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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在1954年6月27日写给弟子周汝昌的信中附有一首词作，即《木兰花慢》，词云：
石头非宝玉，便大观，亦虚名。甚扑朔迷离，燕娇莺姹，鬓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煊赫奴才家世，虺隤败落阶层。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巨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1〕
周汝昌《〈新证〉的功过与毁誉》一文最早明确解释该词下阕为赞《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而作：“这种评价，实在是太高了。我如何克当得起？但心里却又是激动的——因为顾先生手眼俱高，也从不虚奖过誉——何况是师生之间，不同于世俗酬应。”〔2〕此后对于《木兰花慢》这一主旨广为人知，但在认同、称引的同时也受到过不少质疑，集中讨论该词并否定周氏观点的是沈治钧《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与《关于〈木兰花慢〉疑案的商榷意见》两篇论文。沈氏认为顾随的《木兰花慢》是“题咏《红楼梦》的优秀词作”，与《新证》“毫无瓜葛”，周氏的“错误诠释不仅遮蔽了该词的思想艺术光辉，也使顾随的人格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污损”。沈氏虽然商榷的只是一首词的主旨，却事关顾随与周汝昌的师徒情谊，不能不详加辨正。笔者最近在读201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顾随全集》后认为，顾随的《木兰花慢》上阕咏曹雪芹与《红楼梦》，下阕赞周汝昌与《新证》，不容轻易否定。简证如下：
顾随给周氏信共一百三十通，保存在《顾随全集》卷九，其中1954年6月27日的信中提到：“昨午得书，便思以词纪之，而情绪激昂，思想不能集中，未敢率尔辜负佳题。”该信正附有《木兰花慢》一词，并有小序：“得命新六月廿三日书，欢喜感叹，得未曾有，不可无词纪之也。”〔3〕“命新”为周汝昌的别号，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假如该词全是赞曹雪芹，而不及周汝昌，此信与小序的内容就无法理解。词的下阕首句“燕京人海有人英”解释为赞扬周汝昌也相对比较自然，不单是因为周氏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更是因为1954年5月后周氏已经从四川调回北京，与词句当下所指非常贴切。当然，这些尚不足以推断该词下阕必然就与《新证》有关。关键是末句：“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如果下阕是赞扬曹雪芹与《红楼梦》，这句根本就无法解释。沈氏认为“下士”指的是“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公然发出过‘笑声’的”为数不少之人，还包括胡适，解释得非常牵强。《红楼梦》被毛泽东认为是与“地大物博”相并举的中华民族之巨大财富，没有哪一部中外名著在建国之后可以像《红楼梦》这样获此殊荣，绝对不可能出现下士如蝇的讥笑之声。讥笑的对象只能是考证类著述，对《红楼梦》考证派的态度历来褒贬不一，即便同做考证学问，也会因曹雪芹生卒年、大观园地址、小说人物原型等问题而争论不休。《新证》出版伊始，有很多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俞平伯也是其中之一。但顾随不会将俞平伯称为“下士”，不用说两人曾同为知堂弟子，俞平伯的学问水准如何，顾随也定是了然于胸的。那么“下士”是谁呢？笔者认为，顾随所指的“下士”很可能是郑振铎、粟丰等人。顾随在1953年10月27日至29日给周汝昌的信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郑振铎所谓“一切考证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观点，他认为郑氏“不学”，是“当代妄庸巨子之一”，“决不能晓得其中的真正好处”。为了这一问题，他“写着写着，又动了肝火”〔4〕。可见顾随当时对那种视考证为无用的认知极为恼火。而八个月后粟丰又发表了《应正确认识〈红楼梦〉的写实性——读周汝昌君〈红楼梦新证〉的意见》再次以“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符合实事求是精神”为由对考证类著述尤其是《新证》的价值予以否定（该文载《光明日报·副刊》1954年6月21日）。这篇文章离6月27日《木兰花慢》的创作只差六天。顾随在八个月前因郑振铎的妄庸看法而大动肝火，这时又以粟丰的批评文章而再受触动，于词作中嘲讽那些否认考证的人为“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也就顺理成章了。
阅读顾随写给周汝昌的信会发现，他对《新证》评价之高的确异乎寻常。比如在同是批评郑振铎的信中他还说：“而今而后，《新证》将与脂评同为治红学者所不能废、不可废之书。天下明眼人亦将共证述堂此言之非阿其所好也。”又说该书的“真正好处”是：“文笔之工、考据之精、论断之确。”〔5〕这也正好对应《木兰花慢》下阕所提到的“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别指向的文评、史证、诗笺。在该信中又以《新证》引用己说而欢喜：“玉言此处引拙作一段，来书又致歉意，此则未免谦之过当。所以者何？《新证》如此好书（好者，不朽之意），而采及谬见，则述堂‘与有荣焉’也已。”〔6〕在1953年11月14日至20日的信中又提到：“《红楼》为雪老自传，时代所局，盛衰之际，焉能无感？此不须言。居今日而治红学者，首须抉出此书之真实性，《新证》于此，前无古人。”〔7〕在散文性的书信中尚有如此高度的肯定，在抒情性的词作里给予了类似的评价，就更为正常。
顾随的书信还透露出如下两方面信息。其一，《木兰花慢》上阕所云“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与《新证》有一定关系。《新证》最初出版时间是1953年9月，印了五千册，到该年12月就已是第三次印刷，总印数共一万七千册。在第三次印刷本中，作者增加了“补遗”，其中对第四章考证曹家老宅的内容又作了深入的探究并下结论说：“根据目前的说明，我很疑心曹雪芹老宅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这所宅院的历史如下表：曹家—和珅府—庆王府—恭王府—辅仁大学女部—师大女部。”〔8〕虽然对曹家旧址的考证占整部书的比例不大，但顾随予以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却非常大。他在读到周氏寄来的两大册《新证》之前便非常注意大观园旧址问题，并多次到过那里。1953年5月29日至6月2日给周氏信中提及：“关于‘大观’旧址，第十八（？）书所说，小有误（误以定府之‘神父花园’为‘大观’也），若此次和苏第一章序中所言，即不误。述堂颟顸，习与性成。入大观园，不知多少次，所注意者，海棠、凌霄花、银杏树……至于屋庐，都不在意。”又说：“‘神父花园’与‘司铎书院’为两地。前者在定府，后者在恭府。定府在街西，恭府在街东。此乃与《红楼》之东西二府，正反一过。小说家言，每每变幻其辞，使后人难于捉摸，古今中外，莫不胥然。”〔9〕周氏得到顾随的指点，在《新证》中将原本是口头流传的“辅大的‘司铎书院’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作为一条线索加以引用，而《新证》的细致考索又更坚定了顾随对大观园旧址的认识，且开始对原来并不在意的“屋庐”予以关注，如此《木兰花慢》上阕才会提到：“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恭王府在北京城北偏西，根据《木兰花慢》词律，这两字必须用平，且第二字需与“横”字押韵，故而用“西城”。顺便提一下，周汝昌的另一部著作《恭王府与〈红楼梦〉———通往大观园之路》详细考证了恭王府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研究起点却是《新证》第四章以及“补遗”的部分内容，所以该书将《木兰花慢》作为卷首题词也就并非全然不合适。 其二，《木兰花慢》上阕所云“煊赫奴才家世”，也很可能是作者阅读《新证》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在1953年11月22日的信中他提到：“兹之《新证》，虽小涉出入，而大节无亏，读曹书、治红学者得此，譬若拨云而见青天矣。其于玉言不当尸而祝之、社而祭之乎？曹书之史实至是而大白。”两日后又写信提到：“昨日枕上，复随意翻阅《新证》，始悉玉言已有曹家是满洲主子‘耳目’之言，要是眼光四射，物无遁形，佩服，佩服。”〔10〕可见，顾随有把握地写出曹家为“煊赫奴才家世”与阅读《新证》关系极为密切。
所有这一切都酝酿了《木兰花慢》一词的产生，而创作的激发点则是周汝昌在1954年6月23日写给顾随的一封信。究竟这封信写的什么内容使顾随如此“情绪激昂”且在填词时再三推敲，乃至有二稿三稿呢？周氏书信手迹无法得见，我们不能做出百分百的确认，但是结合其他文献仍能大致做出推断。周伦玲说《新证》由于得到了伟人的赞誉，使得顾随如此兴奋（周伦玲：《燕京人海有人英——顾随先生眼中的〈红楼梦新证〉》，载《人民政协报》2009年5月25日）。这种看法可能性很大。众所周知，1954年秋全国性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目的是通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而将矛头指向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论”，《新证》也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同时遭到批判。但不得不注意到，就在半年后的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却刊发了李希凡、蓝翎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写的《评〈红楼梦新证〉》，该文认为《新证》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能同等对待，批评那种“以过激的态度，草率地将《新证》一笔抹煞”的看法，并说：“真正在〈红楼梦〉考证工作中，对作者及其家世提供出比较丰富的材料的，在目前来说，《新证》还是主要的一部著作。”明眼人都看得出，《新证》的研究方法正是来源于胡适的实验主义，反倒是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有一些内容展开了审美批评。李希凡、蓝翎于考证是外行，正是在“上级指示精神”庇护下才敢如此大胆地下结论，而这个“上级”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或至少是得到毛泽东授意的胡乔木诸人〔11〕。与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顾随也正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对毛泽东极为敬佩。1953年11月14日至20日的信给周氏的信中提到：“可笑述堂秀才不出门，居然有时‘幸’而言中。其真能渐渐有会于马、恩、列、斯及吾毛主席之书，而有得于唯物论辩证法乎？”〔12〕也的确只有毛泽东的评语才会让他如此兴奋，故而将词中的“听巨人褒语夏雷鸣”看成毛泽东对《新证》的肯定也就非常自然了。
通过该词的内外分析后，假如更确切地描述《木兰花慢》的主旨，可以这样下结论：上阕咏曹雪芹与《红楼梦》，结合了作者阅读《新证》后的心得；下阕赞周汝昌与《新证》，又表达了对外界褒贬意见的态度。周汝昌著《新证》自然无法与刘勰写《文心雕龙》、司马迁作《史记》、郑玄笺《毛诗》同在一个水平以论高下，但填词却不是写论文，何况当时《新证》正遭受着诸多不公正的批评，对弟子的著作予以激励，不但不会有损顾随先生的学者形象，反而更加能体现出他关心学生的师者风度。
注释：
〔1〕顾随：《顾随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2〕周汝昌：《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3〕〔4〕〔5〕〔6〕〔7〕〔9〕〔10〕〔12〕《顾随全集》第九卷，第174、150、150、152、159、148、154—155、158页。
〔8〕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634—635页。
〔11〕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302页。
石头非宝玉，便大观，亦虚名。甚扑朔迷离，燕娇莺姹，鬓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煊赫奴才家世，虺隤败落阶层。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巨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1〕
周汝昌《〈新证〉的功过与毁誉》一文最早明确解释该词下阕为赞《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而作：“这种评价，实在是太高了。我如何克当得起？但心里却又是激动的——因为顾先生手眼俱高，也从不虚奖过誉——何况是师生之间，不同于世俗酬应。”〔2〕此后对于《木兰花慢》这一主旨广为人知，但在认同、称引的同时也受到过不少质疑，集中讨论该词并否定周氏观点的是沈治钧《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与《关于〈木兰花慢〉疑案的商榷意见》两篇论文。沈氏认为顾随的《木兰花慢》是“题咏《红楼梦》的优秀词作”，与《新证》“毫无瓜葛”，周氏的“错误诠释不仅遮蔽了该词的思想艺术光辉，也使顾随的人格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污损”。沈氏虽然商榷的只是一首词的主旨，却事关顾随与周汝昌的师徒情谊，不能不详加辨正。笔者最近在读201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顾随全集》后认为，顾随的《木兰花慢》上阕咏曹雪芹与《红楼梦》，下阕赞周汝昌与《新证》，不容轻易否定。简证如下：
顾随给周氏信共一百三十通，保存在《顾随全集》卷九，其中1954年6月27日的信中提到：“昨午得书，便思以词纪之，而情绪激昂，思想不能集中，未敢率尔辜负佳题。”该信正附有《木兰花慢》一词，并有小序：“得命新六月廿三日书，欢喜感叹，得未曾有，不可无词纪之也。”〔3〕“命新”为周汝昌的别号，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假如该词全是赞曹雪芹，而不及周汝昌，此信与小序的内容就无法理解。词的下阕首句“燕京人海有人英”解释为赞扬周汝昌也相对比较自然，不单是因为周氏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更是因为1954年5月后周氏已经从四川调回北京，与词句当下所指非常贴切。当然，这些尚不足以推断该词下阕必然就与《新证》有关。关键是末句：“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如果下阕是赞扬曹雪芹与《红楼梦》，这句根本就无法解释。沈氏认为“下士”指的是“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公然发出过‘笑声’的”为数不少之人，还包括胡适，解释得非常牵强。《红楼梦》被毛泽东认为是与“地大物博”相并举的中华民族之巨大财富，没有哪一部中外名著在建国之后可以像《红楼梦》这样获此殊荣，绝对不可能出现下士如蝇的讥笑之声。讥笑的对象只能是考证类著述，对《红楼梦》考证派的态度历来褒贬不一，即便同做考证学问，也会因曹雪芹生卒年、大观园地址、小说人物原型等问题而争论不休。《新证》出版伊始，有很多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俞平伯也是其中之一。但顾随不会将俞平伯称为“下士”，不用说两人曾同为知堂弟子，俞平伯的学问水准如何，顾随也定是了然于胸的。那么“下士”是谁呢？笔者认为，顾随所指的“下士”很可能是郑振铎、粟丰等人。顾随在1953年10月27日至29日给周汝昌的信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郑振铎所谓“一切考证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观点，他认为郑氏“不学”，是“当代妄庸巨子之一”，“决不能晓得其中的真正好处”。为了这一问题，他“写着写着，又动了肝火”〔4〕。可见顾随当时对那种视考证为无用的认知极为恼火。而八个月后粟丰又发表了《应正确认识〈红楼梦〉的写实性——读周汝昌君〈红楼梦新证〉的意见》再次以“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符合实事求是精神”为由对考证类著述尤其是《新证》的价值予以否定（该文载《光明日报·副刊》1954年6月21日）。这篇文章离6月27日《木兰花慢》的创作只差六天。顾随在八个月前因郑振铎的妄庸看法而大动肝火，这时又以粟丰的批评文章而再受触动，于词作中嘲讽那些否认考证的人为“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也就顺理成章了。
阅读顾随写给周汝昌的信会发现，他对《新证》评价之高的确异乎寻常。比如在同是批评郑振铎的信中他还说：“而今而后，《新证》将与脂评同为治红学者所不能废、不可废之书。天下明眼人亦将共证述堂此言之非阿其所好也。”又说该书的“真正好处”是：“文笔之工、考据之精、论断之确。”〔5〕这也正好对应《木兰花慢》下阕所提到的“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别指向的文评、史证、诗笺。在该信中又以《新证》引用己说而欢喜：“玉言此处引拙作一段，来书又致歉意，此则未免谦之过当。所以者何？《新证》如此好书（好者，不朽之意），而采及谬见，则述堂‘与有荣焉’也已。”〔6〕在1953年11月14日至20日的信中又提到：“《红楼》为雪老自传，时代所局，盛衰之际，焉能无感？此不须言。居今日而治红学者，首须抉出此书之真实性，《新证》于此，前无古人。”〔7〕在散文性的书信中尚有如此高度的肯定，在抒情性的词作里给予了类似的评价，就更为正常。
顾随的书信还透露出如下两方面信息。其一，《木兰花慢》上阕所云“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与《新证》有一定关系。《新证》最初出版时间是1953年9月，印了五千册，到该年12月就已是第三次印刷，总印数共一万七千册。在第三次印刷本中，作者增加了“补遗”，其中对第四章考证曹家老宅的内容又作了深入的探究并下结论说：“根据目前的说明，我很疑心曹雪芹老宅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这所宅院的历史如下表：曹家—和珅府—庆王府—恭王府—辅仁大学女部—师大女部。”〔8〕虽然对曹家旧址的考证占整部书的比例不大，但顾随予以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却非常大。他在读到周氏寄来的两大册《新证》之前便非常注意大观园旧址问题，并多次到过那里。1953年5月29日至6月2日给周氏信中提及：“关于‘大观’旧址，第十八（？）书所说，小有误（误以定府之‘神父花园’为‘大观’也），若此次和苏第一章序中所言，即不误。述堂颟顸，习与性成。入大观园，不知多少次，所注意者，海棠、凌霄花、银杏树……至于屋庐，都不在意。”又说：“‘神父花园’与‘司铎书院’为两地。前者在定府，后者在恭府。定府在街西，恭府在街东。此乃与《红楼》之东西二府，正反一过。小说家言，每每变幻其辞，使后人难于捉摸，古今中外，莫不胥然。”〔9〕周氏得到顾随的指点，在《新证》中将原本是口头流传的“辅大的‘司铎书院’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作为一条线索加以引用，而《新证》的细致考索又更坚定了顾随对大观园旧址的认识，且开始对原来并不在意的“屋庐”予以关注，如此《木兰花慢》上阕才会提到：“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恭王府在北京城北偏西，根据《木兰花慢》词律，这两字必须用平，且第二字需与“横”字押韵，故而用“西城”。顺便提一下，周汝昌的另一部著作《恭王府与〈红楼梦〉———通往大观园之路》详细考证了恭王府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研究起点却是《新证》第四章以及“补遗”的部分内容，所以该书将《木兰花慢》作为卷首题词也就并非全然不合适。 其二，《木兰花慢》上阕所云“煊赫奴才家世”，也很可能是作者阅读《新证》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在1953年11月22日的信中他提到：“兹之《新证》，虽小涉出入，而大节无亏，读曹书、治红学者得此，譬若拨云而见青天矣。其于玉言不当尸而祝之、社而祭之乎？曹书之史实至是而大白。”两日后又写信提到：“昨日枕上，复随意翻阅《新证》，始悉玉言已有曹家是满洲主子‘耳目’之言，要是眼光四射，物无遁形，佩服，佩服。”〔10〕可见，顾随有把握地写出曹家为“煊赫奴才家世”与阅读《新证》关系极为密切。
所有这一切都酝酿了《木兰花慢》一词的产生，而创作的激发点则是周汝昌在1954年6月23日写给顾随的一封信。究竟这封信写的什么内容使顾随如此“情绪激昂”且在填词时再三推敲，乃至有二稿三稿呢？周氏书信手迹无法得见，我们不能做出百分百的确认，但是结合其他文献仍能大致做出推断。周伦玲说《新证》由于得到了伟人的赞誉，使得顾随如此兴奋（周伦玲：《燕京人海有人英——顾随先生眼中的〈红楼梦新证〉》，载《人民政协报》2009年5月25日）。这种看法可能性很大。众所周知，1954年秋全国性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目的是通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而将矛头指向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论”，《新证》也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同时遭到批判。但不得不注意到，就在半年后的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却刊发了李希凡、蓝翎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写的《评〈红楼梦新证〉》，该文认为《新证》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能同等对待，批评那种“以过激的态度，草率地将《新证》一笔抹煞”的看法，并说：“真正在〈红楼梦〉考证工作中，对作者及其家世提供出比较丰富的材料的，在目前来说，《新证》还是主要的一部著作。”明眼人都看得出，《新证》的研究方法正是来源于胡适的实验主义，反倒是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有一些内容展开了审美批评。李希凡、蓝翎于考证是外行，正是在“上级指示精神”庇护下才敢如此大胆地下结论，而这个“上级”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或至少是得到毛泽东授意的胡乔木诸人〔11〕。与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顾随也正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对毛泽东极为敬佩。1953年11月14日至20日的信给周氏的信中提到：“可笑述堂秀才不出门，居然有时‘幸’而言中。其真能渐渐有会于马、恩、列、斯及吾毛主席之书，而有得于唯物论辩证法乎？”〔12〕也的确只有毛泽东的评语才会让他如此兴奋，故而将词中的“听巨人褒语夏雷鸣”看成毛泽东对《新证》的肯定也就非常自然了。
通过该词的内外分析后，假如更确切地描述《木兰花慢》的主旨，可以这样下结论：上阕咏曹雪芹与《红楼梦》，结合了作者阅读《新证》后的心得；下阕赞周汝昌与《新证》，又表达了对外界褒贬意见的态度。周汝昌著《新证》自然无法与刘勰写《文心雕龙》、司马迁作《史记》、郑玄笺《毛诗》同在一个水平以论高下，但填词却不是写论文，何况当时《新证》正遭受着诸多不公正的批评，对弟子的著作予以激励，不但不会有损顾随先生的学者形象，反而更加能体现出他关心学生的师者风度。
注释：
〔1〕顾随：《顾随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2〕周汝昌：《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3〕〔4〕〔5〕〔6〕〔7〕〔9〕〔10〕〔12〕《顾随全集》第九卷，第174、150、150、152、159、148、154—155、158页。
〔8〕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634—635页。
〔11〕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