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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利用民间资本成立的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以“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为宗旨，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公共外交与和平为主要研究领域，以案例、调查、档案为主要研究方法，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独立思想库。2013年开始，察哈尔学会与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韩中地域经济协会共同举办四届专题论坛，打造中韩城市外交研究与实践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并连续举办三届“察哈尔和平对话”，邀请近五十位业界国际专家学者，就对话主题进行讨论。2014年10月开始，察哈尔学会与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共同主办四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在国际公共外交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作为一家成立仅六年的非官方智库，察哈尔学会如何跻身世界公共外交思想前沿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中国声音？没有大学机构背景，缺乏雄厚资金支持，察哈尔学会依靠什么吸引强大的学术力量？它的日益壮大将为中国民间智库建设带来怎样的启示？近日，本刊记者对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教授进行了专访。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战略，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公司外交。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共中央对外联合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春秋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内最早开展全球公域理论、系统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倡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
民间智库作为中国智库的新生力量，对官办智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互补作用。目前在世界思想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也基本是非官方的独立型智库。作为中国民间智库，请问察哈尔学会建立的初衷是什么？对自身又如何定位？
中国越来越强大，也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但是在国际上的很多场合，中国的发声还严重不足。作为民间智库，我们的成员多是来自知识分子，发出区别于“官话”的独立声音，在国际上产生影响，这是察哈尔学会成立的初衷。官方智库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阐释、解读国家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言献策，但民间智库有所不同。民间智库应多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对国家政策回应或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身份的不同，国外政界、学界、民众给予不同种类智库的信任度也不同，即使两者发出的声音没有本质区别，西方社会仍然会倾向认为民间智库的声音更客观、中立。
察哈尔学会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公共外交”和“和平学”，设有城市外交研究中心、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半岛和平研究中心三个中心。我们的公共外交研究对象以中国与周边国家为主，并细化为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和宗教外交，并不涵盖政府官方的外交。我们选择研究领域的原则是国内有着深切的需要，且较“冷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并创造社会价值。目前，察哈尔学会通过出版研究成果，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致力于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
察哈尔学会是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创办的，最初的研究领域是公共外交。我认为这把政协的统一战线、民间交往的职能深化了，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共外交研究与合作，有助于加强民众沟通，提升国际合作的民意基础。
成立初期，察哈尔学会提出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能谈谈这个战略构想实施的进展吗？
目前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的顶级智库，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都是民间智库，西方的民间智库从成立之始就是国际化的。这体现在他们的研究人员来自于多个国家，分支机构设立在多个国家，研究范围也是多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国际化要素中国民间智库无法在刚起步时就做到，其发展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
成立初期，察哈尔学会提出了在十年内成为国际社会中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并将通过两个五年规划来实现这个愿景：2010～2014年，从中国公共外交的早期推动者成为全球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之一；2015～2020年，从全球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相当知名度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目前，通过多种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会在国际公共外交领域形成较高的知名度。从研究人员来看，察哈尔学会目前拥有中外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等多领域专家学者，组建了一支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著名学者的强大研究团队。学会设置了国际咨询委员会作为内部调研、咨询、议事机构，并在国内外开展了多项活动。譬如，为推动城市外交的发展，察哈尔学会与国内的18家公共外交协会和高校研究中心合作，已经连续两年举办了“公共外交地方——高校论坛”等等。
10月，察哈尔学会在柏林举办了主题为“气候变化：中印欧之间的了解与误解”峰会，这个峰会是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协会联合举办的，来自欧洲、中国、印度等两百多位专家一起面对全球公共性问题公开辩论，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等媒体都对峰会进行了报道，通过影响媒体，影响公众，起到的社会效果就非常好。
察哈尔学会下一步的战略机遇更多的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影响未来中国发展几十年的战略计划，很多企业事先并不了解情况，一拥而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企业需要政策观察、风险评估等相关的专业支撑，这是察哈尔学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对察哈尔学会而言，还应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增加相应研究人手。
请问作为民间机构，察哈尔学会是如何吸引高水平专业研究人员的？ 这个问题可以先请王教授来谈一谈。
正像我之前所说的，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共外交研究与合作，加强民众沟通，提升国际合作的民意基础，是我加入察哈尔学会的重要原因。加入察哈尔学会之初，我还只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是为了一种研究的兴趣、共同的爱好、使命和责任。9·11事件时，我正在美国，开始考虑为什么在西方之外有仇恨美国的情绪。应该说，文化间缺乏有效沟通是产生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我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个概念引入国内。当时国内学者对“public diplomacy”的翻译是“公众外交”，实质上“public diplomacy”的精髓是利用公共资源来开展外交活动，而不仅仅是公众间或者作用于公众的外交。2009年之后，我开始依靠察哈尔学会搭建的平台，以察哈尔学会的名义撰写该领域的文章，并实践公共外交理念，到欧盟去演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另外，从我对西方的研究和理解来看，西方社会历来对政府权威不买账，更看重民间声音，所以目前成功的公共外交都是非政府、NGO、个人来做的，这也是吸引我加入察哈尔学会的原因。
大家基本都是秉持着对公共外交、和平学等领域的热情来一起做事的，我们并不给研究员提供固定工资，但致力于搭建一个可以相互交流、深入民间调研的平台。我们的一些思路和方法，譬如深入多个城市调研等，已经影响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格局。应该说，学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像王教授这样的核心成员来推动的。目前学会拥有高级研究员28人，研究员66人。学会的会员团队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找人来”和“人来找”。在学会成立的初始阶段，我们通过中国知网等权威平台圈定了一批专家名单，逐个登门拜访，介绍学会的研究宗旨、发展方向和运转机制，并由此获得了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大约在三年之后，学会影响力开始在国内外彰显，就有一些专家主动要求入会了。我们的人才构成中，有70%为学者，还有部分媒体人士、企业人士、官员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建立起一支真正国际化的人才队伍。
从2009年成立到如今，仅仅六年，“察哈尔”已经在国际智库外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身份问题”似乎没有限制察哈尔的发展空间。请问察哈尔学会是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打造影响力的？
提升社会影响力的核心是传播，而察哈尔学会构建自身影响力的核心是抓住媒体做传播。我们与国内十多家主流媒体建立了长效的合作机制，通过其平台不定期发布学会的研究成果，以扩大学会影响力。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邀请媒体参加学会举办的会议。第二，我们与媒体合作设计栏目主题，譬如我们与《世界知识》杂志合办了“察哈尔圆桌”，邀请外交部十个司长进行访谈，这自然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第三，我们与媒体共同举办长期的、延续性的活动，譬如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作举办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与外国智库等机构合作举办论坛等等。
另外，学会定期出版《公共外交季刊》，每期均送呈中央各部委的相关领导、各省市外交办负责人、高校中研究国际关系方向的教授等相关人群，几乎将重要的涉外人群覆盖到位。这是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力的最直接方式之一。此外，我们一直希望“季刊”的作者不仅是研究者，更是实践者，或者由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撰写，中外作者合作撰写。通过合作研究撰写的方式可以促进中国学界与实践界多作沟通，弥补国内与国外公共外交研究方面的差距。
作为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我在察哈尔学会主要负责三项工作：一是编辑《公共外交季刊》。通过撰写大量的稿件，帮助学会打出刊物和公共外交的影响力。二是参与学会的国际交流工作。譬如学会连续四年举办的中美欧公共外交论坛，邀请了当地媒体、官员、企业家参加，在国际公共外交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参与同韩日等国智库建立联系的工作，并发展高级研究员、顾问。国外智库需要在中国寻找落地机构，察哈尔学会也需要借助一流平台传播自己的声音，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符合双方期待。三是举办“察哈尔圆桌”专栏。成立各级地方组织机构，通过传播“察哈尔”的声音，在国内外交领域迅速形成影响力。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不仅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还可以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察哈尔学会的研究领域是公共外交，也在与国际智库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能否就此谈一谈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形式？
我们按照国际惯例与西方智库开展合作。议题由双方共同协商，参会人员各自安排，各自承担相关费用。不论研讨会议采用何种形式，最后都需要集中讨论出会议研究成果，或者说“共识”，这是一个充满思想碰撞的过程。
具体来说，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
一是智库成果的国际传播。这是最基本的方式，其目的在于使外国智库及公众了解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目前，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只有中文版本，而要在国际上传播中国智库思想，智库成果的翻译或用外文写作就是前提条件。2015年10月，学会英文网站正式开通，并发布第一份英文研究报告。此外，学会还计划每年再编辑出版一本英文论文集。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智库自身的外文网站及新媒体运用，中国的外文媒体以及外国的媒体等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平台。
二是智库专家的人际交流。目前，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中有10%的外国专家；北京办公室2014年有近10次外国智库专家的互访，以学会高级研究员身份参加国际智库对话会议达20多人次。2015年10月，学会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到欧洲智库等机构进行访问，受访机构包括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法国国际关际研究所、国际危机组织总部等。我认为比较有效的几种形式是：吸引外国智库专家加入，也就是智库人才的国际化；中外智库专家之间的工作交流；派员参加国际智库主办的会议或活动等。 三是与外国智库联合举办国际会议。从2012年5月与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合作主办“超越历史：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和解和冲突的根源”，到今年10月与日本和平学会合作在北京主办“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察哈尔学会已与多家外国智库和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国际会议，或在中国，或在外国，这对提升“察哈尔”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有很大的作用。在合作举办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议题不够集中，发言偏离主题，内容传播不力。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基于研究项目召开会议，就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四是与外国智库开展合作项目研究，这是最重要的国际化方式。具体有两种形式：互派专家到对方机构从事研究项目；双方共商研究课题，合作开展研究并发布成果。察哈尔学会正在探索这种方式。目前，我们正与几家有兴趣的外国智库讨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现代化”，准备形成研究报告并公开发布。
五是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独自或合作开展研究工作。这是智库国际化的最高形式，也是资源需求大、复杂度最高的形式。目前，智库海外机构主要以合作方式建立。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清华—布鲁金斯政策研究中心”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都是很好的例子。
有足够的经费支持是确保智库独立性的基础，但中国缺乏公共基金，社会捐赠文化也不发达。察哈尔学会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察哈尔学会的创会主席是韩方明先生，他负责学会的资金筹措，我们每年的经费大约在300～500万之间。民间智库产生的是社会效益，不是经济效益，民间智库不依靠自身盈利。国外民间智库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借助基金会，这是最可持续也是最可靠的方式；第二，依靠理事会；第三，由委托研究课题的公司或企业负责；第四，依靠自身的经营，譬如出版刊物，发布报告所获取的利润等。对于察哈尔学会来说，我们目前准备设立一个理事会，开辟更多的捐赠渠道，这也是逐步提升学会影响力的保证。
近年来，亚洲私人智库的发展引人注目，成为影响各国内政外交政策决策的重要力量，被誉为智库军团中的一匹黑马。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的民间智库同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民间智库要发展又面临哪些具体问题？
中国民间智库的处境其实是很艰难的，缺钱又缺人。有很多企业家投资建设医院、学校等，但很少有投资于智库建设的。这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的捐款、税收制度有关。意识上和制度上都没有支撑，民间智库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就很难筹措。如果政府能在对智库科学评价的基础上甄选出一批智库专门给予财税制度上的支持，如果企业对这些智库进行捐款，捐助的资金可以纳入到企业运营成本中核算，那么我想更多的社会力量将更容易被调动。捐款给智库是国家级的公益事业，比建设医院和学校的影响更加长远。
人才上，我们面临着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短缺的困境。目前，察哈尔学会只有我一个专职研究员，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个位数。这与民间机构本身的吸引力较差有关，我们投身这样的事业带有义务劳动的性质，中国的志愿者群体较少，这是客观的背景。但是我也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那么大，社会、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总会慢慢找到合适的人来和我们共同努力。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社会重视度和关注度都大大增加了。对于察哈尔学会等民间智库而言，我们有了更多的平台来展示自己和发布研究成果，让公众了解我们，这都有利于增强我们的影响力，也为以后的融资提供了可能。
人民正在走出去，企业正要走出去，中国作为世界第三投资大国要熟悉外面的环境，就要重视公共外交，借助好NGO、企业等社会资源，淡化政府形象，以二轨或合作模式影响国外民众。因此，作为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但是，民间智库的发展从管理体制上还没有理顺，不像国外智库一样以基金会形式运作。由于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其活动的持续影响力上就有所削弱。对研究员而言，智库对其本身并没有约束，只有发署名文章等给予的少量激励。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多，研究员资源的争夺将成为民间智库下一轮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智库在当前发展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要走出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还需要哪些因素的驱动？
从国家层面来看，对民间智库认同度还不高，体制的发展还没有跟上民间智库发展的需要。政府应成为民间智库的幕后推动力，给民间智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平台、机会，在开展外交活动时可以把企业家带出去，也可以把民间智库带出去，在国际舞台上推出自己的民间智库。
首先，我想谈一谈什么是真正的智库。智库是非盈利的机构。只有立足于社会公共，即使盈利也只能用于其事业发展的，才是真正的智库。智库无论获得多少盈利，都不能分配给发起人或融资者。
其次，要科学地制定智库的评价标准。智库有官方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等多种类型，每种智库涉及的领域都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评价指标也必然应该有所不同。我们需要做的是分类型、分领域、分功能地进行分析，用来源可靠的数据说话，而不是凭借主观臆断。
最后，关于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在中国，参与到智库建设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中央提出建设新型智库，两办颁布相关文件，这促使社会、学校等投入更多资源到智库建设上来。我们有可能会经历一段鱼龙混杂、蜂拥而上的时期，但时间会筛选出真正有发展前途的智库。民间智库目前可以说是中国智库的补充部分，但会逐渐发展成组成部分，最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的核心思想地带发出中国声音。我想，它应该走出一条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相类似的，具有光明前景的发展道路。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战略，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公司外交。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共中央对外联合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春秋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内最早开展全球公域理论、系统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倡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
民间智库作为中国智库的新生力量，对官办智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互补作用。目前在世界思想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也基本是非官方的独立型智库。作为中国民间智库，请问察哈尔学会建立的初衷是什么？对自身又如何定位？
中国越来越强大，也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但是在国际上的很多场合，中国的发声还严重不足。作为民间智库，我们的成员多是来自知识分子，发出区别于“官话”的独立声音，在国际上产生影响，这是察哈尔学会成立的初衷。官方智库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阐释、解读国家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言献策，但民间智库有所不同。民间智库应多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对国家政策回应或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身份的不同，国外政界、学界、民众给予不同种类智库的信任度也不同，即使两者发出的声音没有本质区别，西方社会仍然会倾向认为民间智库的声音更客观、中立。
察哈尔学会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公共外交”和“和平学”，设有城市外交研究中心、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半岛和平研究中心三个中心。我们的公共外交研究对象以中国与周边国家为主，并细化为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和宗教外交，并不涵盖政府官方的外交。我们选择研究领域的原则是国内有着深切的需要，且较“冷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并创造社会价值。目前，察哈尔学会通过出版研究成果，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致力于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
察哈尔学会是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创办的，最初的研究领域是公共外交。我认为这把政协的统一战线、民间交往的职能深化了，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共外交研究与合作，有助于加强民众沟通，提升国际合作的民意基础。
成立初期，察哈尔学会提出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能谈谈这个战略构想实施的进展吗？
目前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的顶级智库，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都是民间智库，西方的民间智库从成立之始就是国际化的。这体现在他们的研究人员来自于多个国家，分支机构设立在多个国家，研究范围也是多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国际化要素中国民间智库无法在刚起步时就做到，其发展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
成立初期，察哈尔学会提出了在十年内成为国际社会中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并将通过两个五年规划来实现这个愿景：2010～2014年，从中国公共外交的早期推动者成为全球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之一；2015～2020年，从全球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相当知名度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目前，通过多种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会在国际公共外交领域形成较高的知名度。从研究人员来看，察哈尔学会目前拥有中外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等多领域专家学者，组建了一支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著名学者的强大研究团队。学会设置了国际咨询委员会作为内部调研、咨询、议事机构，并在国内外开展了多项活动。譬如，为推动城市外交的发展，察哈尔学会与国内的18家公共外交协会和高校研究中心合作，已经连续两年举办了“公共外交地方——高校论坛”等等。
10月，察哈尔学会在柏林举办了主题为“气候变化：中印欧之间的了解与误解”峰会，这个峰会是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协会联合举办的，来自欧洲、中国、印度等两百多位专家一起面对全球公共性问题公开辩论，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等媒体都对峰会进行了报道，通过影响媒体，影响公众，起到的社会效果就非常好。
察哈尔学会下一步的战略机遇更多的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影响未来中国发展几十年的战略计划，很多企业事先并不了解情况，一拥而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企业需要政策观察、风险评估等相关的专业支撑，这是察哈尔学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对察哈尔学会而言，还应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增加相应研究人手。
请问作为民间机构，察哈尔学会是如何吸引高水平专业研究人员的？ 这个问题可以先请王教授来谈一谈。
正像我之前所说的，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共外交研究与合作，加强民众沟通，提升国际合作的民意基础，是我加入察哈尔学会的重要原因。加入察哈尔学会之初，我还只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是为了一种研究的兴趣、共同的爱好、使命和责任。9·11事件时，我正在美国，开始考虑为什么在西方之外有仇恨美国的情绪。应该说，文化间缺乏有效沟通是产生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我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个概念引入国内。当时国内学者对“public diplomacy”的翻译是“公众外交”，实质上“public diplomacy”的精髓是利用公共资源来开展外交活动，而不仅仅是公众间或者作用于公众的外交。2009年之后，我开始依靠察哈尔学会搭建的平台，以察哈尔学会的名义撰写该领域的文章，并实践公共外交理念，到欧盟去演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另外，从我对西方的研究和理解来看，西方社会历来对政府权威不买账，更看重民间声音，所以目前成功的公共外交都是非政府、NGO、个人来做的，这也是吸引我加入察哈尔学会的原因。
大家基本都是秉持着对公共外交、和平学等领域的热情来一起做事的，我们并不给研究员提供固定工资，但致力于搭建一个可以相互交流、深入民间调研的平台。我们的一些思路和方法，譬如深入多个城市调研等，已经影响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格局。应该说，学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像王教授这样的核心成员来推动的。目前学会拥有高级研究员28人，研究员66人。学会的会员团队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找人来”和“人来找”。在学会成立的初始阶段，我们通过中国知网等权威平台圈定了一批专家名单，逐个登门拜访，介绍学会的研究宗旨、发展方向和运转机制，并由此获得了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大约在三年之后，学会影响力开始在国内外彰显，就有一些专家主动要求入会了。我们的人才构成中，有70%为学者，还有部分媒体人士、企业人士、官员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建立起一支真正国际化的人才队伍。
从2009年成立到如今，仅仅六年，“察哈尔”已经在国际智库外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身份问题”似乎没有限制察哈尔的发展空间。请问察哈尔学会是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打造影响力的？
提升社会影响力的核心是传播，而察哈尔学会构建自身影响力的核心是抓住媒体做传播。我们与国内十多家主流媒体建立了长效的合作机制，通过其平台不定期发布学会的研究成果，以扩大学会影响力。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邀请媒体参加学会举办的会议。第二，我们与媒体合作设计栏目主题，譬如我们与《世界知识》杂志合办了“察哈尔圆桌”，邀请外交部十个司长进行访谈，这自然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第三，我们与媒体共同举办长期的、延续性的活动，譬如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作举办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与外国智库等机构合作举办论坛等等。
另外，学会定期出版《公共外交季刊》，每期均送呈中央各部委的相关领导、各省市外交办负责人、高校中研究国际关系方向的教授等相关人群，几乎将重要的涉外人群覆盖到位。这是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力的最直接方式之一。此外，我们一直希望“季刊”的作者不仅是研究者，更是实践者，或者由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撰写，中外作者合作撰写。通过合作研究撰写的方式可以促进中国学界与实践界多作沟通，弥补国内与国外公共外交研究方面的差距。
作为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我在察哈尔学会主要负责三项工作：一是编辑《公共外交季刊》。通过撰写大量的稿件，帮助学会打出刊物和公共外交的影响力。二是参与学会的国际交流工作。譬如学会连续四年举办的中美欧公共外交论坛，邀请了当地媒体、官员、企业家参加，在国际公共外交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参与同韩日等国智库建立联系的工作，并发展高级研究员、顾问。国外智库需要在中国寻找落地机构，察哈尔学会也需要借助一流平台传播自己的声音，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符合双方期待。三是举办“察哈尔圆桌”专栏。成立各级地方组织机构，通过传播“察哈尔”的声音，在国内外交领域迅速形成影响力。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不仅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还可以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察哈尔学会的研究领域是公共外交，也在与国际智库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能否就此谈一谈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形式？
我们按照国际惯例与西方智库开展合作。议题由双方共同协商，参会人员各自安排，各自承担相关费用。不论研讨会议采用何种形式，最后都需要集中讨论出会议研究成果，或者说“共识”，这是一个充满思想碰撞的过程。
具体来说，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
一是智库成果的国际传播。这是最基本的方式，其目的在于使外国智库及公众了解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目前，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只有中文版本，而要在国际上传播中国智库思想，智库成果的翻译或用外文写作就是前提条件。2015年10月，学会英文网站正式开通，并发布第一份英文研究报告。此外，学会还计划每年再编辑出版一本英文论文集。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智库自身的外文网站及新媒体运用，中国的外文媒体以及外国的媒体等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平台。
二是智库专家的人际交流。目前，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中有10%的外国专家；北京办公室2014年有近10次外国智库专家的互访，以学会高级研究员身份参加国际智库对话会议达20多人次。2015年10月，学会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到欧洲智库等机构进行访问，受访机构包括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法国国际关际研究所、国际危机组织总部等。我认为比较有效的几种形式是：吸引外国智库专家加入，也就是智库人才的国际化；中外智库专家之间的工作交流；派员参加国际智库主办的会议或活动等。 三是与外国智库联合举办国际会议。从2012年5月与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合作主办“超越历史：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和解和冲突的根源”，到今年10月与日本和平学会合作在北京主办“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察哈尔学会已与多家外国智库和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国际会议，或在中国，或在外国，这对提升“察哈尔”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有很大的作用。在合作举办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议题不够集中，发言偏离主题，内容传播不力。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基于研究项目召开会议，就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四是与外国智库开展合作项目研究，这是最重要的国际化方式。具体有两种形式：互派专家到对方机构从事研究项目；双方共商研究课题，合作开展研究并发布成果。察哈尔学会正在探索这种方式。目前，我们正与几家有兴趣的外国智库讨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现代化”，准备形成研究报告并公开发布。
五是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独自或合作开展研究工作。这是智库国际化的最高形式，也是资源需求大、复杂度最高的形式。目前，智库海外机构主要以合作方式建立。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清华—布鲁金斯政策研究中心”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都是很好的例子。
有足够的经费支持是确保智库独立性的基础，但中国缺乏公共基金，社会捐赠文化也不发达。察哈尔学会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察哈尔学会的创会主席是韩方明先生，他负责学会的资金筹措，我们每年的经费大约在300～500万之间。民间智库产生的是社会效益，不是经济效益，民间智库不依靠自身盈利。国外民间智库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借助基金会，这是最可持续也是最可靠的方式；第二，依靠理事会；第三，由委托研究课题的公司或企业负责；第四，依靠自身的经营，譬如出版刊物，发布报告所获取的利润等。对于察哈尔学会来说，我们目前准备设立一个理事会，开辟更多的捐赠渠道，这也是逐步提升学会影响力的保证。
近年来，亚洲私人智库的发展引人注目，成为影响各国内政外交政策决策的重要力量，被誉为智库军团中的一匹黑马。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的民间智库同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民间智库要发展又面临哪些具体问题？
中国民间智库的处境其实是很艰难的，缺钱又缺人。有很多企业家投资建设医院、学校等，但很少有投资于智库建设的。这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的捐款、税收制度有关。意识上和制度上都没有支撑，民间智库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就很难筹措。如果政府能在对智库科学评价的基础上甄选出一批智库专门给予财税制度上的支持，如果企业对这些智库进行捐款，捐助的资金可以纳入到企业运营成本中核算，那么我想更多的社会力量将更容易被调动。捐款给智库是国家级的公益事业，比建设医院和学校的影响更加长远。
人才上，我们面临着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短缺的困境。目前，察哈尔学会只有我一个专职研究员，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个位数。这与民间机构本身的吸引力较差有关，我们投身这样的事业带有义务劳动的性质，中国的志愿者群体较少，这是客观的背景。但是我也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那么大，社会、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总会慢慢找到合适的人来和我们共同努力。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社会重视度和关注度都大大增加了。对于察哈尔学会等民间智库而言，我们有了更多的平台来展示自己和发布研究成果，让公众了解我们，这都有利于增强我们的影响力，也为以后的融资提供了可能。
人民正在走出去，企业正要走出去，中国作为世界第三投资大国要熟悉外面的环境，就要重视公共外交，借助好NGO、企业等社会资源，淡化政府形象，以二轨或合作模式影响国外民众。因此，作为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但是，民间智库的发展从管理体制上还没有理顺，不像国外智库一样以基金会形式运作。由于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其活动的持续影响力上就有所削弱。对研究员而言，智库对其本身并没有约束，只有发署名文章等给予的少量激励。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多，研究员资源的争夺将成为民间智库下一轮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智库在当前发展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要走出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还需要哪些因素的驱动？
从国家层面来看，对民间智库认同度还不高，体制的发展还没有跟上民间智库发展的需要。政府应成为民间智库的幕后推动力，给民间智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平台、机会，在开展外交活动时可以把企业家带出去，也可以把民间智库带出去，在国际舞台上推出自己的民间智库。
首先，我想谈一谈什么是真正的智库。智库是非盈利的机构。只有立足于社会公共，即使盈利也只能用于其事业发展的，才是真正的智库。智库无论获得多少盈利，都不能分配给发起人或融资者。
其次，要科学地制定智库的评价标准。智库有官方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等多种类型，每种智库涉及的领域都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评价指标也必然应该有所不同。我们需要做的是分类型、分领域、分功能地进行分析，用来源可靠的数据说话，而不是凭借主观臆断。
最后，关于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在中国，参与到智库建设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中央提出建设新型智库，两办颁布相关文件，这促使社会、学校等投入更多资源到智库建设上来。我们有可能会经历一段鱼龙混杂、蜂拥而上的时期，但时间会筛选出真正有发展前途的智库。民间智库目前可以说是中国智库的补充部分，但会逐渐发展成组成部分，最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的核心思想地带发出中国声音。我想，它应该走出一条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相类似的，具有光明前景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