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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每有机会向北欧读者演讲当代中国大陆文学，我的侧重都不是诗歌、戏剧或者虚构的小说，而是所谓“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 literature）。我认为这类文学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坛越来越精彩而值得重视，其中包括报道纪实作品，也包括忆旧散文、回忆录、自传、日记以及本人口述、别人实录的文本，我称为“记忆文学”。
“记忆文学“的升级版
张辛欣最近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ＭＥ》为这类“记忆文学”又提供了新一代的精彩版本，是久违的小说家给我们一个新的惊喜。这里我借用电脑软件标示升级换代产品的方式，如果说过去我读的是“记忆文学”1.0或2.0，那么《我ＭＥ》就升级到“记忆文学”3.0甚至4.0了?我已经决定在今年举行的北欧汉学家协会年会上就用这部“记忆文学”的最新版本作为自己的演讲题目。我还要提醒听众注意，“文革”之后大陆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文学１．０”版其实也是张辛欣创造的，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她完成的《北京人》，当时也翻译成各种北欧语言，虽然不是她个人的“记忆”，是她记录的一百个中国人的口述“记忆”，由此，《我ＭＥ》实际是这位女作家创作道路的自然延续。
“记忆文学”是以本雅明所说的个人的“生活过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为基础,因此和所谓报道纪实文学不同。报道纪实文学的作者多半是记者，个人没有那样“生活过”，是通过采访、查阅和笔记录音收集写作材料。“记忆文学”则是个人追述、回想和记忆过去，试图复原曾经有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发黄而模糊的老照片重新显影，如离乡背井的人再回老家，探望过世的亲友亡灵，也面对过去的自己，是作者的自我“招魂”。“记忆文学”有抗拒遗忘为历史作证的特殊意义。
“记忆”是个人“生活过的经验”，那么阅历经验越丰富多彩，“记忆”就越奇异不俗。张辛欣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都不同凡响。她的父亲是北京的高级干部、军队作家，也是编写“记忆文学”《星火燎原》丛书的主要人物，还受过“林彪事件”的牵连。母亲背叛大地主家庭投身革命而成为中共新闻工作者，曾与林昭为北大同窗，亦经受过政治风暴冲击。在这本自传体小说里，作者“记忆”了自己从京城高干子女学校寄宿生、北京胡同顽童到“文革”红卫兵、北大荒知识青年、军队女兵、医院护士，最后走上文学艺术创作之路而成为一个女作家的前半生。由于作者本人几乎一直生活在风暴不断的政治中心，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事件，独特不羁的个性也与现实不断碰撞而产生火花，外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因此她的“记忆”本身就成为一种传奇，一部史诗，既是个人的故事，又是几代人的故事，映射出的是国家的历史。
但“记忆”本身其实不等于历史，而是记忆者当下的实际心理活动，反映当下的思想情感和知识结构，和所记忆的个人生活和历史事件还有相当巨大的距离。作者是在这个距离之上构建着记忆的“经验范式”（experiential modalities，亦出自本雅明的说法）。我所说的“记忆文学”的不同代版本，其实就是这种“经验范式”的不同，它的升级就是“经验范式”的升级。较早的“记忆文学”文本，“经验范式”都比较单一。时间上就如现代交通的单行道，只是一个方向，是作者从“现在”回到“过去”；空间上也不外是个人生活过经验过的外在环境。这其实也是普通人的心理记忆范式，而作者写成文字，虽然也有写得好看好读的，却不过是比普通人更有文采而已，但记忆范式没有什么区别。
全景式的记忆
《我ＭＥ》打破了以往比较陈旧单一的“经验范式”，是“记忆文学”第一部多维同构的语言艺术作品，也是一部标志性的重要作品。它有复调的结构，多向的叙述，变化的语感，正如作者自己写道，是“多重故事！多重历史！”它的“经验范式”不是单行道，也不只是双行道，因为还对应着作者的美国丈夫斯蒂夫的异族文化记忆，从而成为一座多向多层的立体交叉桥。时间上作者不仅从“现在”走向“过去”，又从记忆中“过去”进入了更“过去”的历史、传说、神话和史诗，也可以从“过去”走向“现在”，甚至走向“未来”；空间上，可以从中国观望西方，也可以从西方回望中国，有横向的中西文化比较和记忆对照：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阅读书目，不同的成长和反叛，不同的离家出逃……这是一种全景式的记忆。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双版纳大林莽中奔走的北京医疗队小护士“我”，在一个国民党老兵伤残的胳膊上就能“看到”二战的故事，也能“看到”未来的电影《巴顿将军》，还能“看到”自己当时不会意识到的丈夫，“看到”自己未来的阅读，“看到”“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深处”，“看到”吉卜林的丛林故事。
自传是作者以自我为描写对象的文字，有如画家的自画像，区别是比画家和画像的时间距离更远，是一个当下的“我”记忆着过去的“我”。以往的“经验范式”中，这两个“我”多半是尽量重合的，记忆者和被记忆者之间的距离被努力消解。借用《我ＭＥ》中的隐喻来说明这类记忆范式，那就有如中国人做麻婆豆腐，“靠记忆够了”。中文的“我”本来也不分主格和宾格，形式上一体。这样的记忆，在审美上很容易成为作者的自恋自怨自艾，甚至进入自爱不自持的纳西西斯情结：为了拥抱文字水影中的自我，作者也会跳进去自溺。
《我ＭＥ》则保持了记忆之“我”和被记忆之“我”之间的距离。英文“我”的宾格“ＭＥ”在这里不单是如今中文书也流行的书名加英文翻译，而且是凸显宾格之“我”和主格之“我”的对立（否则也可以翻译成主格的“Ｉ”）。又因为“ＭＥ”是小说中另一文化记忆的语言符号，也是新生代的符号，具有对比的象征意义，在书名中也不可或缺，所以我认为书名不能单用中文说成《我》，必须说成《我ＭＥ》。作者把自我推到宾格的位置去看，而且从中国文化之外去看，置身自我的“庐山”之外去看，倒是更能识别“庐山真面目”。
《我ＭＥ》中的这种距离使作者对记忆中的“我”不是自恋自爱，而是保持着一种自省和审视的姿态，例如对于自己当年做小红卫兵抄大右派章乃器家的造反经历，就有一种清算的态度。对于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就提出过自己的疑问：“靠记忆够了吗？”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是“记忆”，也不断提出各种追问，要追问这些记忆着的人生经验都是为什么？凭什么？
具有文学高品味的记忆
这种距离同时也是必要的审美距离，作者可以有更大空间来调整语言结构，进行艺术创作，也就是把以往的普通记忆范式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审美记忆范式，也就是“文学记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者“记忆”了什么，还在于作者如何写出“记忆”，使“记忆”具有文学的高品位。有些人的自传只是自传，和文学无关（在欧洲的书店里都不陈列在“文学类”书架而是“传记类”书架，例如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或张戎的《鸿》）。但是《我ＭＥ》作者作为成熟的文学家，自然不满足于这种非文学的自传范式，《我ＭＥ》因此不仅是自传，又明确是小说，讲究叙事方法和艺术，在“非虚构”的真实中又讲究虚构的力量。张辛欣自己接受某记者采访中说过，“自传小说怎么写，有各种方式的，甚至完全不必是‘真实’的，全部虚构的。但是我这本书写的基本点都是真的。小说的虚构力，在我看来十分重要，能给出‘真实”更为灵动的呈现。这是‘艺术方法’对自传真实性包括你所说的‘真情性’的重给力”。
《我ＭＥ》因此把中文的“记忆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论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还是在审美和哲学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张辛欣是我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又和我一样远走他乡，在世界文化中流浪，我们有不少共同共通共鸣的“记忆”，能看到老同学如此升级，为我们开辟一块文学新天地，不能不感到欣喜。
（张辛欣：《我ＭＥ》之一、之二，北京十月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希特勒的士兵给人什么启示？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先后俘虏过大约一百万德军官兵，关押在英美的战俘营中。盟军希望从战俘中获得有关纳粹德国火箭系统和其他军事机密，因此将一些重要战俘关押在为此专门建造的战俘营里，其墙壁内安装窃听器，可以窃听到战俘的私下谈话。窃听到的战俘谈话都做了文字记录，这些文件封存在英美国家档案内，战后五十年才解密。
2000年，德国历史学家尼策尔（S?觟nke Neitzel)在英国查阅档案时偶尔看到一份这样的窃听记录，立即认识到这些文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开始做系统研究，而且很快大有收获，他在英国档案中找到大约五万页这类文件，后来在美国找到大约十万页。
尼策尔深知独自一人不能胜任如此大量文件的分析工作，去找社会心理学家维尔则（Harald Welzer)帮忙,维尔则也是国际知名的研究第三帝国社会心理的专家?他们决定合作,聘用了一个研究团队来将文件做电脑数码化处理,输入到一个可做内容分析的数据程序内,用不同标题归类,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今年他们用德文出版了分析研究的成果,即《士兵》(Soldaten),副标题是“来自杀人者、挣扎者和死者的文字记录”。
尽管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其历史早已经被研究得烂透，此书却提供了之前鲜为人知的信息，因此立即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对于纳粹德国士兵的心理研究，现有资料非常稀缺；有些士兵从前线寄给家属的信件，因士兵一怕审查，二为宽慰家属，多不敢写真话，难以当做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
但是在战俘营内，处于相同境地同甘共苦的战俘，很可能互相推心置腹。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牢内谈话被窃听，所以能不带顾忌畅所欲言，甚至说出自己的隐私和政治见解。他们并不能预知战争的结果，对未来毫无把握，没有先入之见。所以，和二战之后才写出的回忆录、传记、日记以及采访不同，这些文字记录为当时当事人的实在心理表现，没有历史修造的痕迹，没有经过记忆过滤和时间洗刷，原始而真实，成为非常宝贵和可靠的原始资料。此书因此被视为真实反映纳粹德国军队士兵心态的第一部著作。
德军战俘们的谈话内容广泛，这些战俘多半是在西线和北非战场被俘，但是他们的谈话也涉及东线，涉及德军的战略和策略，涉及军事技术和装备，涉及敌国敌军也涉及本国政治和元首希特勒。他们还会详细描述自己亲眼所见乃至亲手执行的杀戮，甚至当做笑谈而毫无怜悯之心。当然，还有一个不断出现的话题是女人和性事。德国士兵很多出身农民，从来没有到过国外，来到西欧和北非作战自然眼界大开，如同历险又如同旅游。他们会感叹异国风情，表现出游客般的好奇，谈论风景之优美，食品之奇妙，女人之风韵，同时又表现出士兵甚至是强盗土匪的残忍，毫不避讳谈及他们奸淫的女人。
战俘谈话的窃听记录显示，在战争环境中，德军士兵会很快克服杀人的恐惧感和犯罪感，放弃和平时期的伦理道德而追随一种“战争逻辑”。杀人不再出于绝对的必要性或执行军事命令，而是可以出于某种快感。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两个星期完成这种变化，而有些人只需要几天。一个德国飞行员描述自己驾驶飞机在波兰扫射地面逃难平民的场景时说：“看着那些马惊跑真让我心疼，不过那些人我可一点都不可怜。”读这些谈话记录就好像看到今天孩子们玩电脑的战争游戏，杀戮不过是不需要动感情的游戏。战俘们大都知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些战俘甚至本人也参加过行刑，但他们的谈话显示他们并不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做什么特别的罪行，排犹也不是什么重要话题。
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同时要引起惊醒的部分应该是士兵对于希特勒的看法。即使沦落为战俘，成为失败者，他们对希特勒依然显示出一种崇拜，赞叹他的人格魅力，念念不忘何处何时见到元首而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们心目中希特勒的形象是多面的：一方面他们把希特勒看作质朴好心的男人，甚至批评他太多愁善感，同时又觉得他是神秘伟大有至高权威的元首，认为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强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希特勒修订了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恢复了德国的主权和尊严。所以，即使德军战败了，他们还会觉得虽败犹荣。一个空军驾驶员说道，因为希特勒的贡献，“我们终于可以因为做一个德国人而感到自豪。这是不可忘记的”。可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这些德军官兵甘当炮灰为纳粹德国效力的精神支柱。
尼策尔和维尔则的这本书目前在德国引起不小的震动。《镜报》说，这本著作“是惊人的发现，它会改变我们对二战的看法”。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认为二战中德军士兵大多只是服从命令，尽到军人职责，是无辜无罪的，而他们的谈话可以证明他们大都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可以在此印证一个活法：有什么样的独裁者，就有什么样的士兵。
“记忆文学“的升级版
张辛欣最近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ＭＥ》为这类“记忆文学”又提供了新一代的精彩版本，是久违的小说家给我们一个新的惊喜。这里我借用电脑软件标示升级换代产品的方式，如果说过去我读的是“记忆文学”1.0或2.0，那么《我ＭＥ》就升级到“记忆文学”3.0甚至4.0了?我已经决定在今年举行的北欧汉学家协会年会上就用这部“记忆文学”的最新版本作为自己的演讲题目。我还要提醒听众注意，“文革”之后大陆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文学１．０”版其实也是张辛欣创造的，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她完成的《北京人》，当时也翻译成各种北欧语言，虽然不是她个人的“记忆”，是她记录的一百个中国人的口述“记忆”，由此，《我ＭＥ》实际是这位女作家创作道路的自然延续。
“记忆文学”是以本雅明所说的个人的“生活过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为基础,因此和所谓报道纪实文学不同。报道纪实文学的作者多半是记者，个人没有那样“生活过”，是通过采访、查阅和笔记录音收集写作材料。“记忆文学”则是个人追述、回想和记忆过去，试图复原曾经有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发黄而模糊的老照片重新显影，如离乡背井的人再回老家，探望过世的亲友亡灵，也面对过去的自己，是作者的自我“招魂”。“记忆文学”有抗拒遗忘为历史作证的特殊意义。
“记忆”是个人“生活过的经验”，那么阅历经验越丰富多彩，“记忆”就越奇异不俗。张辛欣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都不同凡响。她的父亲是北京的高级干部、军队作家，也是编写“记忆文学”《星火燎原》丛书的主要人物，还受过“林彪事件”的牵连。母亲背叛大地主家庭投身革命而成为中共新闻工作者，曾与林昭为北大同窗，亦经受过政治风暴冲击。在这本自传体小说里，作者“记忆”了自己从京城高干子女学校寄宿生、北京胡同顽童到“文革”红卫兵、北大荒知识青年、军队女兵、医院护士，最后走上文学艺术创作之路而成为一个女作家的前半生。由于作者本人几乎一直生活在风暴不断的政治中心，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事件，独特不羁的个性也与现实不断碰撞而产生火花，外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因此她的“记忆”本身就成为一种传奇，一部史诗，既是个人的故事，又是几代人的故事，映射出的是国家的历史。
但“记忆”本身其实不等于历史，而是记忆者当下的实际心理活动，反映当下的思想情感和知识结构，和所记忆的个人生活和历史事件还有相当巨大的距离。作者是在这个距离之上构建着记忆的“经验范式”（experiential modalities，亦出自本雅明的说法）。我所说的“记忆文学”的不同代版本，其实就是这种“经验范式”的不同，它的升级就是“经验范式”的升级。较早的“记忆文学”文本，“经验范式”都比较单一。时间上就如现代交通的单行道，只是一个方向，是作者从“现在”回到“过去”；空间上也不外是个人生活过经验过的外在环境。这其实也是普通人的心理记忆范式，而作者写成文字，虽然也有写得好看好读的，却不过是比普通人更有文采而已，但记忆范式没有什么区别。
全景式的记忆
《我ＭＥ》打破了以往比较陈旧单一的“经验范式”，是“记忆文学”第一部多维同构的语言艺术作品，也是一部标志性的重要作品。它有复调的结构，多向的叙述，变化的语感，正如作者自己写道，是“多重故事！多重历史！”它的“经验范式”不是单行道，也不只是双行道，因为还对应着作者的美国丈夫斯蒂夫的异族文化记忆，从而成为一座多向多层的立体交叉桥。时间上作者不仅从“现在”走向“过去”，又从记忆中“过去”进入了更“过去”的历史、传说、神话和史诗，也可以从“过去”走向“现在”，甚至走向“未来”；空间上，可以从中国观望西方，也可以从西方回望中国，有横向的中西文化比较和记忆对照：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阅读书目，不同的成长和反叛，不同的离家出逃……这是一种全景式的记忆。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双版纳大林莽中奔走的北京医疗队小护士“我”，在一个国民党老兵伤残的胳膊上就能“看到”二战的故事，也能“看到”未来的电影《巴顿将军》，还能“看到”自己当时不会意识到的丈夫，“看到”自己未来的阅读，“看到”“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深处”，“看到”吉卜林的丛林故事。
自传是作者以自我为描写对象的文字，有如画家的自画像，区别是比画家和画像的时间距离更远，是一个当下的“我”记忆着过去的“我”。以往的“经验范式”中，这两个“我”多半是尽量重合的，记忆者和被记忆者之间的距离被努力消解。借用《我ＭＥ》中的隐喻来说明这类记忆范式，那就有如中国人做麻婆豆腐，“靠记忆够了”。中文的“我”本来也不分主格和宾格，形式上一体。这样的记忆，在审美上很容易成为作者的自恋自怨自艾，甚至进入自爱不自持的纳西西斯情结：为了拥抱文字水影中的自我，作者也会跳进去自溺。
《我ＭＥ》则保持了记忆之“我”和被记忆之“我”之间的距离。英文“我”的宾格“ＭＥ”在这里不单是如今中文书也流行的书名加英文翻译，而且是凸显宾格之“我”和主格之“我”的对立（否则也可以翻译成主格的“Ｉ”）。又因为“ＭＥ”是小说中另一文化记忆的语言符号，也是新生代的符号，具有对比的象征意义，在书名中也不可或缺，所以我认为书名不能单用中文说成《我》，必须说成《我ＭＥ》。作者把自我推到宾格的位置去看，而且从中国文化之外去看，置身自我的“庐山”之外去看，倒是更能识别“庐山真面目”。
《我ＭＥ》中的这种距离使作者对记忆中的“我”不是自恋自爱，而是保持着一种自省和审视的姿态，例如对于自己当年做小红卫兵抄大右派章乃器家的造反经历，就有一种清算的态度。对于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就提出过自己的疑问：“靠记忆够了吗？”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是“记忆”，也不断提出各种追问，要追问这些记忆着的人生经验都是为什么？凭什么？
具有文学高品味的记忆
这种距离同时也是必要的审美距离，作者可以有更大空间来调整语言结构，进行艺术创作，也就是把以往的普通记忆范式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审美记忆范式，也就是“文学记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者“记忆”了什么，还在于作者如何写出“记忆”，使“记忆”具有文学的高品位。有些人的自传只是自传，和文学无关（在欧洲的书店里都不陈列在“文学类”书架而是“传记类”书架，例如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或张戎的《鸿》）。但是《我ＭＥ》作者作为成熟的文学家，自然不满足于这种非文学的自传范式，《我ＭＥ》因此不仅是自传，又明确是小说，讲究叙事方法和艺术，在“非虚构”的真实中又讲究虚构的力量。张辛欣自己接受某记者采访中说过，“自传小说怎么写，有各种方式的，甚至完全不必是‘真实’的，全部虚构的。但是我这本书写的基本点都是真的。小说的虚构力，在我看来十分重要，能给出‘真实”更为灵动的呈现。这是‘艺术方法’对自传真实性包括你所说的‘真情性’的重给力”。
《我ＭＥ》因此把中文的“记忆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论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还是在审美和哲学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张辛欣是我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又和我一样远走他乡，在世界文化中流浪，我们有不少共同共通共鸣的“记忆”，能看到老同学如此升级，为我们开辟一块文学新天地，不能不感到欣喜。
（张辛欣：《我ＭＥ》之一、之二，北京十月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希特勒的士兵给人什么启示？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先后俘虏过大约一百万德军官兵，关押在英美的战俘营中。盟军希望从战俘中获得有关纳粹德国火箭系统和其他军事机密，因此将一些重要战俘关押在为此专门建造的战俘营里，其墙壁内安装窃听器，可以窃听到战俘的私下谈话。窃听到的战俘谈话都做了文字记录，这些文件封存在英美国家档案内，战后五十年才解密。
2000年，德国历史学家尼策尔（S?觟nke Neitzel)在英国查阅档案时偶尔看到一份这样的窃听记录，立即认识到这些文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开始做系统研究，而且很快大有收获，他在英国档案中找到大约五万页这类文件，后来在美国找到大约十万页。
尼策尔深知独自一人不能胜任如此大量文件的分析工作，去找社会心理学家维尔则（Harald Welzer)帮忙,维尔则也是国际知名的研究第三帝国社会心理的专家?他们决定合作,聘用了一个研究团队来将文件做电脑数码化处理,输入到一个可做内容分析的数据程序内,用不同标题归类,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今年他们用德文出版了分析研究的成果,即《士兵》(Soldaten),副标题是“来自杀人者、挣扎者和死者的文字记录”。
尽管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其历史早已经被研究得烂透，此书却提供了之前鲜为人知的信息，因此立即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对于纳粹德国士兵的心理研究，现有资料非常稀缺；有些士兵从前线寄给家属的信件，因士兵一怕审查，二为宽慰家属，多不敢写真话，难以当做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
但是在战俘营内，处于相同境地同甘共苦的战俘，很可能互相推心置腹。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牢内谈话被窃听，所以能不带顾忌畅所欲言，甚至说出自己的隐私和政治见解。他们并不能预知战争的结果，对未来毫无把握，没有先入之见。所以，和二战之后才写出的回忆录、传记、日记以及采访不同，这些文字记录为当时当事人的实在心理表现，没有历史修造的痕迹，没有经过记忆过滤和时间洗刷，原始而真实，成为非常宝贵和可靠的原始资料。此书因此被视为真实反映纳粹德国军队士兵心态的第一部著作。
德军战俘们的谈话内容广泛，这些战俘多半是在西线和北非战场被俘，但是他们的谈话也涉及东线，涉及德军的战略和策略，涉及军事技术和装备，涉及敌国敌军也涉及本国政治和元首希特勒。他们还会详细描述自己亲眼所见乃至亲手执行的杀戮，甚至当做笑谈而毫无怜悯之心。当然，还有一个不断出现的话题是女人和性事。德国士兵很多出身农民，从来没有到过国外，来到西欧和北非作战自然眼界大开，如同历险又如同旅游。他们会感叹异国风情，表现出游客般的好奇，谈论风景之优美，食品之奇妙，女人之风韵，同时又表现出士兵甚至是强盗土匪的残忍，毫不避讳谈及他们奸淫的女人。
战俘谈话的窃听记录显示，在战争环境中，德军士兵会很快克服杀人的恐惧感和犯罪感，放弃和平时期的伦理道德而追随一种“战争逻辑”。杀人不再出于绝对的必要性或执行军事命令，而是可以出于某种快感。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两个星期完成这种变化，而有些人只需要几天。一个德国飞行员描述自己驾驶飞机在波兰扫射地面逃难平民的场景时说：“看着那些马惊跑真让我心疼，不过那些人我可一点都不可怜。”读这些谈话记录就好像看到今天孩子们玩电脑的战争游戏，杀戮不过是不需要动感情的游戏。战俘们大都知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些战俘甚至本人也参加过行刑，但他们的谈话显示他们并不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做什么特别的罪行，排犹也不是什么重要话题。
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同时要引起惊醒的部分应该是士兵对于希特勒的看法。即使沦落为战俘，成为失败者，他们对希特勒依然显示出一种崇拜，赞叹他的人格魅力，念念不忘何处何时见到元首而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们心目中希特勒的形象是多面的：一方面他们把希特勒看作质朴好心的男人，甚至批评他太多愁善感，同时又觉得他是神秘伟大有至高权威的元首，认为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强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希特勒修订了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恢复了德国的主权和尊严。所以，即使德军战败了，他们还会觉得虽败犹荣。一个空军驾驶员说道，因为希特勒的贡献，“我们终于可以因为做一个德国人而感到自豪。这是不可忘记的”。可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这些德军官兵甘当炮灰为纳粹德国效力的精神支柱。
尼策尔和维尔则的这本书目前在德国引起不小的震动。《镜报》说，这本著作“是惊人的发现，它会改变我们对二战的看法”。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认为二战中德军士兵大多只是服从命令，尽到军人职责，是无辜无罪的，而他们的谈话可以证明他们大都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可以在此印证一个活法：有什么样的独裁者，就有什么样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