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反思小说”这类作品中多数以一个男性主人公的经历来连结当代重大历史事件，把男性当作历史表述的主要载体，但是通过细读这些作品我发现，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女性主人公也是一个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表达载体，她们在当代历史中的命运更具有悲剧性。本文基于对这些作品的细读分析，试图呈现这一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反思小说 女性主人公 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有关“文革”的叙述，基于历史、经验的不同以及作家各自的感情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的表达有多种多样，部分研究者表达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反映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还有部分人着重于叙事艺术的探索来适应新的文体要求，也有部分研究选择在政治话语的规范下进行观念图解。作为在当代的政治生活中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精神洗礼的作家来说，带有自传色彩的生活经历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对于“文革”这一中国曲折历史的表达，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作家都表达出极明显的问题意识，他们从主人公在当代的历史命运着手，追溯他们的生活轨迹，对“文革”发生的责任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和性质展开论证。这一部分在文学史上贯之为“反思小说”的作品，相当普遍地以主人公的生活道路来对应于历史时间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作家们所受到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使他们在文化人格、认知方式、知识背景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近的体验，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数为男性，“在一种相近的沉郁氛围的背景上，常会出现一个男性的主人公。他当代的坎坷人生之路，与当代社会政治的重要事件相连；甚至可在说命运的乖谬是由这些事件所决定”。从叙事学的角度去考证，无论是语言、文体还是意象的形成方面都体现出男性意识的突显，女性意识的形态话语系统被有意或无意搁浅，这样的文本其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库，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这样的普遍认同下，通过细读作品也可发现女主人公同样是这段历史的重要书写。虽然说男性主人公是作者表达当代历史的主载，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的女性主人公以及她們的命运对于当代历史表述的价值。在中国传统的意识领域中，男性和政治是连结在一起的，作家们在主流话语规范下有意或无意识的把男人们的生活状态作为表达对象，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月食》《小镇上的将军》《土牢情话》《芙蓉镇》《活动变人形》等。这些男性主人公在摆脱了“十年浩劫”甚至在此之前的受迫害受压迫的历史，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这一类“反思小说”所要表达的文学思想。但在这几近乎统一的框架中对于女性在这一历史中的遭遇作者们好像没有注意到，她们或者没有出现，如在前面所提到过的《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中几乎没有出现女主人公的影子；或者成为为表达男性主人公遭遇的花瓶和衬托，如在《月食》《土牢情话》《芙蓉镇》和《活动变人形》等中。在男性话语为中心的表达下，女性似乎已成了适应世俗需要和理想需要的一种摆设而已，男性成为表达主体的一方指向精神层面的乌托邦神话，是浪漫彼岸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女性作为这种表达的一种辅助手段，则指向当下的现实的需要。应该注意到的是，以上所提到过的统一框架，反而存在一些叙述的“缝隙”，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反思小说”中女性主人公的命运，虽然她们不是主要叙事的主流，这些女性主人公的命运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悲剧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或结局，第一种是成为被害者，如《土牢情话》里的乔安萍和《月食》中的妞妞等，另外一种是成为害人者，如《芙蓉镇》中的李国香以及《活动变人形》的女“恶魔”形象。
　　恰恰是从这些“缝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那个年代历史的另外一种表达和叙事以及他们对社会历史的一种思考。本文从以上几个文本分析出发，着手于女性主人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活道路，试图寻找在作者建构的主流话语之外，看到另一处风景。
　　二
　　对于“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所反映的主题和描绘的内容来说，多数和小说作者的经历有很大的一致性，或者是顺应作者基于其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文学想象，所以对于这些“归来”的作家来说，从他们的作品我们或许能看出作者的生活景象，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大多数作品并没有采取第一人称的主体叙事，而是借助于一个类似的主人公来书写，由于当时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的规范和制约，即使在文学环境已经比较开放的80年代，作者叙述的语境也不是十分大胆，所以这些男性的主人公还是比较矜持的在作品中活着，而作为不是那么重要的表达主流意识的女性主人公，作者的叙述语境相对比较宽松，她们一个个鲜活地活在历史中，对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那一段段荒唐的历史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那一段历史的某种真相。
　　不管这些女性主人公在历史的生活中成为害人者还是被害者，同样具有悲剧的意味。先看被害者的命运吧，她们在历史的斗争中成为被别人甚至是自己所倾心对待的人所利用，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月里她们命运的坎坷还可以让人理解，但是在“历史事件”已经平反的新时期，她们的命运依然悲惨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了。《土牢情话》中的石在是在“知识分子”已扬眉吐气的新时期，偶尔邂逅人老珠黄的乔安萍，才忆起昔日女班长曾以一片痴情，换来的却是背叛和厄运。可以说，在那段饥饿的岁月中，正是乔安萍以其清新泥土般淳朴的厚爱拯救着石在这个落难文人的生命。不仅如此，她给他更多的还有人格鼓励与自信力的激活。如乔安萍为身陷囵图的石在冒风险传递书信，但是结果却又如何呢？她的一片真情和痴心却换来了让人心痛的结局，石在在面对“造反派”的稍微询问后便出卖了热恋过他、冒险为其传递消息的乔安萍，使其后半生完全毁于两个卑劣小人之手，潦倒痛苦不堪。李国文的短篇《月食》中那个一家人都帮助过伊汝的妞妞，独自一人抚养了他们的孩子，而在这个在城市中的伊汝竟然都不知道妞妞的一切，只是在过了22年之后他要到曾经生活过乡村去“寻找那些失去的爱”才发现他被另一个苦苦怀念了22年，而且对他毫无怨言。作品中虽极力刻画这种等待的平静和宁远，给其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女人的悲剧意味。更让人感到深思的是，妞妞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次数并不多，其所占篇幅在几个主要人物中也是最少，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一个背影，直到最后伊汝来到当年小院，妞妞也不在场，只有她的一切在无言的诉说着她在漫长的22年岁月中的无尽等待，更增加了悲凉的意味。 　　从以上两位女主人公的遭遇来看，有时伤痛并不非要给人一种撕心裂肺式的“痛楚”之感，那种静悄悄的痛更加令人痛彻心扉。如果说是那个荒唐的年代造成了男女主人公同样悲惨的境遇，这是一种共性，那么在已经弄清事实已经平反的今天，石在可以重新恢复职位，扬眉吐气，伊汝可以作为一名光鲜的知识分子重返故地，寻找记忆，那么乔安萍们妞妞们呢，她们的境遇依然不堪，她们依然生活在静静的痛苦之中。可见，男性主人公在新时期的扬眉吐气并没有她们的份，在荒唐岁月共同的不平遭遇，现在只有她们在承受着，她们还在那段历史的泥沼中无法走出，从她们的命运经历上可以看出，伤痛的影子一直追随着她们。
　　三
　　那么另一组成为害人者的女性呢？《芙蓉镇》中的李国香一开始在芙蓉镇当国营饮食店经理，“四清”运动中作为工作组组长蹲点芙蓉镇，“文革”中作为县革委会常委、公社革委会主任再次掌握芙蓉镇政治大权。单单从政治方面的意图来看，似乎除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批斗外，她一直都很顺，但伴随着政治上得意的却是情感上的缺失，最早在国营饮食店当经理时，乡亲们就不喜欢她。个人情感上，也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归宿，之前喜欢的黎满庚和谷燕山都不喜欢她，“文革”当中甚至还与赖子王秋赦混在了一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情感才是她最终的归宿，例如，秦书田在“文革”后与她的偶遇中也提到“安安静静地成个家，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从这个层面上来考虑，李国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她的这一切悲剧的起因不是别的，正是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造成的，如果她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情景就会大不一样，从她的经历可以看出作者从另外一个方面对那个压制人性、摧残人性的荒唐时代进行批判。
　　《活动变人形》的女“惡魔”姜静珍是这部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主人公倪吾诚的妻姐，18岁结婚，19岁开始守寡，在寂寞而漫长的寡妇生涯中，她极力克制自己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的一切欲念，盼望死后能得一个贞节牌坊。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情欲和需求时常折磨着她，她在封建传统道德建筑起来的理智之墙旁，在情欲的冲击下，使她的性格和心理变得变形、扭曲。她逐渐变成了一个“吃人者”，她终日无所事事的闲寂无聊，慢慢在她心中积育成一股巨大的能量，稍不注意就会喷泻而出。她常常怒不可遏的无端大骂，帮助妹妹对倪吾诚大打出手，而且极为凶残。她每天早上慢长的梳洗过程，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和发泄，让我们也看到了她自我撕咬的场面。虽然她成为一个凶残的“吃人”恶魔，透过其凶残表象分析其本质，在男权话语下建立的封建伦理道德则是其性格发展不全的一个主要方面。
　　以上两种女性形象虽然被称为害人者形象，但同时也被害者，数千年男权文化秩序的耳濡目染，男性视角下建立的审美原则让这些女性的心理扭曲变形，不但使自己深受其害，也成为残害别人的一分子。她们不仅表面看来面目狰狞，内心深处也极为不堪。虽然作家们并没有让这些女性站出来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对历史进行言说，但是这些女性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悲剧性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体真实性，虽然这种体验价值被压抑、被遮蔽、被曲解、被掩盖，也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文学蓝本的另类价值。
　　四
　　邓尼斯·卡莫迪曾经过说：“关于妇女的从属地位的最意味深长的证据之一，是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好要么比男人更坏这一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暗示着：只有男人才是正常的，才有适度的人性。结果，女人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或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这种文学创作无论从人物设置上，还是创作视角上，抑或是从创作心理模式上，在文本的表层书写和深层结构上，都受到一种男性话语的暗示。从以上几篇小说的人物分析可以看出，在性别视野中的女性文化形态存在一定的盲点，作家们还没有超出女性表达的历史困境，但这也从另一侧面表达了创作主体在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内蕴。
　　文学批评家多以肯定“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对在这一方面的评论和注意力也相对较多，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魅力在“反思”文学时期一度被民族国家思潮所淹没，至为可惜。事实上，在这一文化迂回阶段，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依然鲜活的存在，只是在时代主流的裹挟之下，以一种隐秘、不太明显的方式潜隐在政治的洪波下，其生命流脉仍在顽强地延续着。在“反思”小说中，作家给予女性的注意的确不多，女性形象在当时提倡的革命历史题材里更是多为陪衬；而女性自己写反映女性生活与女性生命体验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但我们看到，在冰雪封冻的河流表面，有一股已经融化的溪流在缓缓流动，让我们感到春天的存在。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细读，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作品的另外一种潜在价值，这样文体背后的包含是相当丰富的，其中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当代文学的细致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美]邓尼斯·卡莫迪，徐均尧等译：《妇女与世界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陈文婷，女，1982—，河南确山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