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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间层面而言，嗜血的资源追逐赛、乐于冒险的淘金者、寄望于可以更好谋生的打工族，已经让非洲成为很多中国生意人的舞台
不得不说，尼日利亚之行是趟奇妙的旅程。2016年8月14日到24日，我参加了一个中国商团，成员包括中国电建、杰瑞石油、广州白云机场、烟台私人房地产企业、广东贸促会国际商会中非投资贸易联盟等相关人员。我们的主要目的地是拉各斯——“尼日利亚的上海”，它通常被这样介绍给中国人。10天时间，在停不下来的问号和突然降临的感叹号中度过，中国的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成了恰如其分的总结。
“你的英语真好，是在尼日利亚学的吗？”
出发之前，行李中几乎兜了个微型家用大全，从防蚊水到插排，从茉莉花茶到酒精棉，我甚至还带了四颗罗汉果——预防上火。
机场办理登机的队伍行进缓慢。一方面是人多——我要先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中非往来频繁，首先成就的是埃塞俄比亚这个中转站，东方大陆的人们经由这里去往广袤非洲的各个名字生僻、文化迥异的陌生地点。另一方面，人们的行李太大，只能在地上蹭着挪。人们带着四季的衣裳，最占地方的是被子，推车上的行李打着严密的胶带，贴着用最大字号打印出的主人的名字——“任经理”。人们操着各地口音，看起来像劳工中介的人安抚着大家对进出境的未知的焦虑。有点春运味道的等候中，最醒目的是位年轻人，他的背包侧面插着一大卷世界地图，是人海人山里的最高峰。
中国人走向非洲早已不稀罕，尽管在很多人心里，非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是危险、落后的代名词。不讲国家的战略考虑，只就民间层面而言，嗜血的资源追逐赛、乐于冒险的淘金者、寄望于可以更好谋生的打工族，已经让非洲成为很多中国生意人的舞台。
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时，国际社会对此的态度是相对漠视的，直到2006年，西方媒体好像获知突发事件一样：这一届的中非论坛吸引了48个非洲国家（当时非洲共有53个国家）前来，“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召集这么多非洲国家的高级代表团”，法国媒体人塞尔日·米歇尔在他的著述《中国的非洲》中说。
同样是在2006年，在拉各斯，尼日利亚时任总统奥巴桑乔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说：“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世界，一旦如此，我们会紧紧跟随你们。当你们上了月球，我们也不愿被扔下，我们愿同你们在一起。”
从当初国家的援建项目到如今逐渐渗透入各行业的私人买卖，中国与非洲的互相需要胜过任何其他地区，两者之间的互动就像一波波时疾时徐但从未中断的浪潮。
而吸引我来到这里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中国商团的日程中，有会见非洲首富、尼日利亚人Aliko Dangote（阿里科·丹格特）的预期，我有可能采访到这位在非洲全境举足轻重的商界人物。但“日程”这个东西在非洲靠不住，没人能准确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
抵达拉各斯后，法国朋友Baldini和他的女朋友、尼日利亚人Linda联系我，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打电话给一位接机人，“一定要让他帮助你！”
一出飞机就看到这位接机人在等候。他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带我一路填表、过关。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在散放着的案台前与我聊天，毫不吝啬赞美：“你的英语说得可真好！”未等我道谢，她紧接着问：“是在尼日利亚学的吗？”
接机人把我从拥挤中拉了出来。他往手里塞了张1000奈拉的钞票，跟几个人寒暄，领着我走出机场。他帮我把行李搬到车上时，手心已经空空，像变了个魔术。
拉各斯正值雨季，天边的云追着云。从飞机上俯瞰挤挤挨挨的彩色屋顶，少见高楼，足球场倒是空阔，比中国的球场常见得多。机场出来的路边也立着高大的广告牌，一款啤酒告诉你说：“Shape your city（塑造你的城市）！”
车窗倒像是一道隔开时空的透明屏障。我看见大巴的后窗里摆着张豫A的临时纸牌照，路边墙上涂鸦着小广告：“money lending（贷款）。”路上跑的大多是黄色面的，这是北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场景。只是这里的黄面的遍体鳞伤，个个挂着（歪着的）奔驰车标，也有些会带着车主的宗教信仰一起奔跑：“上帝伟大（God is great）。”在公共大巴少而慢、出租车更是罕见的城市里，这种灵活的小巴是人们主要依赖的交通工具。疾驰的小巴常不掩门，赤膊的男人探出（或许是因为人太多）半个身子，仿佛他正在驾驭这黄色的铁骑。
2016年6月底，BBC的一则报道说，人口据估已达2000万的拉各斯州“一直因不绝于耳的汽车喇叭声、教堂内的赞歌和穆斯林的祷告而备受困扰”，配图便是首尾相连的黄色小巴们，“由于太吵，或许连天地神明也听不清人们在对他们说什么了。”
在拉各斯路上巡游时，我常感到这里存在着两个世界。
在尼日利亚十天，我从没有见过钦努阿·阿契贝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会提到的木薯、柯拉果、棕榈酒，只在行车途中的路边摊瞥到过木薯，Linda不认为下车闲逛是个安全的选择，我们刚刚去逛的超市门口都要安检，进出酒店的院门也要打开车子的后备箱检查。不过眼下这情形仍然好过三年前，那时有些酒店院子会架着几挺机枪。 Linda一边说着“新木薯成熟的时候部落领袖会召开木薯节”，一边从皮包里掏出太阳镜，柔和地擦拭几下，戴上，说：“这是从中国买的。”因为知道她还没有去过中国，我问：“寄到这里来的？”Linda道：“怎么可能！寄到这里就稀巴烂了！是寄到巴黎再拿回来的……”
车里车外是两个世界。作为西非最重要的港口，拉各斯的海岸是不同的世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彩色屋顶，落到地面便是拥挤的贫民聚居地。在西非生活二十多年的Baldini严禁我们对那个地方产生好奇和向往，只说，他们要划着船去上班。
城市东面的维多利亚岛海岸边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那里现在是一片大工地，门卫不许我们进入。
“以前的公共空间，现在都是私人场所了。若要进，需要申请。”Linda问明白了，“他们说这里要建成非洲的迪拜。”“除了丹格特，好多大名字与它相联。”
Linda的眼角对称地留着三道横向平行的短疤，那是部落的标志。她来自埃努古，父亲是那边一个地区的首领（“King”）。当初选学校，她在中国和英国之间选择了后者，Baldini至今仍为她后悔这个选择。要知道，Baldini在西非过的都是“中国时间”——他会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回到法国休息，“中国过春节，我们就都放假了。”
“中国是一夫一妻制？那你们可以离婚吗？”Linda问过我。
宗教也将这个国家分成两种状态。尼日利亚的人口中，大约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穆斯林。教义上基督徒只能实行一夫一妻，但可以离婚。Linda以总统为例给我做了讲解：前总统是基督徒，他有一个老婆，但他还有个女朋友。众人皆知。电视台可以自由地讨论，他也有不回应私人生活事务的自由。现总统是穆斯林，他有三个老婆，但出访和上电视的只有大老婆，毕竟“第一夫人”只能有一个。
Linda还特别关心我对拉各斯的印象。我说，听说它相当于尼日利亚的上海。她高兴地大叫。但那时我内心并不赞同这种类比。等从埃努古回来，Linda又问：“我的家乡埃努古怎么样？”
“还是拉各斯好。”我妥协了。
“美国可没有这样的事！”
出发去埃努古前，Baldini陪我们吃了早饭。
我问起我此行的最大企图：Aliko Dangote。Baldini眨眨眼：“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见到Dangote？还是先去煤矿看看吧。Dangote对它寄予厚望。”
煤矿就在埃努古。煤矿的负责人Enyeama和丹格特集团负责物流的经理Orji（化名）陪同我和一位来自南京的私人企业主贺平前往。商团中的其他人还没有抵达尼日利亚。
Dangote的生意就好像这个国家的血脉，意大利面、盐、糖、西红柿加工、面粉、石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水泥，他的商业帝国的基石。而水泥厂的运转依赖煤炭，尼日利亚的出产量并不大，需要大量进口，“黑金”从南非长途跋涉而来。
汽车、飞机再加汽车，我们从早上6点出发，一直颠簸到下午3点。路上经过村庄，偶遇该地区的首领（Chief），Enyeama赶紧下车致敬。只见首领手持牛尾巴毛做的拂尘——那是权力的象征，轻点Enyeama以示祝福。他是各个更小区域的首领推选出来的、终身制的首领。
“这是传统。”Orji说。
一辆大货车陷在泥土路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路只有一辆车的宽窄，我们只能下车步行。
“欢迎来到埃努古。”Enyeama有点自我解嘲。事实上，这条路还是他经常引以为傲的资本：这里原本都是灌木，是我们，修了一条路。
这条路未经雕琢，只是去掉了植物的羁绊。
Enyeama也有着不错的家世，叔叔是地方政府的要员。有一次去餐厅被怠慢了，叔叔很生气，大声抗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问题随即解决，而且免单。Enyeama在美国留过学，至今仍然保留着美国的手机号码。虽然身为煤矿的负责人，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拉各斯，“处理各种关系”。每次来埃努古都需要充分的心理建设：“这真是一条累死人的路。每次走下来只想洗澡后躺着，啥也不干。”
跟我们交流时，他彬彬有礼，行为方式与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匹配。但他接电话的时候，却常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或者“我真是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眼下他又说：“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不要把车停在这里！”
我们距离煤矿不远，步行可达。说是煤矿，其实只是一个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现场只有一台小挖掘机，孤零零地停在积了水的坑里。
“当地人都知道那里有煤。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但没人调研。”Enyeama说。
看了现场，贺平有些犹豫，Enyeama和Orji迫切地要求充当翻译的我向中国商人传达：“这里到处都是煤，是大生意！大工程！参与进来的人都会赚大钱！”
当地人更理解这个道理。
“他们很高兴看到你们来。只要让他们搬迁，他们就发财了，想去哪住就去哪住。地方有的是。”
回程的路上，Enyeama又在村子停下，去拜访首领。
村庄中央的亭子成了议事厅。首领说着土话，一旁站立的人负责翻译成英语。
“首领说，欢迎你们。”翻译对我和贺平说。
村邻都赶了过来。十几岁的小女孩怀里抱着更小的婴孩，顽皮的小男生趴在亭子的矮围墙上睡得很香，他后面站着一个表情淡然的小姑娘，裹着一块巨大的蓝色的布料，一阵微风来，未经剪裁的布料被吹出了风韵。
多数孩子都是扬着笑脸，打量着我们。
法国媒体人塞尔日·米歇尔记得，在刚果街头曾遭遇过这样一幕：
“我们在布拉柴维尔的大街上走了约十分钟，这时一群正在踢球的刚果小男孩停下来向我们高声说道：‘你好！你好！’白人在非洲习惯听到‘hello mista’‘salut toubab’和‘Monsieur Monsieur’等英语或法语的招呼声，但这群小孩站在街上，排成一排，面带微笑，却使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们大声用汉语说完‘你好！你好！’后，转身就又跑去玩了。”塞尔日分析道，“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中国人。”
眼前的这些孩子还不会说汉语，但将来谁知道呢？
煤矿的相关情况传回国内后，河南平顶山有煤矿公司抛出了橄榄枝。因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矿面临去产能、转移安置工人的很大压力。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例，2016到2018年间，公司拟引导退出矿井51对，退出产能1146万吨，受此影响，2016到2020年间需要安置职工34553人。如果能在非洲开辟第二战场，无异于困境中的一条出路。
返回埃努古镇中心的路程没有来时顺利。我们的车被树枝和沙袋设置的临时路障拦了下来。没穿制服的警察检查了司机的证件后，要求我们全体下车。
Enyeama和Orji下车询问，双方吵了起来。警察再次要求我和贺平下车。
一位穿着橄榄绿色毛线衣的警察盘问了我。他挎着一杆大步抢，背带断了，用绳子接上的。在询问了我从哪里来、到达时间、滞留时长后，他要求看我的护照和签证。
Enyeama和Orji彻底发火了，大声告诉我：不要听他们的！然后转过头去对一个貌似头目的人说：你们太过分了！
在过往车辆的呼啸轰鸣中，Enyeama和警察头目越吵越凶。头目吼：“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Enyeama吼：“你真不知道你现在在跟谁说话！”跟他叔叔当初在餐馆里说的那句一样。
大概是这句起了作用。Orji再一次提问“你们到底要什么”时，警察的语气有所缓和：“只是查查身份，看看是敌是友。然后我就会放你们走啊。”
于是橄榄绿毛线衣又盘问了我：你跟谁一起来？你们是合法入境吗（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确认了之后做出回答）？你们来干什么？
最后他对我说：“欢迎你们！”
然后转过去对Enyeama证明：“看，我问到我想知道的，就会让你们走。”
他挽回了面子，我松了一口气。虽然我不确知那杆枪的威力，但那毕竟是枪。
Enyeama和Orji上车之后仍在愤怒地抱怨：他们这么做太蠢了！大错特错！
“美国可没有这样的事！”Enyeama似乎还在说给外面的人听。
“他们想要什么？”我问。
“贿赂。钱。”
“我们最终也没给他们啊……”
Orji笑了。我也理解了Enyeama和他叔叔放狠话的必要性。
贺平用中文抱怨了一句：“这样的情况，谁还敢来投资？”
Orji似乎听懂了，对我强调了一遍：“他们只是拦下可疑的车辆。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
后来我遇到了一些从别的国家来尼日利亚投资的人，询问他们来这里的原因。比如在塞拉利昂出生、黎在巴嫩读书、在尼日利亚工作的Chikri Koussa先生。他说：“我选择尼日利亚，因为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巨大的蓝图——人口会达到一亿六千万。我向你保证，这是非洲最佳的工作地点，国家也很美，人民很聪明，很友善。这里的食物也令我着迷，真的太好吃了。当初我来这边考察两个星期，结果我来了就没走。我想，只要你喝她的水，你就会沉迷而无法自拔。”
“你们太走运了！”
可是，我们在这里，只敢喝瓶装水。
贺平还拒绝埃努古镇上最干净的海豚餐厅提供的饭食。Enyeama和Orji非常不解：一天没吃饭，中国人不饿吗？
有些传统食物的确因为呈糊状、颜色晦暗、原料不明，看着让人有些担心。但我享用了他们的咖喱炒饭，也尝了烤海鲜、烤鸡、卷饼，身体并无不适。
相比食物，广东贸促会国际商会中非投资贸易联盟副主席郑凌讲的一个掌故，听上去更容易让中国投资者感到不适。曾有位权贵的亲属，在会见中国商团时，被问到怎么处理沿海的贫民窟。他说：“没关系，要建厂的话，就让居民搬迁。给他们三天时间，不搬走的话……一夜之间，人就没了。”
中国商团的人都被吓到了。那位权贵亲属也从这件事中受到教育：掌握言论的尺度。
我是在吃烤海鲜的时候认识Chikri的，这时候已经跟商团大部队会合。
Chikri是个光头，鼻梁笔挺，眼窝深陷，语速极快。Baldini开玩笑说，小姑娘跟Chikri说话可要小心，“相当有魅力的男人哦！”
有关魅力的第一个注释，依然是家庭背景。莱昂纳多主演的电影《血钻》讲的故事与他们家族相关。“那部电影是关于塞拉利昂的，我们Koussa家族在Zimi，它坐落在（靠近）利比里亚的边界，反政府军第一次进入塞拉利昂，第一个抓住并处死的人就是我的表亲Jacob Koussa。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确认他死于（入侵的）第一天。我们就生活在那部电影所描述的生活里。我们见识过各种方式的开矿，合法的、非法的，开矿是自打我一出生起便贯穿于我们家族生活当中的存在……”
塞拉利昂人是我们住宿的酒店的老板，他还提出带我们去参观目前拉各斯最宏伟的项目，那便是之前拒绝我们入场的“非洲迪拜”，Eko Atlantic。
项目的开发者之一Jacques Zachariandi曾在接受比利时《晚报》采访时说：“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出一个一千平方公里的场地。我们只是在向海洋要回它啃噬了一个世纪的东西。”他是Eko Atlantic老板Chagoury（沙古里）家族的亲信。 这里沿岸的街区曾经被海浪完全摧毁，定居于此的贫民也常受水灾侵扰。项目确立后开发者对此地进行了治理，将海岸线重新推回到百年前英国人所修建的堤坝处，同时修建了新的更稳固的堤坝，谓之“海上长城”。
Eko Atlantic的目标是建成独立供水、供电，集公寓、酒店、商圈、写字楼于一体的休闲、娱乐、消费、办公巨型场所，就是一座独立的新城。
“（这个新城的主干道）Eko Boulevard，有朝一日将以它棕榈树遮阴的八车道大马路、空中饭店和奢侈品商店（的云集）来与香榭丽舍大街或者纽约第五大道竞争。”《晚报》这样预测，“毫无疑问，Eko Atlantic将是尼日利亚百万级新贵们美梦的典范……这一坐落在被驯服的海洋旁边的要塞，以富人避风港的姿态出现，让他们得以背对另一种人：他们是贫民窟里成百上千的居民，每天面对风暴、城市污染、生活的不安全感……”
除了让我们得见这一巨型工程，Chikri还为商团介绍了Ahmed Musa博士，他经营一家通讯公司，同时还是名律师，有着坚决看不得女士搬椅子的绅士风度。
Musa真的是能量满格。在与商团的交流中，他得知机场项目还没有进入日程，项目负责人有些着急，便立刻拨了电话。然后，Musa博士说：“朋友们，你们太走运了！”第二天，他带我们直奔某州州长家中，那里有个机场项目在等待。
这么看来，只有我距离自己的目标最远。这些天中，跟Dangote比较接近的事情是与其家族的石油企业MRS进行商务谈判会。
去MRS公司，我们走了水路，以避开陆地的堵车。在快艇上，Baldini激动地说起对尼日利亚职业培训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国际油价140美元一桶的时候，油轮租赁异常火爆，码头忙碌，国家经济和人民的愿景像泡在蜜罐里，甜到不用去理会油轮里掌舵的永远是外国人。国际油价变脸，由晴转阴到下暴雨，最惨时26美元贱卖，快十年过去，本地的船长还是一个都没有培养起来。
如今码头的景象，近乎静止，默然如画，这些抱怨也显得没那么必要了。
在MRS，公司的二把手听取了中国商团的详细阐述：以中国电建优质而全面的资源为平台，承转中国细分行业的公司与非洲具体项目对接。原宗申车队的经理和总教练马克顿·米歇尔和郑凌所成立的康城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电建新业务开发部在西非的独家代表，负责联系和洽谈各项业务。
会谈原计划与MRS的一把手、Dangote的弟弟Sayyu进行，但因为身体原因，Sayyu先生缺席了。为表达盛情，主会的Yahaya先生把屋里的海尔空调开到最大，生怕中国人不适应炎热。
第二天，尼日利亚商界的盛情得到了延续。中国商团在酒店接见来访的各路尼日利亚商友数拨，有西共体的住建项目、有农业项目的融资，还有寻求沐浴露包装技术的，直到深夜还有从阿布贾赶来的人。要知道那天可是周六，按惯例，尼日利亚人是要休息的。
MRS在这场盛宴的延续中起了枢纽作用。那天会谈之后，他们将“中国人来了”的消息散布到政商圈，于是，商客不断而来。
最重要的来客是副总统的弟弟Gbega Sokefun，他又为商团引荐了住建部长的私人顾问。双方谈到深夜，离开道别时，顾问先生说了一句中文：“辛苦了！”
郑凌吃了一惊：“米歇尔在中国20年都说不出来这话！”
在尼日利亚的倒数第二天晚上，我仍没有接到Dangote确认见面的消息。在我对面见超级富豪感到无望时，Chikri又带来一个盛情的邀请：Eko Atlantic的老板Ronald Chagoury父子在拉各斯的家中设宴款待中国商团。
“我（在Facebook上）发布了我们参观Eko Atlantic的信息，并且@了他（Ronald Chagoury Jr.），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回复了。我认为社交媒体是市场战略者最重要的钥匙（笑脸）。但是时机要恰如其分。”
Chagoury家族是黎巴嫩移民，到Ronald Jr.这里，已经是在尼日利亚生活的第三代。他们仍保持着精明和高效。在Facebook上看到Chikri的消息时，Ronald Jr.正在森林里度假。若不是私家飞机的机长突然生病，他会早一天飞回来与中国人相见。
我对Chagoury家族一无所知。尼日利亚人只告诉我：这个家族对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
Chagoury家族的致富之路，从老Ronald的哥哥Gilbert1980年代救了一个不知名的军人的命开始。这位名叫Sani Abacha（萨尼·阿巴查）的军人在1993年11月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上世纪90年代，Gilbert控制着尼日利亚70%的石油产业。
这位军政府领导人1998年猝死，其后关于他在位期间法治倒退、贪腐公行的批评不断，媒体以“窃国大盗”之名称呼他。
Gilbert被认为是阿巴查政府的重要代理人，在阿巴查死后也遭到追查。据美国媒体报道，尼日利亚政府查到一笔被认为是阿巴查的赃款在Gilbert的管控之下，后者否认自己对钱的来源知情，并支付了160万美元的罚款，退回钱款6500万美元。
美国媒体之所以如此关注Gilbert，是因为Chagoury家族出现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基金会捐赠者名单上。美国媒体怀疑其借此拉拢美国政客。这种怀疑在希拉里成为国务卿后更加强烈，尤其是美国国务院确实考虑过在Eko Atlantic买块地，而比尔·克林顿也参加过这里的开工仪式。
通往Chagoury家的路坑坑洼洼，在夜幕下拉各斯城市的深处。它并不独立于世，甚至可以搜索到邻近的五星级酒店的WiFi信号。
老Ronald穿着件浅色的休闲衬衫，看不出富豪的样子，衬衫上有个明显可见的小窟窿。他不拘小节，在吧台招呼大家喝酒、品前菜，用手从酱油盘子里扒拉出一条很细很细的牛肉丝，将它吃掉。一不留神，还把酱油蹭到了衬衫上。
Chikri对这次会面认真至极。他此前忙着准备，三天未眠，在出发前往Chagoury住处前，专门沐浴更衣。
站在老Ronald身边，Chikri一扫疲惫，乌黑的眼圈也被抖掉了似的：“三个月前，有人出30万美元请我安排与Chagoury先生会面。而今天，你们在这里。所以，你们可是欠着我30万美元。”
吧台成了塞拉利昂人的秀场。
他在盛着干邑白兰地的杯子里抽雪茄，淡淡的雪茄味儿沁入酒香，一杯口感更醇厚的饮品完美登场。“他是吧台之王！”老Ronald称赞道。
“我花了十年时间来引起他的注意，伙计们，要知道，跟他说上话，太难了。”Chikri说，“我花了十年，都没有今晚这么……”
Chikri的演讲被众人的说笑声打断，老Ronald很喜欢中国人和法国人的俏皮话，也喜欢这么多能喝酒的人陪他推杯换盏。要知道，他英俊而能干的儿子是个素食主义者，练瑜伽，滴酒不沾。他们可以相谈甚欢，但却少了一起微醺的乐趣。
“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们能做得成生意，或者做不成，我都不在乎了！我今晚很开心。”老Ronald说。
“你为什么喜欢跟中国人做生意？”我的问题在融洽的气氛中显得有点突兀。
“为什么不呢？我们都很聪明，性格相同，文化相同……”
“文化相同？”
“是啊，我们有着相同的文化——拼命工作。”
“他非常独特，眼界开阔，当他决意要做什么，别人几乎无力改变。你很难取悦他，因为他似乎看透了一切。他跟很多人都有联结，也被爱戴。……中国人对他意义重大，你们带来的那些公司的简介和具备的高新技术足以令他欣喜不已。”Chikri的分析更理性些。
Chikri深谙老Ronald心理。告别前，他把我带去的最后一颗罗汉果送给老头，告诉他：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神奇的果子。
我不确定老头真的理解那颗果子，但它无疑宣告这趟旅程让每个人都满意。商团里一位成员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富豪家里陈列的如玉的象牙，感叹：生活真美好。
那气氛真是暧昧温暖，以至于我再也无法追问Chagoury家族与克林顿家族的关系了。
不得不说，尼日利亚之行是趟奇妙的旅程。2016年8月14日到24日，我参加了一个中国商团，成员包括中国电建、杰瑞石油、广州白云机场、烟台私人房地产企业、广东贸促会国际商会中非投资贸易联盟等相关人员。我们的主要目的地是拉各斯——“尼日利亚的上海”，它通常被这样介绍给中国人。10天时间，在停不下来的问号和突然降临的感叹号中度过，中国的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成了恰如其分的总结。
“你的英语真好，是在尼日利亚学的吗？”
出发之前，行李中几乎兜了个微型家用大全，从防蚊水到插排，从茉莉花茶到酒精棉，我甚至还带了四颗罗汉果——预防上火。
机场办理登机的队伍行进缓慢。一方面是人多——我要先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中非往来频繁，首先成就的是埃塞俄比亚这个中转站，东方大陆的人们经由这里去往广袤非洲的各个名字生僻、文化迥异的陌生地点。另一方面，人们的行李太大，只能在地上蹭着挪。人们带着四季的衣裳，最占地方的是被子，推车上的行李打着严密的胶带，贴着用最大字号打印出的主人的名字——“任经理”。人们操着各地口音，看起来像劳工中介的人安抚着大家对进出境的未知的焦虑。有点春运味道的等候中，最醒目的是位年轻人，他的背包侧面插着一大卷世界地图，是人海人山里的最高峰。
中国人走向非洲早已不稀罕，尽管在很多人心里，非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是危险、落后的代名词。不讲国家的战略考虑，只就民间层面而言，嗜血的资源追逐赛、乐于冒险的淘金者、寄望于可以更好谋生的打工族，已经让非洲成为很多中国生意人的舞台。
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时，国际社会对此的态度是相对漠视的，直到2006年，西方媒体好像获知突发事件一样：这一届的中非论坛吸引了48个非洲国家（当时非洲共有53个国家）前来，“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召集这么多非洲国家的高级代表团”，法国媒体人塞尔日·米歇尔在他的著述《中国的非洲》中说。
同样是在2006年，在拉各斯，尼日利亚时任总统奥巴桑乔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说：“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世界，一旦如此，我们会紧紧跟随你们。当你们上了月球，我们也不愿被扔下，我们愿同你们在一起。”
从当初国家的援建项目到如今逐渐渗透入各行业的私人买卖，中国与非洲的互相需要胜过任何其他地区，两者之间的互动就像一波波时疾时徐但从未中断的浪潮。
而吸引我来到这里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中国商团的日程中，有会见非洲首富、尼日利亚人Aliko Dangote（阿里科·丹格特）的预期，我有可能采访到这位在非洲全境举足轻重的商界人物。但“日程”这个东西在非洲靠不住，没人能准确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
抵达拉各斯后，法国朋友Baldini和他的女朋友、尼日利亚人Linda联系我，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打电话给一位接机人，“一定要让他帮助你！”
一出飞机就看到这位接机人在等候。他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带我一路填表、过关。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在散放着的案台前与我聊天，毫不吝啬赞美：“你的英语说得可真好！”未等我道谢，她紧接着问：“是在尼日利亚学的吗？”
接机人把我从拥挤中拉了出来。他往手里塞了张1000奈拉的钞票，跟几个人寒暄，领着我走出机场。他帮我把行李搬到车上时，手心已经空空，像变了个魔术。
拉各斯正值雨季，天边的云追着云。从飞机上俯瞰挤挤挨挨的彩色屋顶，少见高楼，足球场倒是空阔，比中国的球场常见得多。机场出来的路边也立着高大的广告牌，一款啤酒告诉你说：“Shape your city（塑造你的城市）！”
车窗倒像是一道隔开时空的透明屏障。我看见大巴的后窗里摆着张豫A的临时纸牌照，路边墙上涂鸦着小广告：“money lending（贷款）。”路上跑的大多是黄色面的，这是北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场景。只是这里的黄面的遍体鳞伤，个个挂着（歪着的）奔驰车标，也有些会带着车主的宗教信仰一起奔跑：“上帝伟大（God is great）。”在公共大巴少而慢、出租车更是罕见的城市里，这种灵活的小巴是人们主要依赖的交通工具。疾驰的小巴常不掩门，赤膊的男人探出（或许是因为人太多）半个身子，仿佛他正在驾驭这黄色的铁骑。
2016年6月底，BBC的一则报道说，人口据估已达2000万的拉各斯州“一直因不绝于耳的汽车喇叭声、教堂内的赞歌和穆斯林的祷告而备受困扰”，配图便是首尾相连的黄色小巴们，“由于太吵，或许连天地神明也听不清人们在对他们说什么了。”
在拉各斯路上巡游时，我常感到这里存在着两个世界。
在尼日利亚十天，我从没有见过钦努阿·阿契贝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会提到的木薯、柯拉果、棕榈酒，只在行车途中的路边摊瞥到过木薯，Linda不认为下车闲逛是个安全的选择，我们刚刚去逛的超市门口都要安检，进出酒店的院门也要打开车子的后备箱检查。不过眼下这情形仍然好过三年前，那时有些酒店院子会架着几挺机枪。 Linda一边说着“新木薯成熟的时候部落领袖会召开木薯节”，一边从皮包里掏出太阳镜，柔和地擦拭几下，戴上，说：“这是从中国买的。”因为知道她还没有去过中国，我问：“寄到这里来的？”Linda道：“怎么可能！寄到这里就稀巴烂了！是寄到巴黎再拿回来的……”
车里车外是两个世界。作为西非最重要的港口，拉各斯的海岸是不同的世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彩色屋顶，落到地面便是拥挤的贫民聚居地。在西非生活二十多年的Baldini严禁我们对那个地方产生好奇和向往，只说，他们要划着船去上班。
城市东面的维多利亚岛海岸边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那里现在是一片大工地，门卫不许我们进入。
“以前的公共空间，现在都是私人场所了。若要进，需要申请。”Linda问明白了，“他们说这里要建成非洲的迪拜。”“除了丹格特，好多大名字与它相联。”
Linda的眼角对称地留着三道横向平行的短疤，那是部落的标志。她来自埃努古，父亲是那边一个地区的首领（“King”）。当初选学校，她在中国和英国之间选择了后者，Baldini至今仍为她后悔这个选择。要知道，Baldini在西非过的都是“中国时间”——他会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回到法国休息，“中国过春节，我们就都放假了。”
“中国是一夫一妻制？那你们可以离婚吗？”Linda问过我。
宗教也将这个国家分成两种状态。尼日利亚的人口中，大约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穆斯林。教义上基督徒只能实行一夫一妻，但可以离婚。Linda以总统为例给我做了讲解：前总统是基督徒，他有一个老婆，但他还有个女朋友。众人皆知。电视台可以自由地讨论，他也有不回应私人生活事务的自由。现总统是穆斯林，他有三个老婆，但出访和上电视的只有大老婆，毕竟“第一夫人”只能有一个。
Linda还特别关心我对拉各斯的印象。我说，听说它相当于尼日利亚的上海。她高兴地大叫。但那时我内心并不赞同这种类比。等从埃努古回来，Linda又问：“我的家乡埃努古怎么样？”
“还是拉各斯好。”我妥协了。
“美国可没有这样的事！”
出发去埃努古前，Baldini陪我们吃了早饭。
我问起我此行的最大企图：Aliko Dangote。Baldini眨眨眼：“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见到Dangote？还是先去煤矿看看吧。Dangote对它寄予厚望。”
煤矿就在埃努古。煤矿的负责人Enyeama和丹格特集团负责物流的经理Orji（化名）陪同我和一位来自南京的私人企业主贺平前往。商团中的其他人还没有抵达尼日利亚。
Dangote的生意就好像这个国家的血脉，意大利面、盐、糖、西红柿加工、面粉、石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水泥，他的商业帝国的基石。而水泥厂的运转依赖煤炭，尼日利亚的出产量并不大，需要大量进口，“黑金”从南非长途跋涉而来。
汽车、飞机再加汽车，我们从早上6点出发，一直颠簸到下午3点。路上经过村庄，偶遇该地区的首领（Chief），Enyeama赶紧下车致敬。只见首领手持牛尾巴毛做的拂尘——那是权力的象征，轻点Enyeama以示祝福。他是各个更小区域的首领推选出来的、终身制的首领。
“这是传统。”Orji说。
一辆大货车陷在泥土路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路只有一辆车的宽窄，我们只能下车步行。
“欢迎来到埃努古。”Enyeama有点自我解嘲。事实上，这条路还是他经常引以为傲的资本：这里原本都是灌木，是我们，修了一条路。
这条路未经雕琢，只是去掉了植物的羁绊。
Enyeama也有着不错的家世，叔叔是地方政府的要员。有一次去餐厅被怠慢了，叔叔很生气，大声抗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问题随即解决，而且免单。Enyeama在美国留过学，至今仍然保留着美国的手机号码。虽然身为煤矿的负责人，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拉各斯，“处理各种关系”。每次来埃努古都需要充分的心理建设：“这真是一条累死人的路。每次走下来只想洗澡后躺着，啥也不干。”
跟我们交流时，他彬彬有礼，行为方式与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匹配。但他接电话的时候，却常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或者“我真是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眼下他又说：“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不要把车停在这里！”
我们距离煤矿不远，步行可达。说是煤矿，其实只是一个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现场只有一台小挖掘机，孤零零地停在积了水的坑里。
“当地人都知道那里有煤。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但没人调研。”Enyeama说。
看了现场，贺平有些犹豫，Enyeama和Orji迫切地要求充当翻译的我向中国商人传达：“这里到处都是煤，是大生意！大工程！参与进来的人都会赚大钱！”
当地人更理解这个道理。
“他们很高兴看到你们来。只要让他们搬迁，他们就发财了，想去哪住就去哪住。地方有的是。”
回程的路上，Enyeama又在村子停下，去拜访首领。
村庄中央的亭子成了议事厅。首领说着土话，一旁站立的人负责翻译成英语。
“首领说，欢迎你们。”翻译对我和贺平说。
村邻都赶了过来。十几岁的小女孩怀里抱着更小的婴孩，顽皮的小男生趴在亭子的矮围墙上睡得很香，他后面站着一个表情淡然的小姑娘，裹着一块巨大的蓝色的布料，一阵微风来，未经剪裁的布料被吹出了风韵。
多数孩子都是扬着笑脸，打量着我们。
法国媒体人塞尔日·米歇尔记得，在刚果街头曾遭遇过这样一幕：
“我们在布拉柴维尔的大街上走了约十分钟，这时一群正在踢球的刚果小男孩停下来向我们高声说道：‘你好！你好！’白人在非洲习惯听到‘hello mista’‘salut toubab’和‘Monsieur Monsieur’等英语或法语的招呼声，但这群小孩站在街上，排成一排，面带微笑，却使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们大声用汉语说完‘你好！你好！’后，转身就又跑去玩了。”塞尔日分析道，“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中国人。”
眼前的这些孩子还不会说汉语，但将来谁知道呢？
煤矿的相关情况传回国内后，河南平顶山有煤矿公司抛出了橄榄枝。因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矿面临去产能、转移安置工人的很大压力。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例，2016到2018年间，公司拟引导退出矿井51对，退出产能1146万吨，受此影响，2016到2020年间需要安置职工34553人。如果能在非洲开辟第二战场，无异于困境中的一条出路。
返回埃努古镇中心的路程没有来时顺利。我们的车被树枝和沙袋设置的临时路障拦了下来。没穿制服的警察检查了司机的证件后，要求我们全体下车。
Enyeama和Orji下车询问，双方吵了起来。警察再次要求我和贺平下车。
一位穿着橄榄绿色毛线衣的警察盘问了我。他挎着一杆大步抢，背带断了，用绳子接上的。在询问了我从哪里来、到达时间、滞留时长后，他要求看我的护照和签证。
Enyeama和Orji彻底发火了，大声告诉我：不要听他们的！然后转过头去对一个貌似头目的人说：你们太过分了！
在过往车辆的呼啸轰鸣中，Enyeama和警察头目越吵越凶。头目吼：“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Enyeama吼：“你真不知道你现在在跟谁说话！”跟他叔叔当初在餐馆里说的那句一样。
大概是这句起了作用。Orji再一次提问“你们到底要什么”时，警察的语气有所缓和：“只是查查身份，看看是敌是友。然后我就会放你们走啊。”
于是橄榄绿毛线衣又盘问了我：你跟谁一起来？你们是合法入境吗（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确认了之后做出回答）？你们来干什么？
最后他对我说：“欢迎你们！”
然后转过去对Enyeama证明：“看，我问到我想知道的，就会让你们走。”
他挽回了面子，我松了一口气。虽然我不确知那杆枪的威力，但那毕竟是枪。
Enyeama和Orji上车之后仍在愤怒地抱怨：他们这么做太蠢了！大错特错！
“美国可没有这样的事！”Enyeama似乎还在说给外面的人听。
“他们想要什么？”我问。
“贿赂。钱。”
“我们最终也没给他们啊……”
Orji笑了。我也理解了Enyeama和他叔叔放狠话的必要性。
贺平用中文抱怨了一句：“这样的情况，谁还敢来投资？”
Orji似乎听懂了，对我强调了一遍：“他们只是拦下可疑的车辆。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
后来我遇到了一些从别的国家来尼日利亚投资的人，询问他们来这里的原因。比如在塞拉利昂出生、黎在巴嫩读书、在尼日利亚工作的Chikri Koussa先生。他说：“我选择尼日利亚，因为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巨大的蓝图——人口会达到一亿六千万。我向你保证，这是非洲最佳的工作地点，国家也很美，人民很聪明，很友善。这里的食物也令我着迷，真的太好吃了。当初我来这边考察两个星期，结果我来了就没走。我想，只要你喝她的水，你就会沉迷而无法自拔。”
“你们太走运了！”
可是，我们在这里，只敢喝瓶装水。
贺平还拒绝埃努古镇上最干净的海豚餐厅提供的饭食。Enyeama和Orji非常不解：一天没吃饭，中国人不饿吗？
有些传统食物的确因为呈糊状、颜色晦暗、原料不明，看着让人有些担心。但我享用了他们的咖喱炒饭，也尝了烤海鲜、烤鸡、卷饼，身体并无不适。
相比食物，广东贸促会国际商会中非投资贸易联盟副主席郑凌讲的一个掌故，听上去更容易让中国投资者感到不适。曾有位权贵的亲属，在会见中国商团时，被问到怎么处理沿海的贫民窟。他说：“没关系，要建厂的话，就让居民搬迁。给他们三天时间，不搬走的话……一夜之间，人就没了。”
中国商团的人都被吓到了。那位权贵亲属也从这件事中受到教育：掌握言论的尺度。
我是在吃烤海鲜的时候认识Chikri的，这时候已经跟商团大部队会合。
Chikri是个光头，鼻梁笔挺，眼窝深陷，语速极快。Baldini开玩笑说，小姑娘跟Chikri说话可要小心，“相当有魅力的男人哦！”
有关魅力的第一个注释，依然是家庭背景。莱昂纳多主演的电影《血钻》讲的故事与他们家族相关。“那部电影是关于塞拉利昂的，我们Koussa家族在Zimi，它坐落在（靠近）利比里亚的边界，反政府军第一次进入塞拉利昂，第一个抓住并处死的人就是我的表亲Jacob Koussa。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确认他死于（入侵的）第一天。我们就生活在那部电影所描述的生活里。我们见识过各种方式的开矿，合法的、非法的，开矿是自打我一出生起便贯穿于我们家族生活当中的存在……”
塞拉利昂人是我们住宿的酒店的老板，他还提出带我们去参观目前拉各斯最宏伟的项目，那便是之前拒绝我们入场的“非洲迪拜”，Eko Atlantic。
项目的开发者之一Jacques Zachariandi曾在接受比利时《晚报》采访时说：“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出一个一千平方公里的场地。我们只是在向海洋要回它啃噬了一个世纪的东西。”他是Eko Atlantic老板Chagoury（沙古里）家族的亲信。 这里沿岸的街区曾经被海浪完全摧毁，定居于此的贫民也常受水灾侵扰。项目确立后开发者对此地进行了治理，将海岸线重新推回到百年前英国人所修建的堤坝处，同时修建了新的更稳固的堤坝，谓之“海上长城”。
Eko Atlantic的目标是建成独立供水、供电，集公寓、酒店、商圈、写字楼于一体的休闲、娱乐、消费、办公巨型场所，就是一座独立的新城。
“（这个新城的主干道）Eko Boulevard，有朝一日将以它棕榈树遮阴的八车道大马路、空中饭店和奢侈品商店（的云集）来与香榭丽舍大街或者纽约第五大道竞争。”《晚报》这样预测，“毫无疑问，Eko Atlantic将是尼日利亚百万级新贵们美梦的典范……这一坐落在被驯服的海洋旁边的要塞，以富人避风港的姿态出现，让他们得以背对另一种人：他们是贫民窟里成百上千的居民，每天面对风暴、城市污染、生活的不安全感……”
除了让我们得见这一巨型工程，Chikri还为商团介绍了Ahmed Musa博士，他经营一家通讯公司，同时还是名律师，有着坚决看不得女士搬椅子的绅士风度。
Musa真的是能量满格。在与商团的交流中，他得知机场项目还没有进入日程，项目负责人有些着急，便立刻拨了电话。然后，Musa博士说：“朋友们，你们太走运了！”第二天，他带我们直奔某州州长家中，那里有个机场项目在等待。
这么看来，只有我距离自己的目标最远。这些天中，跟Dangote比较接近的事情是与其家族的石油企业MRS进行商务谈判会。
去MRS公司，我们走了水路，以避开陆地的堵车。在快艇上，Baldini激动地说起对尼日利亚职业培训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国际油价140美元一桶的时候，油轮租赁异常火爆，码头忙碌，国家经济和人民的愿景像泡在蜜罐里，甜到不用去理会油轮里掌舵的永远是外国人。国际油价变脸，由晴转阴到下暴雨，最惨时26美元贱卖，快十年过去，本地的船长还是一个都没有培养起来。
如今码头的景象，近乎静止，默然如画，这些抱怨也显得没那么必要了。
在MRS，公司的二把手听取了中国商团的详细阐述：以中国电建优质而全面的资源为平台，承转中国细分行业的公司与非洲具体项目对接。原宗申车队的经理和总教练马克顿·米歇尔和郑凌所成立的康城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电建新业务开发部在西非的独家代表，负责联系和洽谈各项业务。
会谈原计划与MRS的一把手、Dangote的弟弟Sayyu进行，但因为身体原因，Sayyu先生缺席了。为表达盛情，主会的Yahaya先生把屋里的海尔空调开到最大，生怕中国人不适应炎热。
第二天，尼日利亚商界的盛情得到了延续。中国商团在酒店接见来访的各路尼日利亚商友数拨，有西共体的住建项目、有农业项目的融资，还有寻求沐浴露包装技术的，直到深夜还有从阿布贾赶来的人。要知道那天可是周六，按惯例，尼日利亚人是要休息的。
MRS在这场盛宴的延续中起了枢纽作用。那天会谈之后，他们将“中国人来了”的消息散布到政商圈，于是，商客不断而来。
最重要的来客是副总统的弟弟Gbega Sokefun，他又为商团引荐了住建部长的私人顾问。双方谈到深夜，离开道别时，顾问先生说了一句中文：“辛苦了！”
郑凌吃了一惊：“米歇尔在中国20年都说不出来这话！”
在尼日利亚的倒数第二天晚上，我仍没有接到Dangote确认见面的消息。在我对面见超级富豪感到无望时，Chikri又带来一个盛情的邀请：Eko Atlantic的老板Ronald Chagoury父子在拉各斯的家中设宴款待中国商团。
“我（在Facebook上）发布了我们参观Eko Atlantic的信息，并且@了他（Ronald Chagoury Jr.），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回复了。我认为社交媒体是市场战略者最重要的钥匙（笑脸）。但是时机要恰如其分。”
Chagoury家族是黎巴嫩移民，到Ronald Jr.这里，已经是在尼日利亚生活的第三代。他们仍保持着精明和高效。在Facebook上看到Chikri的消息时，Ronald Jr.正在森林里度假。若不是私家飞机的机长突然生病，他会早一天飞回来与中国人相见。
我对Chagoury家族一无所知。尼日利亚人只告诉我：这个家族对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
Chagoury家族的致富之路，从老Ronald的哥哥Gilbert1980年代救了一个不知名的军人的命开始。这位名叫Sani Abacha（萨尼·阿巴查）的军人在1993年11月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上世纪90年代，Gilbert控制着尼日利亚70%的石油产业。
这位军政府领导人1998年猝死，其后关于他在位期间法治倒退、贪腐公行的批评不断，媒体以“窃国大盗”之名称呼他。
Gilbert被认为是阿巴查政府的重要代理人，在阿巴查死后也遭到追查。据美国媒体报道，尼日利亚政府查到一笔被认为是阿巴查的赃款在Gilbert的管控之下，后者否认自己对钱的来源知情，并支付了160万美元的罚款，退回钱款6500万美元。
美国媒体之所以如此关注Gilbert，是因为Chagoury家族出现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基金会捐赠者名单上。美国媒体怀疑其借此拉拢美国政客。这种怀疑在希拉里成为国务卿后更加强烈，尤其是美国国务院确实考虑过在Eko Atlantic买块地，而比尔·克林顿也参加过这里的开工仪式。
通往Chagoury家的路坑坑洼洼，在夜幕下拉各斯城市的深处。它并不独立于世，甚至可以搜索到邻近的五星级酒店的WiFi信号。
老Ronald穿着件浅色的休闲衬衫，看不出富豪的样子，衬衫上有个明显可见的小窟窿。他不拘小节，在吧台招呼大家喝酒、品前菜，用手从酱油盘子里扒拉出一条很细很细的牛肉丝，将它吃掉。一不留神，还把酱油蹭到了衬衫上。
Chikri对这次会面认真至极。他此前忙着准备，三天未眠，在出发前往Chagoury住处前，专门沐浴更衣。
站在老Ronald身边，Chikri一扫疲惫，乌黑的眼圈也被抖掉了似的：“三个月前，有人出30万美元请我安排与Chagoury先生会面。而今天，你们在这里。所以，你们可是欠着我30万美元。”
吧台成了塞拉利昂人的秀场。
他在盛着干邑白兰地的杯子里抽雪茄，淡淡的雪茄味儿沁入酒香，一杯口感更醇厚的饮品完美登场。“他是吧台之王！”老Ronald称赞道。
“我花了十年时间来引起他的注意，伙计们，要知道，跟他说上话，太难了。”Chikri说，“我花了十年，都没有今晚这么……”
Chikri的演讲被众人的说笑声打断，老Ronald很喜欢中国人和法国人的俏皮话，也喜欢这么多能喝酒的人陪他推杯换盏。要知道，他英俊而能干的儿子是个素食主义者，练瑜伽，滴酒不沾。他们可以相谈甚欢，但却少了一起微醺的乐趣。
“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们能做得成生意，或者做不成，我都不在乎了！我今晚很开心。”老Ronald说。
“你为什么喜欢跟中国人做生意？”我的问题在融洽的气氛中显得有点突兀。
“为什么不呢？我们都很聪明，性格相同，文化相同……”
“文化相同？”
“是啊，我们有着相同的文化——拼命工作。”
“他非常独特，眼界开阔，当他决意要做什么，别人几乎无力改变。你很难取悦他，因为他似乎看透了一切。他跟很多人都有联结，也被爱戴。……中国人对他意义重大，你们带来的那些公司的简介和具备的高新技术足以令他欣喜不已。”Chikri的分析更理性些。
Chikri深谙老Ronald心理。告别前，他把我带去的最后一颗罗汉果送给老头，告诉他：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神奇的果子。
我不确定老头真的理解那颗果子，但它无疑宣告这趟旅程让每个人都满意。商团里一位成员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富豪家里陈列的如玉的象牙，感叹：生活真美好。
那气氛真是暧昧温暖，以至于我再也无法追问Chagoury家族与克林顿家族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