农夫。尽管他起早摸黑地操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结果却是“草盛豆苗稀”。或许是因为他初理稼穑,才开始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人之风告别。更多的是,他诗人的习惯所致:结庐人境,采菊东篱;悠然南山,飞鸟知还;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寄情纵酒,爱好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明知欲辨已忘言,却还是寂寞地写诗;他立在风中,抚弄那张著名的无弦琴,得到了无法言传的乐趣。
　　而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畔隐居的梭罗,虽然也种豆——蚕豆,豌豆,土豆,以及甜玉米,黄玉米,萝卜。显然,年富力强的美国人要比我们儒雅的诗人的收成要好得多。梭罗更接近大地上的普通事物,他说:人生如果到了某种境界,自然会认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安身。因此,他终会回到人群中去。他奉行“超验主义”,要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他在隐居中像哲人那样思考,像农夫那样投入。在他离群索居的两年里,罗列出了细致的账目表,前八个月的部分生活消费,造屋的材料投入,个人农场的第一年收支,等等。其中充满了乡下人式的的精打细算(包括一只西瓜一只黄瓜的价格)和管家婆式的的锱铢必较(美元单位每次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三位数)。而陶渊明则是中国文人式的的未能齐家,在陶渊明的晚年,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临终的前一年,无法实现自资的隐士,又瘦又饿,时人檀道济刺史增以粮谷与肉,但陶拒绝了来自官方的援助。可他并不讳言向四周求告乞食,因为:饥来催我去,不知竟何之。善解人意的街坊邻居给拙于言辞的诗人一饭之恩,这使他想起了韩信受惠于漂母的典故。这也表明了他远未丧失身为文人的固执情怀。但无论如何,再也不会回到被自己决然遗弃的过去。他说过:“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陶渊明在魏晋时代的出现固然是伟大的华夏文化塑造出的一朵奇葩,但在他身上依然可以见证全人类普遍的命题。宋代大儒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在人类的不同地域和时代,依然有类似的内心呼唤和选择。英国诗人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陶渊明、荷尔德林、梭罗们一起拓宽了我们生存的可能。因为,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渴望回到精神上的静谧祥和之地。
　　★作者单位:宁夏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宁夏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