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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惠英红之前，我已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荧幕里看过她的身影。令我意外的是，这位两届金像奖影后得主，在真实的视感中却显得清瘦，令人很难将她与武打片里的矫健身姿联系起来。
我们见面的地方，是香港一家老牌的餐室，两年前我曾来过此地。访谈时间原定于下午1点半开始。我和摄影师大食提前来到，在餐室吃过午饭，静候惠英红的到来。我点了一份茄汁猪扒饭，发现是旧米饭，菜的味道也不如本地出租车司机所盛赞的那般美妙。没有例外，大食点的那份饭也是用的旧米饭。大家略有失望。
惠英红与经纪人晚到了十多分钟。相见之后，她没有多说客套话，坐下就与我拉开话匣子。看到我拿出一个老式笔记本，她说，“你挺怀旧的啊！”我答：“这是朋友送的，所以一直用。”
我们的座位很窄，她的经纪人赵先生想坐在旁边听。我提议赵先生到惠英红身后的卡座就坐，这样既能听到谈话，又能让惠英红坐得舒服一点。由于我甚少采访影视明星，有限的几次经历中，也遇到经纪人主动避席的例子，于是我问惠英红：“香港的经纪人都喜欢坐在明星旁边听的吗？”
惠英红凑过来，低声对我说：“其实全世界的经纪人都是这样的。”她的表情像是在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
由于还没有吃午餐，惠英红点了一份饭，边吃边聊，连说好吃。看着她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对那份茄汁猪扒饭有点苛刻了。
潮起
2010年，凭借在电影《心魔》中的演出，惠英红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这时距离她上一次获得这项荣誉，已过去了28年。在台上发表得奖感言的她，哭成了泪人：“我很想拿这个奖。拿了第一次之后，我风光了十几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到谷底，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找我，不知道为什么逼自己进入死巷。我把自己藏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连放弃自己的生命都试过，因为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怎么样。但我现在很有信心，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哪怕是一天、两天，只要是好角色，我都会尽量做好。”
惠英红出生于1960年，祖籍山东，其父出身于大户人家。1949年后，他们一家人迁居香港。刚开始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后来她的父亲被人撺掇，开始赌博，从山东带来的一箱箱金子逐渐化为乌有。惠氏一家陷入困境。
“我爸爸自尊心比较强。我妈妈是童养媳，就没这么强的自尊心，所以很多事情是我妈去做。我爸会比较自卑，就待在家里，但是不代表他不明事理。他之前在香港也有打工，但是可能运气真的不是很好，他做过一个针厂，打伤了一只耳朵一只眼睛，所以变得更加自卑。我妈就会带着我们去乞讨，他就会在家里。”惠英红说。
惠家有8个子女，惠英红排行第五。家道中落后，还发生了一场大火，姐姐为救出她和妹妹，遭到毁容，失明。为了生存，惠英红的妈妈带着孩子们到酒楼拿剩菜回去吃，“后来遇到一个也是这么穷的人，带着两个子女在湾仔乞讨。当时打越战，很多美国水兵、英国水兵会来香港度假。这家人在湾仔赚到一些钱，就叫我妈带子女去那里，把一些纪念品、口香糖、扑克牌和筷子，卖给那些水兵。水兵通常都会买的，因为觉得我们很可怜。”
这段谋生的经历，让惠英红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脱贫。她说，“在60年代，整个香港都是穷的。在湾仔，虽然是过得惨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我比起其他人来好过很多，又觉得是幸运的。人不能太贪心，有得必有失，我可能失去了一些童年的东西，但得到了一些眼界，得到了一些一生受用的东西。如果我没在那个地方，或者我想东西没这么成熟，没有这么早成人，未必会进电影圈。在湾仔的时候，我看到电影院的海报，就立志要做明星。离开湾仔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总会跳中国舞，因为我知道当时女演员很多都是在夜总会被星探发现的。”
果不其然，到夜总会后，她很快被午马发掘，由此入行。在当时，武打片是主流。“因为大家都是拍打戏，有些人觉得痛，就走了。我为什么可以做第一女主角，就是因为拍《烂头何》的时候，那个女主角拍了第一个镜头，被人打，她说很痛，然后静悄悄走了。等导演找她，她已经回家了。那怎么办？没有了女主角，立刻要找人。我刚好去的时候有试镜，给了所有导演看。导演就忽然想起我，就说找那个女孩来吧。那时我在旁边跑龙套，就让我马上换衣服。那部戏是讲一个妓女不会任何功夫，刘家辉在后面控制这个妓女，显得好像打得很厉害一样，刀枪不入、拳头打来都没有反应，其实是他在帮我挡下。但是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要被人打，没有任何保护的。”
她说到这里，快速拿起我放在桌面上的笔记本，挡在胸前，说，“有一个镜头是被人打了四十多拳，但只是给了这样一个剧本过来，摆在这里，被一个男演员冲过来打，打几拳，我冲出去吐，吐完走回来再被打。如果换做其他人，不还是走了？但我不能走。原因是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我要成为明星，家里才能有好的生活。同期有几个一起的，比我漂亮，但因为我是舞台出身，不害羞，见的东西比较多，演绎的方法较多。你叫我演妓女，我一定演得比你好，因为我在湾仔长大，见过不知多少‘吧女’，她们的心，她们的演绎，她们假装的快乐，我懂。”
出道之初，惠英红主要拍张彻、刘家良、李翰祥这3位导演的戏。童年的特殊经历，让她有了超乎年龄的成熟。她影视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是穆念慈，“第一场戏就是穆念慈和爸爸被抓进监狱去。导演张彻以为我拍过很多戏，还问我：‘你拍过很多戏了吗？’我说‘不是啊’。他没想到我能做到说哭就哭，要多惨就多惨，那么多对白一看就会，然后又不害羞。”
从左至右：《烂头何》（1979）
《长辈》（1981）
《心魔》（2009）
《武侠》（2011）
《僵尸》（20侣）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2014）
入行后，惠英红很快签约邵氏。刘家良导演成了她的大伯乐。1982年，正是因为出演了刘家良执导的《长辈》，惠英红获得了首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在夜总会当舞女的时候，她一个月有1500元收入。拍戏后，收入锐减为500元。为了圆明星梦，她不惜降低收入。家人不赞成，“当时1000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家里个个都反对。他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
自成年起，惠英红就承担了分量不轻的养家任务，弟弟妹妹都需要她照顾。接受鲁豫采访时，谈到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至今未婚的惠英红说：“如果以前有机会结婚的话，我都不会要。因为我自己走得太辛苦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愿意来这里，是你们把我弄过来，弄过来之后，是不是应该把一个好的环境（给我），让我走得好一点？多弄一个人出来，你不能说一定让他很幸福很快乐、不会有病，这些你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在我的思维里面，从小我就知道我不会生孩子。”
从1977年出道到拿第一个金像奖，这段时间她并不轻松。入行一年后，邵氏给了她一个宿舍，让她住在公司里，方便大量拍戏，“什么角色都有，龙套也有。因为怎么都是给500元一个月，就早上也拍，晚上也拍。我没理由告诉别人，我那些薪水只是够家里吃饭，但是拍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发现，你连衣服都没有几件，其实也猜到你的家境了。”
第一届金像奖的影响力，远不能与如今相比。1982年登台领奖之前，她甚至没有想好上去讲些什么，“我拿奖时还是500元一个月。当时觉得，那个奖如果是金子做的就好了。后来刘家良导演知道我家里真的很穷，就帮我极力争取，要求邵氏给我涨薪，升为每部戏5万元。那个时候，我妈妈才觉得我选得对。”
拿奖之后，惠英红逐渐成为邵氏当家的武打明星。不过，她并不情愿被“打女”这个标签固化，一直希望打开戏路，多拍不同类型的片子。对于她的尝试，邵氏并不允许。“他们觉得我是动作演员，很卖座，不可以去改变。因为怕我拍完之后，我打女（的形象）没有了。麦当雄的《靓妹仔》，其实最初是找我拍，演林碧琪那个角色，（公司）不给。他们觉得如果我转了第二个型，换了第二个形象出来，未必会成功。”
当时的惠英红觉得，即便是艳星的角色，只要故事好，自己也愿意尝试，“我不甘于每一天打到全身伤。那时候重文轻武，明明知道你是全香港票房最高的，但是无奈，你是动作演员，就只能让人觉得你是老粗，和艺术沾不到边。所以我很想去拍一些艺术片，无论它是性感也好、艳星也好，甚至有露点的都好，只要我觉得是艺术的，都肯拍。但是机会始终不是我的。《男与女》我拍了一天，公司又是不给我拍，给了钟楚红拍，钟楚红就红了。有些事情，我觉得冥冥中有一种戒律在那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要你在30年后才有这个机会。”
由于常年拍武打戏，惠英红的身体伤痕累累。见面刚落座，她向我伸展双手，手很瘦，骨节嶙峋，手指屈伸并不自然，拍武打戏落下的痕迹清晰可见。此外，她的鼻子已变形，这是因为以前拍打戏鼻骨折断，导致一个鼻孔不通畅，只能借助嘴巴呼吸。长时间的谈话，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嘴巴既要说话又要呼吸，容易让喉咙沙哑。
她说，“第一次金像奖之后，你说我是不是全香港最红的呢？我敢说是，当时我的每一部戏都是全香港最卖钱的，但是动作片跟艺术沾不到边，新浪潮导演出来的时候，没人拍动作片了，你从一个最红的（演员），没先兆地告诉你：你停下来了，所有东西都停了。突然之间，老导演不再拍了，新浪潮导演全部拍文艺片，这些导演不认为你会演戏。也有新浪潮导演以前是看过我很多戏的，也是喜欢我的，但他们会有个疑问：你行不行？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尽管有找我，但不是要我演女主角。”
当时的导演找她，大多数是让她出演一些配角，甚至有人请她演母亲角色，“我想：不是吧，我30岁都没到，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的样子也长得年轻，30岁时都没人觉得我像30岁，怎么甘愿呢？我之前同期试过拍9部戏，后来一年变成两三部，再下去就变成一年一部戏，再过一段时间，到了三十多岁，是完全没有了的。有的给你拍，可能是第三、第四主角。那时就整个人开始疯了：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90年代末期那几年成了惠英红人生中的惨淡期。对于那段时间，她用“惨情”二字来形容。由于在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种失落，她犯了抑郁症。情绪发作时，她会将自己封闭起来，拒绝见人，甚至是关系最好的朋友都约不到她。讨厌照镜子，还一度吃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救醒了过来。
雾团
“当时是觉得很没有面子，我没理由失败、没理由没人要。想东西想成这样。现在回想，其实有什么呢？但有些东西是很难解释的，到底是环境改变导致你病呢，还是你真的病了导致环境改变？如果我不是有这么重的情绪病，那我早已转型，做了文艺明星，那时候我还那么年轻。”
死里逃生之后，惠英红开始反思，再加上亲友们的鼓励，她逐步振作。2003年，惠英红低调复出拍片，同时加入了TVB，不再计较角色。在《心魔》里，她正是凭借母亲这个角色再获金像影后。
由于有先天性心脏病，2010年登台领奖之前，惠英红吃了镇静剂，以防心脏跳动得太厉害。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会拿奖，“真的不知道，不会感觉到是自己。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拍东西，以及（《心魔》）是小本制作。那会儿有大制作的东西在，有经常拍戏的人在那里，有社交关系高的人。我不喜欢做这些。但我对朋友真的挺好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很多人帮我，尤其是记者，他们当我是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说真的，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注意这部这么小的电影。有很多人是‘一朝得志，语无伦次’，但我不是，所以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很多人帮我，这个我挺感恩的。”
我问：“你之前怎么对别人好？”惠英红说：“比如有人开拍了，问我能不能帮帮忙？随便，没关系。虽然10次可能有7次被‘揾笨’（粤语，占便宜的意思）。但是没关系，下次你不要找我了。比如别人给我机会，我为什么不给别人机会呢？像一些新演员，老板找我，说你找一些角色给他。你讲一句话，别人就有机会了。在现场做得不好的，有些人不会提醒，（他们希望）最好是你做得不好了。但我会觉得，你做得不好会连累我，我一定要你做得好。不过这样也整天撞很多钉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 谈话中，惠英红主动向我对比起湾仔和娱乐圈这两个环境来，“我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你说娱乐圈是不是很坏？坦白讲，我还真的没见过。可能我本来就不喜欢到处混，又不喝酒，又让人觉得不会容易叫我去吸毒。所以别人说娱乐圈很坏，我从来都不觉得是。湾仔很坏，是因为那里很凄凉，有很多故事在里面。你觉得吸毒不好，但如果知道他们的故事，你会同情他们，因为很多‘吧女’都吸毒，我见过很多吸毒死的，所以我知道不可以碰这些东西。但你说他们吸毒该死，不是的，因为那时候很多家庭都很穷，通常大的那个就会牺牲自己去赚钱，让小的有书读、家里有饭吃。你说当时有什么可以赚钱？做‘吧女’、妓女，你以为每个人很愿意做吗？她们会喝很多酒、吸毒去麻醉自己。我觉得那里是很凄凉的一个地方，不是很坏的地方。在电影圈，我从来都不觉得电影圈是很复杂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行得正’。可以说，在湾仔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回顾往昔三十多年的历程，惠英红说了她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在内地拍戏，到了一个海拔很高的山区。因为要回香港，我于是和朋友一起坐车下山。下去的时候雾很大，大到我在这里都看不到你凳子的位置（一米之遥）。司机说，雾很大，未必能开车。我就想，因为我留在那里很久了，很想回家，就坚持走，让他把车慢慢开。我们走的路，一边是山，另一边就是悬崖。我说慢慢开，但其实真的看不到路。我的老友很怕，怕到想哭，我就坐在悬崖的位置，她就坐在山的位置。她看不到悬崖，想象中就很危险。但我知道车还离悬崖很远，就比较定一些。老友一直说要掉头走，我就说不要紧，不是那么危险，慢慢开车，熬过了可能就没有雾了。”
谈起这个故事，惠英红语无停顿，“我刚说完没多久，车头突然亮了，前面一点雾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是在一团雾里，被包住了。我忽然想到一样东西。我说这其实和人生没有分别，人生也有很多团雾，有些时候你被雾包着，什么也看不到，很害怕，很像刚才的环境，但是你肯坚持，你过了，原来一点事都没有。那一次之后，我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都持着一个信念：人生很多事其实都是小事来的，在那一刹那你会觉得是很大的事情，但是过了之后其实每件都是很小的事。当你被雾包着，你一定要坚持，以及要够胆子。如果那一天我不是坚持，就看不到这个奇景，掉头走其实更危险，因为那个是悬崖。但是原来前面一分钟就已经没事了。这个是不是人生？”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我们见面的地方，是香港一家老牌的餐室，两年前我曾来过此地。访谈时间原定于下午1点半开始。我和摄影师大食提前来到，在餐室吃过午饭，静候惠英红的到来。我点了一份茄汁猪扒饭，发现是旧米饭，菜的味道也不如本地出租车司机所盛赞的那般美妙。没有例外，大食点的那份饭也是用的旧米饭。大家略有失望。
惠英红与经纪人晚到了十多分钟。相见之后，她没有多说客套话，坐下就与我拉开话匣子。看到我拿出一个老式笔记本，她说，“你挺怀旧的啊！”我答：“这是朋友送的，所以一直用。”
我们的座位很窄，她的经纪人赵先生想坐在旁边听。我提议赵先生到惠英红身后的卡座就坐，这样既能听到谈话，又能让惠英红坐得舒服一点。由于我甚少采访影视明星，有限的几次经历中，也遇到经纪人主动避席的例子，于是我问惠英红：“香港的经纪人都喜欢坐在明星旁边听的吗？”
惠英红凑过来，低声对我说：“其实全世界的经纪人都是这样的。”她的表情像是在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
由于还没有吃午餐，惠英红点了一份饭，边吃边聊，连说好吃。看着她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对那份茄汁猪扒饭有点苛刻了。
潮起
2010年，凭借在电影《心魔》中的演出，惠英红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这时距离她上一次获得这项荣誉，已过去了28年。在台上发表得奖感言的她，哭成了泪人：“我很想拿这个奖。拿了第一次之后，我风光了十几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到谷底，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找我，不知道为什么逼自己进入死巷。我把自己藏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连放弃自己的生命都试过，因为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怎么样。但我现在很有信心，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哪怕是一天、两天，只要是好角色，我都会尽量做好。”
惠英红出生于1960年，祖籍山东，其父出身于大户人家。1949年后，他们一家人迁居香港。刚开始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后来她的父亲被人撺掇，开始赌博，从山东带来的一箱箱金子逐渐化为乌有。惠氏一家陷入困境。
“我爸爸自尊心比较强。我妈妈是童养媳，就没这么强的自尊心，所以很多事情是我妈去做。我爸会比较自卑，就待在家里，但是不代表他不明事理。他之前在香港也有打工，但是可能运气真的不是很好，他做过一个针厂，打伤了一只耳朵一只眼睛，所以变得更加自卑。我妈就会带着我们去乞讨，他就会在家里。”惠英红说。
惠家有8个子女，惠英红排行第五。家道中落后，还发生了一场大火，姐姐为救出她和妹妹，遭到毁容，失明。为了生存，惠英红的妈妈带着孩子们到酒楼拿剩菜回去吃，“后来遇到一个也是这么穷的人，带着两个子女在湾仔乞讨。当时打越战，很多美国水兵、英国水兵会来香港度假。这家人在湾仔赚到一些钱，就叫我妈带子女去那里，把一些纪念品、口香糖、扑克牌和筷子，卖给那些水兵。水兵通常都会买的，因为觉得我们很可怜。”
这段谋生的经历，让惠英红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脱贫。她说，“在60年代，整个香港都是穷的。在湾仔，虽然是过得惨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我比起其他人来好过很多，又觉得是幸运的。人不能太贪心，有得必有失，我可能失去了一些童年的东西，但得到了一些眼界，得到了一些一生受用的东西。如果我没在那个地方，或者我想东西没这么成熟，没有这么早成人，未必会进电影圈。在湾仔的时候，我看到电影院的海报，就立志要做明星。离开湾仔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总会跳中国舞，因为我知道当时女演员很多都是在夜总会被星探发现的。”
果不其然，到夜总会后，她很快被午马发掘，由此入行。在当时，武打片是主流。“因为大家都是拍打戏，有些人觉得痛，就走了。我为什么可以做第一女主角，就是因为拍《烂头何》的时候，那个女主角拍了第一个镜头，被人打，她说很痛，然后静悄悄走了。等导演找她，她已经回家了。那怎么办？没有了女主角，立刻要找人。我刚好去的时候有试镜，给了所有导演看。导演就忽然想起我，就说找那个女孩来吧。那时我在旁边跑龙套，就让我马上换衣服。那部戏是讲一个妓女不会任何功夫，刘家辉在后面控制这个妓女，显得好像打得很厉害一样，刀枪不入、拳头打来都没有反应，其实是他在帮我挡下。但是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要被人打，没有任何保护的。”
她说到这里，快速拿起我放在桌面上的笔记本，挡在胸前，说，“有一个镜头是被人打了四十多拳，但只是给了这样一个剧本过来，摆在这里，被一个男演员冲过来打，打几拳，我冲出去吐，吐完走回来再被打。如果换做其他人，不还是走了？但我不能走。原因是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我要成为明星，家里才能有好的生活。同期有几个一起的，比我漂亮，但因为我是舞台出身，不害羞，见的东西比较多，演绎的方法较多。你叫我演妓女，我一定演得比你好，因为我在湾仔长大，见过不知多少‘吧女’，她们的心，她们的演绎，她们假装的快乐，我懂。”
出道之初，惠英红主要拍张彻、刘家良、李翰祥这3位导演的戏。童年的特殊经历，让她有了超乎年龄的成熟。她影视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是穆念慈，“第一场戏就是穆念慈和爸爸被抓进监狱去。导演张彻以为我拍过很多戏，还问我：‘你拍过很多戏了吗？’我说‘不是啊’。他没想到我能做到说哭就哭，要多惨就多惨，那么多对白一看就会，然后又不害羞。”
《长辈》（1981）
《心魔》（2009）
《武侠》（2011）
《僵尸》（20侣）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2014）
入行后，惠英红很快签约邵氏。刘家良导演成了她的大伯乐。1982年，正是因为出演了刘家良执导的《长辈》，惠英红获得了首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在夜总会当舞女的时候，她一个月有1500元收入。拍戏后，收入锐减为500元。为了圆明星梦，她不惜降低收入。家人不赞成，“当时1000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家里个个都反对。他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
自成年起，惠英红就承担了分量不轻的养家任务，弟弟妹妹都需要她照顾。接受鲁豫采访时，谈到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至今未婚的惠英红说：“如果以前有机会结婚的话，我都不会要。因为我自己走得太辛苦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愿意来这里，是你们把我弄过来，弄过来之后，是不是应该把一个好的环境（给我），让我走得好一点？多弄一个人出来，你不能说一定让他很幸福很快乐、不会有病，这些你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在我的思维里面，从小我就知道我不会生孩子。”
从1977年出道到拿第一个金像奖，这段时间她并不轻松。入行一年后，邵氏给了她一个宿舍，让她住在公司里，方便大量拍戏，“什么角色都有，龙套也有。因为怎么都是给500元一个月，就早上也拍，晚上也拍。我没理由告诉别人，我那些薪水只是够家里吃饭，但是拍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发现，你连衣服都没有几件，其实也猜到你的家境了。”
第一届金像奖的影响力，远不能与如今相比。1982年登台领奖之前，她甚至没有想好上去讲些什么，“我拿奖时还是500元一个月。当时觉得，那个奖如果是金子做的就好了。后来刘家良导演知道我家里真的很穷，就帮我极力争取，要求邵氏给我涨薪，升为每部戏5万元。那个时候，我妈妈才觉得我选得对。”
拿奖之后，惠英红逐渐成为邵氏当家的武打明星。不过，她并不情愿被“打女”这个标签固化，一直希望打开戏路，多拍不同类型的片子。对于她的尝试，邵氏并不允许。“他们觉得我是动作演员，很卖座，不可以去改变。因为怕我拍完之后，我打女（的形象）没有了。麦当雄的《靓妹仔》，其实最初是找我拍，演林碧琪那个角色，（公司）不给。他们觉得如果我转了第二个型，换了第二个形象出来，未必会成功。”
当时的惠英红觉得，即便是艳星的角色，只要故事好，自己也愿意尝试，“我不甘于每一天打到全身伤。那时候重文轻武，明明知道你是全香港票房最高的，但是无奈，你是动作演员，就只能让人觉得你是老粗，和艺术沾不到边。所以我很想去拍一些艺术片，无论它是性感也好、艳星也好，甚至有露点的都好，只要我觉得是艺术的，都肯拍。但是机会始终不是我的。《男与女》我拍了一天，公司又是不给我拍，给了钟楚红拍，钟楚红就红了。有些事情，我觉得冥冥中有一种戒律在那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要你在30年后才有这个机会。”
由于常年拍武打戏，惠英红的身体伤痕累累。见面刚落座，她向我伸展双手，手很瘦，骨节嶙峋，手指屈伸并不自然，拍武打戏落下的痕迹清晰可见。此外，她的鼻子已变形，这是因为以前拍打戏鼻骨折断，导致一个鼻孔不通畅，只能借助嘴巴呼吸。长时间的谈话，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嘴巴既要说话又要呼吸，容易让喉咙沙哑。
她说，“第一次金像奖之后，你说我是不是全香港最红的呢？我敢说是，当时我的每一部戏都是全香港最卖钱的，但是动作片跟艺术沾不到边，新浪潮导演出来的时候，没人拍动作片了，你从一个最红的（演员），没先兆地告诉你：你停下来了，所有东西都停了。突然之间，老导演不再拍了，新浪潮导演全部拍文艺片，这些导演不认为你会演戏。也有新浪潮导演以前是看过我很多戏的，也是喜欢我的，但他们会有个疑问：你行不行？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尽管有找我，但不是要我演女主角。”
当时的导演找她，大多数是让她出演一些配角，甚至有人请她演母亲角色，“我想：不是吧，我30岁都没到，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的样子也长得年轻，30岁时都没人觉得我像30岁，怎么甘愿呢？我之前同期试过拍9部戏，后来一年变成两三部，再下去就变成一年一部戏，再过一段时间，到了三十多岁，是完全没有了的。有的给你拍，可能是第三、第四主角。那时就整个人开始疯了：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90年代末期那几年成了惠英红人生中的惨淡期。对于那段时间，她用“惨情”二字来形容。由于在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种失落，她犯了抑郁症。情绪发作时，她会将自己封闭起来，拒绝见人，甚至是关系最好的朋友都约不到她。讨厌照镜子，还一度吃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救醒了过来。
雾团
“当时是觉得很没有面子，我没理由失败、没理由没人要。想东西想成这样。现在回想，其实有什么呢？但有些东西是很难解释的，到底是环境改变导致你病呢，还是你真的病了导致环境改变？如果我不是有这么重的情绪病，那我早已转型，做了文艺明星，那时候我还那么年轻。”
死里逃生之后，惠英红开始反思，再加上亲友们的鼓励，她逐步振作。2003年，惠英红低调复出拍片，同时加入了TVB，不再计较角色。在《心魔》里，她正是凭借母亲这个角色再获金像影后。
由于有先天性心脏病，2010年登台领奖之前，惠英红吃了镇静剂，以防心脏跳动得太厉害。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会拿奖，“真的不知道，不会感觉到是自己。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拍东西，以及（《心魔》）是小本制作。那会儿有大制作的东西在，有经常拍戏的人在那里，有社交关系高的人。我不喜欢做这些。但我对朋友真的挺好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很多人帮我，尤其是记者，他们当我是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说真的，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注意这部这么小的电影。有很多人是‘一朝得志，语无伦次’，但我不是，所以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很多人帮我，这个我挺感恩的。”
我问：“你之前怎么对别人好？”惠英红说：“比如有人开拍了，问我能不能帮帮忙？随便，没关系。虽然10次可能有7次被‘揾笨’（粤语，占便宜的意思）。但是没关系，下次你不要找我了。比如别人给我机会，我为什么不给别人机会呢？像一些新演员，老板找我，说你找一些角色给他。你讲一句话，别人就有机会了。在现场做得不好的，有些人不会提醒，（他们希望）最好是你做得不好了。但我会觉得，你做得不好会连累我，我一定要你做得好。不过这样也整天撞很多钉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 谈话中，惠英红主动向我对比起湾仔和娱乐圈这两个环境来，“我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你说娱乐圈是不是很坏？坦白讲，我还真的没见过。可能我本来就不喜欢到处混，又不喝酒，又让人觉得不会容易叫我去吸毒。所以别人说娱乐圈很坏，我从来都不觉得是。湾仔很坏，是因为那里很凄凉，有很多故事在里面。你觉得吸毒不好，但如果知道他们的故事，你会同情他们，因为很多‘吧女’都吸毒，我见过很多吸毒死的，所以我知道不可以碰这些东西。但你说他们吸毒该死，不是的，因为那时候很多家庭都很穷，通常大的那个就会牺牲自己去赚钱，让小的有书读、家里有饭吃。你说当时有什么可以赚钱？做‘吧女’、妓女，你以为每个人很愿意做吗？她们会喝很多酒、吸毒去麻醉自己。我觉得那里是很凄凉的一个地方，不是很坏的地方。在电影圈，我从来都不觉得电影圈是很复杂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行得正’。可以说，在湾仔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回顾往昔三十多年的历程，惠英红说了她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在内地拍戏，到了一个海拔很高的山区。因为要回香港，我于是和朋友一起坐车下山。下去的时候雾很大，大到我在这里都看不到你凳子的位置（一米之遥）。司机说，雾很大，未必能开车。我就想，因为我留在那里很久了，很想回家，就坚持走，让他把车慢慢开。我们走的路，一边是山，另一边就是悬崖。我说慢慢开，但其实真的看不到路。我的老友很怕，怕到想哭，我就坐在悬崖的位置，她就坐在山的位置。她看不到悬崖，想象中就很危险。但我知道车还离悬崖很远，就比较定一些。老友一直说要掉头走，我就说不要紧，不是那么危险，慢慢开车，熬过了可能就没有雾了。”
谈起这个故事，惠英红语无停顿，“我刚说完没多久，车头突然亮了，前面一点雾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是在一团雾里，被包住了。我忽然想到一样东西。我说这其实和人生没有分别，人生也有很多团雾，有些时候你被雾包着，什么也看不到，很害怕，很像刚才的环境，但是你肯坚持，你过了，原来一点事都没有。那一次之后，我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都持着一个信念：人生很多事其实都是小事来的，在那一刹那你会觉得是很大的事情，但是过了之后其实每件都是很小的事。当你被雾包着，你一定要坚持，以及要够胆子。如果那一天我不是坚持，就看不到这个奇景，掉头走其实更危险，因为那个是悬崖。但是原来前面一分钟就已经没事了。这个是不是人生？”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