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见哈金，是2016年秋天，在纽约的亚洲协会。那天他带着新书 The Boat Rocker（《折腾到底》）做关于“在异乡用英语书写中国”的座谈演讲。台上和他对谈的是亚洲协会美洲关系中心主任 Orville Schell、前《纽约时报》记者Emily Parker，台下一两百人的座席中多半都是西方人。他们拿着英文版的《等待》、《好兵》、《战廢品》……在等待这位他们早已熟悉的华裔作家，再次分享移民文学的写作经验。楼下展厅内，恰好是法国华裔画家赵无极的个人回顾展。几十阶的楼梯上下，可以感受半个多世纪来华裔文学艺术家在海外的某种力量。
　　哈金1985年来到美国后，决定留下来生活，他用英语写作，从失败里爬起，再爬起，竟也创造了奇迹。他的记忆、乡愁、情感，以及30岁以前的中国经验，被他写进一部部小说里。回不去的故乡，也成为他笔下那个经典的虚构之城“无地”（Muji）。直到有一天，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在美国的华人，《落地》、《自由生活》、《背叛指南》……他今年61岁，他记得昆德拉60岁还要用法语写作，“他没有对回归的执念，只有对抵达的追求。”
　　来美三十多年，哈金拿下美国各种文学大奖外，他的短篇小说陆续被收入美国中学教材。虽然他的书从未“畅销”，但他的名字和作品一直被大量美国年轻人知晓和阅读着。而在一堂美国大学的文学课上，当美国教授兴奋地向课堂上的中国学生谈起“你们的哈金”，年轻的面孔面面相觑。在他们的中文阅读经验里，哈金像是一个“祖国的陌生人”。
　　哈金不在中国，不用社交媒体。几次应书展之邀去到香港和台湾，那是他离故土最近的时刻。读他作品的中国人，总会等到翻译后的中文版在内地问世；想采访他的中国媒体，总要等到有机会来美国时，特地“去波士顿看看哈金”，或“去222听一堂写作课”，“ 跟哈金去瓦尔登湖畔散散步。”
　　这次去波士顿之前，哈金提前一周写信来，征询我是否介意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记者想旁听我和他的访谈。还特地备注，“也许她比较年轻，想看看我们怎么做采访。”我查看邮箱时，已经很迟了，看到哈金又追发来另一封邮件，“想了想，不太合适，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见面。”
　　“这位记者已经在波士顿三个月了，一直在我这里采访。”10月5日见面时，哈金一脸困惑，不断地在我们的访谈间歇，提起这个话题。“现在国内采访一个人都花那么大工夫吗？一般要采那么久吗？我有点懵啊，搞得我很紧张。”
　　一位比他儿子还要年轻的女记者，从北京飞来，在波士顿、纽约，甚至华盛顿，旁听他的课，采访他的同事，联络他的编辑，要见他的太太和儿子，和他的学生聊天……
　　这应该是一篇值得期待的人物报道的最奢侈做法，却让哈金感到紧张和不安。“在美国也没有这样做法的啊。这是要给我建档案，要立案吗？” 生于50年代的哈金半真半假地嘿嘿笑着说。他也跟他曾经的导师、现在的同事莱斯利嘟囔，“不知这人到底要来干什么，我非常confused，她还非要采访你。”
　　9月时，哈金受邀去华盛顿参加2017年的National Book Festival（国家图书节）。毫无征兆地，这位记者也去了，“她自己查了行程，定了机票就飞过来了，我一看吓了一跳。”当晚，照例有个美国作家圈的社交Party，那位记者希望去感受下，认为也是采访哈金的一部分。“我从来都不参加Party，这次只好带她去了。很多作家都在那，他们都知道我太太这几年生病了，这次身边却跟着个年轻女孩，搞得我很难为情啊。”
　　一位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家，被一位执着地想记录小说家的记者，弄得紧张失措，这本身就像个小说题材。“我又不是celebrity，至于对我这么跟踪采访吗？”哈金忍不住，不断地问。
　　慢慢地，他放松了警惕。一次次愈渐深入的访谈，谈文学，谈写作，谈出版，谈美国的生存……让哈金渐渐相信，这是一个来自祖国的愿意花时间撰写他的故事的“Nice Person”。
　　我离开波士顿大学的那天下午，隔壁的222教室，莱斯利的短篇 workshop就要开始了。15位创意写作班的学生陆续走入，这位记者也想加入旁听。哈金走上前，在莱斯利耳边开玩笑说，“她肯定不是Agent， 她是要写一篇深度的Profile，现在可以放心接受她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