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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我们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各种资源只要一人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就显得相对匮乏。这当中最严峻的就是耕地资源，国家制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已近在咫尺。由于未来城镇化中的“造城”还要大量占用土地，我们必须准确判断自己的土地资源到底够还是不够。这是推进城镇化的前提条件。
大家通常认为，城镇扩张将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甚至是大量和急剧减少。我国城镇化的实践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耕地未必会减少，甚至越是在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耕地反而越会显著增加，出现了和我国截然相反的现象。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土地是中国城镇化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为一个拥有13.68亿人的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堪称重如山、大如天。自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长期以来粮食供求一直处于紧张平衡状态。何谓“紧张平衡”？就是我们国内的粮食生产基本自给自足，但并不宽裕，另外某些种类的粮食产品（如大豆等）大量依靠进口。2014年，中国大豆进口7140万吨，占到国内总供给量的80%以上。在现有农业技术条件下，只有土里可以长出庄稼来。因此，足够数量的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首位因素，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首先保障耕地面积。目前，中国人均耕地1.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已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经过对人口、粮食生产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测算，国家提出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
长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出现了耕地面积直线下降的局面，引发了人们对城镇化占用耕地的严重忧虑。在大家的传统观念中，城镇化和耕地面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城镇化发展得越快，占用的耕地就越多。这源于人们对城镇化的直观感受：随着城镇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延伸，城镇外围大量的耕地被征用，其中多数是优质良田。这一场景几乎在每一个城镇上演，强烈的视觉刺激使公众神经变得敏感而脆弱。同时，这种依据肉眼观察而得的感性认识，也得到了宏观数据的有力支持。1998年，中国有耕地19.45亿亩，此后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耕地面积呈直线下降趋势，至2012年减少为18.24亿亩。十四年间，城镇化率提高了19个百分点，相应地，耕地面积减少了1.21亿亩。如果按照这一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时，耕地面积将减少为17.8亿亩，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了。
耕地存量只有18.24亿亩，红线是18亿亩，距离红线仅咫尺之遥，这就出现了耕地红线和城镇化之间的尖锐矛盾。城镇化是要占用土地的，不许城镇空间扩张，谈什么城镇化呢？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意味着不仅允许农民工在城镇务工，还要让他们在城镇获得一个相对体面的居住条件。要居住就要增加居住用地，这不是个小数目。然而，地从何来呢？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与我国截然相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城镇化中耕地占用这样一个重大题目，适当参考国际经验是有必要的。要做到正确地参考国际经验也并不容易。首先，参考的对象不能搞错了，我们不能参考加拿大、俄罗斯这些人口密度和我们差异很大的国家，人家“有地可以任性”，我们却不能。最好是参考土地资源同样紧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人均耕地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人地关系比我们还要紧张，而且文化背景也和我们更为接近。其次，参考的阶段也不能搞错了。我们应当更加着重参考它们的过去，即它们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中期阶段，如日本1970年以前，韩国1990年以前。在它们完成城市化，加入“富人俱乐部”之后，由于生存压力减轻，生活要求提高，土地利用方式和目标出现多元化，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就相对降低了。
在对日本和韩国相应时期经验的考察中，发现了与我国截然相反的现象：
第一，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本和韩国的耕地并非是直线下降，而是表现出“倒U形”规律，即先增加后减少，且“倒U形”的右端点高于左端点，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耕地总体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的。如韩国耕地面积1960年为203万公顷，1970年达到极大值230万公顷，之后开始下降，到1988年为214万公顷，此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基本完成城市化过程，而耕地数量仍然高于1960年城市化起点时的水平。日本尽管由于“二战”的影响曾经出现一个波折，但就整个城市化期间来说，基本规律与韩国是相同的。
第二，城市化高峰期耕地面积与城市化率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日本在1950～1960年是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1950年日本城市数量仅为254个，到1960年增长了一倍多，城市化率从37%增长到63%，年均提高2.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历史上耕地面积增加最快的时期，耕地总量达到历史顶点。1961年至1977年间是韩国实现经济腾飞，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恰恰在这个时期耕地面积大幅增长，历史顶点时比期初增长接近15%。在城市化前，日本、韩国由于人多地少，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都会出现粮荒，韩国多年苦于缺米和引发的大米动乱，日本也曾出现全国性的米骚乱。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于1968年，韩国于1977年实现了大米的自给自足甚至过剩。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必然导致耕地减少，在城市化最快的时期耕地甚至还会显著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来解释。再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也不会产生土地增长的效果，最多是减少得慢一些。日本和韩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增加，除了边远地区开发、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外，主要是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带来的空间节约效应所致，而且以大城市和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日本的居民点分为市、町、村三级（日本的“町”大致相当于我国的镇），从1888～1985年，日本的市的数量从37个增长到652个，町的数量从12002个减少到2001个，村的数量从58433个锐减到601个。大量村庄消失了，这就减少了村庄占地，使得土地得到重新规划、平整和改良，耕地数量得以增加。由此，城市化——农村人口进城——町村合并——耕地整顿——耕地增加，这就是日本和韩国耕地面积在城市化中不减反增的秘密所在。为什么到城市化后期耕地面积又出现减少的趋势呢？因为此时人口生活空间的置换过程已经完成，人们对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整个城市化期间来说，由于人在城市生活占用的空间小于农村，产生了节约效应，即耕地面积总体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的。 我国的耕地减少主要是由“半城镇化”
造成的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说明，一个人在城市生活比在农村生活占用的土地要少得多。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生活，将会表现出明显的土地节约效应，如果在此过程中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农村土地进行重整，可以实现耕地增加的效果。这一原理在我国也适用。我国农村目前仍以平房为主，而且北方地区还有庭院，而城镇多为楼房，中小城市里以六层楼居多，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新建楼房多在二十层以上，如果按楼层平均后，城镇里的人均居住占地大概只有农村的一个零头。城镇化带来的按说应该也是土地增加效应。可是，为什么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却是耕地的直线下降呢？
除了退耕还林、自然灾害毁坏耕地的因素之外，我国的耕地减少主要是由于“半城镇化”造成的。“半城镇化”模式下，农民进城只是来打工，他们仍预想在未来还是会回到农村去生活，因此，他们在农村的占地无法像日本、韩国那样实现退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固然是高速发展，城市建成区面积从不足1万平方公里扩张到4.79万平方公里，2.6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务工、生活。然而，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农村居民点面积却和城镇一样增加。1990～2000年的十年间，农村居民点占地从15.7万平方公里增长到16.5万平方公里，此后一直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未见显著降低。城镇占地，农村也占地，我国的耕地遭受两面夹击，因此呈现出加速减少的趋势。
农村居民点普遍呈现低效利用的状态。2.6亿农民工常年在城镇务工生活，由于买不起城镇的房子，考虑到将来不得不返回农村居住，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积蓄在农村建设新房。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农村住房，自己却无暇居住，常年处于低效使用或者完全空置的状态。近年来，“空心村”成为一个热点的经济社会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统计表明，全国10%～20%的农村宅基地为闲置状态，部分地区闲置率甚至高达30%。在华北平原的一些村落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宅院常年“铁将军把门”，这些宅院的主人已经进城务工、生活，每年只在过年时回来居住有限的几天，或者从来都不回来居住。房屋的特性是，如果没有“人气”会加速衰败，所以这些房屋的屋顶很快长满了野草，几年后甚至会连屋顶都塌落下来。然而，这些宅院依然保留，因此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政府、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半城镇化”模式下，由于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生活后其农村居住用地不能有效退出，造成普遍的“两头占地”现象。近年来，随着农村当地城镇的发展，以及撤点并校带来的农村教育资源调整，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三头占地”的现象：农民工夫妻到外地城镇务工、居住，老人带着孩子在家乡城镇租房上学，村庄老家的宅基地则完全空置。“两头占地”甚至“三头占地”，使城镇化中的耕地减少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对城镇化和耕地占用的关系不能凭主观想当然，正如日本和韩国所表现出的规律那样，城镇化本应表现出的特征是对耕地的节约，耕地数量本应是出现增加而不是减少；然而，由于我国特有的“半城镇化”模式，又确实造成了耕地面积加速减少的事实。
把水倒进压水井里，使之产生吸力
我国现有农村居民点占地16.5万平方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一数字和河南省的总面积大致相当，城镇占地与之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尤其是使他们在城镇拥有住房，才有可能收回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如果这个顺序搞反了，要么城镇化无法推进，要么会出大麻烦。住房是人生活的基本保障之一，这个根基不可轻易动摇。现在不少城市提出“农民退出宅基地即可申请公租房”，这样的政策仔细琢磨是欠考虑的。公租房没有产权，租金优惠幅度也有限，如果农民交了家乡的宅基地住进公租房，以后交不起租金该怎么办？他们就没有地方住了。当然，如此不划算的买卖，多数农民工也不会去做。还有一些县里提出农民交出宅基地就给予经济补偿，标准多为每亩数万元，可这样农民显然吃亏了，几万元的金额也不够他们在城镇买一套住房，除非是已经在城镇买了住房的农民工，可以锦上添花，换取一点现金。这样的政策如果大范围铺开，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顺序绝对不能搞错，必须让农民工在城镇先获取住房，才能考虑他们的宅基地退出的问题。
必须先扩大城镇化用地，让农民工获取住房条件，在城镇扎下根来，同时辅之以其他配套政策，才能促使他们家乡宅基地的退出，最终实现耕地增加的效果。这犹如“把水倒进压水井里，使之产生吸力”。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破除长期以来耕地不足的固有观念，认识到城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节约土地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对耕地并不构成威胁，要敢于扩大土地供给。至于如何进行土地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工在城镇买得起住房，以及如何设计合理的补偿方案，使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得以有效退出，需要进行科学和周密的安排。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耕地约121.6万平方公里（折合18.24亿亩）。如果对现有的2.6亿农民工完全实现生活空间的转换，耕地总量可增加至约126万平方公里（折合18.9亿亩）。参照日本、韩国经验，我们进一步估计，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也将出现耕地总量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时，耕地数量将达到峰值129万平方公里（折合19.3亿亩）左右，之后耕地数量又会缓慢减少，最终收于126万平方公里左右。只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保得住，而且会有相当大的缓冲空间。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摘自《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
大家通常认为，城镇扩张将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甚至是大量和急剧减少。我国城镇化的实践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耕地未必会减少，甚至越是在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耕地反而越会显著增加，出现了和我国截然相反的现象。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土地是中国城镇化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为一个拥有13.68亿人的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堪称重如山、大如天。自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长期以来粮食供求一直处于紧张平衡状态。何谓“紧张平衡”？就是我们国内的粮食生产基本自给自足，但并不宽裕，另外某些种类的粮食产品（如大豆等）大量依靠进口。2014年，中国大豆进口7140万吨，占到国内总供给量的80%以上。在现有农业技术条件下，只有土里可以长出庄稼来。因此，足够数量的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首位因素，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首先保障耕地面积。目前，中国人均耕地1.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已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经过对人口、粮食生产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测算，国家提出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
长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出现了耕地面积直线下降的局面，引发了人们对城镇化占用耕地的严重忧虑。在大家的传统观念中，城镇化和耕地面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城镇化发展得越快，占用的耕地就越多。这源于人们对城镇化的直观感受：随着城镇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延伸，城镇外围大量的耕地被征用，其中多数是优质良田。这一场景几乎在每一个城镇上演，强烈的视觉刺激使公众神经变得敏感而脆弱。同时，这种依据肉眼观察而得的感性认识，也得到了宏观数据的有力支持。1998年，中国有耕地19.45亿亩，此后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耕地面积呈直线下降趋势，至2012年减少为18.24亿亩。十四年间，城镇化率提高了19个百分点，相应地，耕地面积减少了1.21亿亩。如果按照这一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时，耕地面积将减少为17.8亿亩，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了。
耕地存量只有18.24亿亩，红线是18亿亩，距离红线仅咫尺之遥，这就出现了耕地红线和城镇化之间的尖锐矛盾。城镇化是要占用土地的，不许城镇空间扩张，谈什么城镇化呢？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意味着不仅允许农民工在城镇务工，还要让他们在城镇获得一个相对体面的居住条件。要居住就要增加居住用地，这不是个小数目。然而，地从何来呢？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与我国截然相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城镇化中耕地占用这样一个重大题目，适当参考国际经验是有必要的。要做到正确地参考国际经验也并不容易。首先，参考的对象不能搞错了，我们不能参考加拿大、俄罗斯这些人口密度和我们差异很大的国家，人家“有地可以任性”，我们却不能。最好是参考土地资源同样紧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人均耕地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人地关系比我们还要紧张，而且文化背景也和我们更为接近。其次，参考的阶段也不能搞错了。我们应当更加着重参考它们的过去，即它们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中期阶段，如日本1970年以前，韩国1990年以前。在它们完成城市化，加入“富人俱乐部”之后，由于生存压力减轻，生活要求提高，土地利用方式和目标出现多元化，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就相对降低了。
在对日本和韩国相应时期经验的考察中，发现了与我国截然相反的现象：
第一，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本和韩国的耕地并非是直线下降，而是表现出“倒U形”规律，即先增加后减少，且“倒U形”的右端点高于左端点，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耕地总体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的。如韩国耕地面积1960年为203万公顷，1970年达到极大值230万公顷，之后开始下降，到1988年为214万公顷，此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基本完成城市化过程，而耕地数量仍然高于1960年城市化起点时的水平。日本尽管由于“二战”的影响曾经出现一个波折，但就整个城市化期间来说，基本规律与韩国是相同的。
第二，城市化高峰期耕地面积与城市化率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日本在1950～1960年是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1950年日本城市数量仅为254个，到1960年增长了一倍多，城市化率从37%增长到63%，年均提高2.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历史上耕地面积增加最快的时期，耕地总量达到历史顶点。1961年至1977年间是韩国实现经济腾飞，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恰恰在这个时期耕地面积大幅增长，历史顶点时比期初增长接近15%。在城市化前，日本、韩国由于人多地少，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都会出现粮荒，韩国多年苦于缺米和引发的大米动乱，日本也曾出现全国性的米骚乱。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于1968年，韩国于1977年实现了大米的自给自足甚至过剩。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必然导致耕地减少，在城市化最快的时期耕地甚至还会显著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来解释。再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也不会产生土地增长的效果，最多是减少得慢一些。日本和韩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增加，除了边远地区开发、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外，主要是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带来的空间节约效应所致，而且以大城市和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日本的居民点分为市、町、村三级（日本的“町”大致相当于我国的镇），从1888～1985年，日本的市的数量从37个增长到652个，町的数量从12002个减少到2001个，村的数量从58433个锐减到601个。大量村庄消失了，这就减少了村庄占地，使得土地得到重新规划、平整和改良，耕地数量得以增加。由此，城市化——农村人口进城——町村合并——耕地整顿——耕地增加，这就是日本和韩国耕地面积在城市化中不减反增的秘密所在。为什么到城市化后期耕地面积又出现减少的趋势呢？因为此时人口生活空间的置换过程已经完成，人们对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整个城市化期间来说，由于人在城市生活占用的空间小于农村，产生了节约效应，即耕地面积总体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的。 我国的耕地减少主要是由“半城镇化”
造成的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说明，一个人在城市生活比在农村生活占用的土地要少得多。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生活，将会表现出明显的土地节约效应，如果在此过程中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农村土地进行重整，可以实现耕地增加的效果。这一原理在我国也适用。我国农村目前仍以平房为主，而且北方地区还有庭院，而城镇多为楼房，中小城市里以六层楼居多，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新建楼房多在二十层以上，如果按楼层平均后，城镇里的人均居住占地大概只有农村的一个零头。城镇化带来的按说应该也是土地增加效应。可是，为什么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却是耕地的直线下降呢？
除了退耕还林、自然灾害毁坏耕地的因素之外，我国的耕地减少主要是由于“半城镇化”造成的。“半城镇化”模式下，农民进城只是来打工，他们仍预想在未来还是会回到农村去生活，因此，他们在农村的占地无法像日本、韩国那样实现退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固然是高速发展，城市建成区面积从不足1万平方公里扩张到4.79万平方公里，2.6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务工、生活。然而，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农村居民点面积却和城镇一样增加。1990～2000年的十年间，农村居民点占地从15.7万平方公里增长到16.5万平方公里，此后一直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未见显著降低。城镇占地，农村也占地，我国的耕地遭受两面夹击，因此呈现出加速减少的趋势。
农村居民点普遍呈现低效利用的状态。2.6亿农民工常年在城镇务工生活，由于买不起城镇的房子，考虑到将来不得不返回农村居住，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积蓄在农村建设新房。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农村住房，自己却无暇居住，常年处于低效使用或者完全空置的状态。近年来，“空心村”成为一个热点的经济社会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统计表明，全国10%～20%的农村宅基地为闲置状态，部分地区闲置率甚至高达30%。在华北平原的一些村落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宅院常年“铁将军把门”，这些宅院的主人已经进城务工、生活，每年只在过年时回来居住有限的几天，或者从来都不回来居住。房屋的特性是，如果没有“人气”会加速衰败，所以这些房屋的屋顶很快长满了野草，几年后甚至会连屋顶都塌落下来。然而，这些宅院依然保留，因此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政府、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半城镇化”模式下，由于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生活后其农村居住用地不能有效退出，造成普遍的“两头占地”现象。近年来，随着农村当地城镇的发展，以及撤点并校带来的农村教育资源调整，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三头占地”的现象：农民工夫妻到外地城镇务工、居住，老人带着孩子在家乡城镇租房上学，村庄老家的宅基地则完全空置。“两头占地”甚至“三头占地”，使城镇化中的耕地减少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对城镇化和耕地占用的关系不能凭主观想当然，正如日本和韩国所表现出的规律那样，城镇化本应表现出的特征是对耕地的节约，耕地数量本应是出现增加而不是减少；然而，由于我国特有的“半城镇化”模式，又确实造成了耕地面积加速减少的事实。
把水倒进压水井里，使之产生吸力
我国现有农村居民点占地16.5万平方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一数字和河南省的总面积大致相当，城镇占地与之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尤其是使他们在城镇拥有住房，才有可能收回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如果这个顺序搞反了，要么城镇化无法推进，要么会出大麻烦。住房是人生活的基本保障之一，这个根基不可轻易动摇。现在不少城市提出“农民退出宅基地即可申请公租房”，这样的政策仔细琢磨是欠考虑的。公租房没有产权，租金优惠幅度也有限，如果农民交了家乡的宅基地住进公租房，以后交不起租金该怎么办？他们就没有地方住了。当然，如此不划算的买卖，多数农民工也不会去做。还有一些县里提出农民交出宅基地就给予经济补偿，标准多为每亩数万元，可这样农民显然吃亏了，几万元的金额也不够他们在城镇买一套住房，除非是已经在城镇买了住房的农民工，可以锦上添花，换取一点现金。这样的政策如果大范围铺开，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顺序绝对不能搞错，必须让农民工在城镇先获取住房，才能考虑他们的宅基地退出的问题。
必须先扩大城镇化用地，让农民工获取住房条件，在城镇扎下根来，同时辅之以其他配套政策，才能促使他们家乡宅基地的退出，最终实现耕地增加的效果。这犹如“把水倒进压水井里，使之产生吸力”。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破除长期以来耕地不足的固有观念，认识到城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节约土地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对耕地并不构成威胁，要敢于扩大土地供给。至于如何进行土地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工在城镇买得起住房，以及如何设计合理的补偿方案，使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得以有效退出，需要进行科学和周密的安排。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耕地约121.6万平方公里（折合18.24亿亩）。如果对现有的2.6亿农民工完全实现生活空间的转换，耕地总量可增加至约126万平方公里（折合18.9亿亩）。参照日本、韩国经验，我们进一步估计，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也将出现耕地总量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时，耕地数量将达到峰值129万平方公里（折合19.3亿亩）左右，之后耕地数量又会缓慢减少，最终收于126万平方公里左右。只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保得住，而且会有相当大的缓冲空间。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摘自《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