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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委员会称其“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而随着此奖项的颁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在公共领域几乎是沉默者的作家。
莫言原名管谟业，于195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童年时因经济贫困和政治上受歧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12岁读五年级时因“文革”辍学回家，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其作品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演绎着现代革命历史。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东高密人，莫言始终坚持以一个中国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在经历《红高粱家族》的写作高峰后，他陆续创作了《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有分量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丰乳肥臀》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檀香刑》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不仅是中国作家的杰出表现者，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忠实传人，更是现代汉语文学表达的创新者。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光芒。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他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说叙事，有力地披开了现实中国致密的荆棘丛，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其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马尔克斯的奇幻、拉伯雷的狂欢、蒲松龄的诡异、冯梦龙的清澈、段成式的庞杂、果戈里的诙谐和雨果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
莫言饱看了太多中国农民的忧伤和苦难，以致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有人评论莫言说：“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绝非是在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報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莫言对民间悲苦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记账式的恐吓，没有给人制造压力，也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突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息，或者它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义。
2009年，莫言就是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很是推崇。”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长篇小说《蛙》，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也获得了国内众学者的一致好评。
童庆炳曾这样评论《蛙》这部作品：“媒体把《蛙》定位为计划生育题材，就像以前的农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传策略。但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题材，它存在一个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矛盾的问题。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的国策是没错的，但是从人文关怀这个层面上考虑，这又是令很多人特别是农村人无法接受。面对这个题材，莫言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他依然把小说写得很精致，巧妙之处在于他以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来讲述姑姑的故事，以及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事情。因为是写信的方式，他不可能和盘托出，他要适可而止，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段惨痛的历史，同时又进行了淡化的处理，让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有了张力。”
梁振华认为：“《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从青蛙到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蛙”是壮族的图腾，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 莫言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则认为，莫言的作品源自于他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和孩童时听来的乡野传说。所以，不得不提及《蛙》之前的另一部作品——《红高粱》。
《红高粱家族》自1986年闪亮登场起，其文学史价值就倍受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日本的岩波现代文库于2005 年 1 月 23 日对莫言的《红高粱》进行了评论： “《红高粱》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许久不读书了，这次读书感觉很兴奋。叙述者语言风趣，故事构思巧妙，人物形象丰满。这是继《酒国》和《幸福时光》之后阅读的莫言的第三部作品。再一次深深地感到他的确是位了不起的作家。”
可以说，《红高粱家族》成功开启了新时期作家的艺术想象。它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莫言以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创造了一个神奇的“高粱地”世界，并以精英文化的固有品质激活了民族种群的生命意志，进而在“自然”中“自由”地展示了“自为”精神，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红高粱家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审美法则，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与大胆的反抗叛逆情绪，直接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莫言对于“高粱地”的确存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情感冲动。然而，“高粱地”却并非是出自于莫言童年的情绪记忆：“我确实不曾看到过如此浩瀚的高粱地”，“小说中的世界是我创造的”是作者对生命起源的主观遐想。作品中，莫言有意将“红高粱”与“中国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热情讴歌融入自然的生命现象与朴实无华的民族精神。《红高粱家族》最大的思想亮点，就是作者在“高粱地”的原野意象中，創造了一种具有全新生命意义的民族种群形象。它本身就体现着莫言对生命退化现象的忧患意识。莫言既不满于“人性”的社会因素，同时也拒斥“兽性”的嗜血本能；因此他在“高粱地”的理想世界中，人为地培育了一种具有完美人性的生命形态。
德国现代哲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有句名言：“只有走出历史，历史才能通向一切。”文学与历史无关，它只忠实于艺术想象。《红高粱家族》正是因为没有拘泥于“历史”，所以才使莫言取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而《红高粱家族》同样也没有局限于“民间”，所以才使莫言获得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作者那种源自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生命律动，依然因其寻找灵魂家园的生命执著而熠熠生辉、发人深省。走出“历史”与走出“民间”，这无疑体现着莫言自己的人生信念与创作追求；而创造“历史”与创造“民间”，则更加显示出了《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
发表于1997年的《丰乳肥臀》，是莫言继《红高粱家族》之后的又一部杰作，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小说中的上官金童使《丰乳肥臀》变成了一个“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相交合、“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叙事，两条线互相注解交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最重要的特征，这是莫言与其它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相比最具独创性的特点，也是他一惯的方法。人类学的视角打破了历史的伦理学与社会学视野的框子，使莫言构造了他的反伦理的、甚至是“反进化论”的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历史诗学，这和他在《红高粱家族》中所构造的“酒神化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莫言堪称是一个诗意地描写人类大戏的高手，战争和生殖、新生的喜悦和死亡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一个家庭之中。此篇小说的开头在所有历史或文学叙事中都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它造成了历史的传奇化、民俗化、神话化的叙事效果以及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诗学的波澜壮阔诗意磅礴的风格与基调。
但仔细考察，《丰乳肥臀》和《红高粱家族》也有区别：《红高粱家族》是人类学倾向大于历史倾向，其重新解释的“酒神化的历史”仍然具有历史乌托邦的诗性倾向，在感性、自然、酒神和生命构造的历史的乌托邦中，莫言寄予了激情与乐观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豪情万丈的；但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则表现了更加现实和谨严的历史主义倾向，以及深沉的悲剧情怀，特别是没有回避当代历史的情境和各种复杂危险的政治险境。可以说，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学的交响”中，人类学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障眼法”，它的介入使得莫言的现代历史叙事获得了超越阶级和政治伦理的可能，同时也整合了这段历史，诗化了这段历史。
纵观莫言的作品，其中强烈的生命意识，独特的艺术感觉，新异的想象性和神奇感，以及对现代派技巧的吸收和应用都是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莫言的获奖，无疑扩大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获得了和世界对话的新基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诺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次真正地正视。获奖的虽是莫言个人，但他代表着整个中国作家群体所能达到的高度。和莫言同时代的作家们，他们在创作上各有成就，有许多作家都和莫言一样，在海外读者中有广泛地影响力。此次莫言获奖，其影响会辐射到许多有实力的作家身上，将从总体上扩大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的影响力。可以想见，未来中国将有更多的优秀作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作家的总体影响力会较以往有实质性的提高。
莫言原名管谟业，于195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童年时因经济贫困和政治上受歧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12岁读五年级时因“文革”辍学回家，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其作品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演绎着现代革命历史。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东高密人，莫言始终坚持以一个中国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在经历《红高粱家族》的写作高峰后，他陆续创作了《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有分量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丰乳肥臀》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檀香刑》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不仅是中国作家的杰出表现者，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忠实传人，更是现代汉语文学表达的创新者。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光芒。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他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说叙事，有力地披开了现实中国致密的荆棘丛，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其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马尔克斯的奇幻、拉伯雷的狂欢、蒲松龄的诡异、冯梦龙的清澈、段成式的庞杂、果戈里的诙谐和雨果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
莫言饱看了太多中国农民的忧伤和苦难，以致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有人评论莫言说：“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绝非是在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報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莫言对民间悲苦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记账式的恐吓，没有给人制造压力，也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突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息，或者它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义。
2009年，莫言就是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很是推崇。”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长篇小说《蛙》，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也获得了国内众学者的一致好评。
童庆炳曾这样评论《蛙》这部作品：“媒体把《蛙》定位为计划生育题材，就像以前的农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传策略。但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题材，它存在一个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矛盾的问题。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的国策是没错的，但是从人文关怀这个层面上考虑，这又是令很多人特别是农村人无法接受。面对这个题材，莫言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他依然把小说写得很精致，巧妙之处在于他以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来讲述姑姑的故事，以及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事情。因为是写信的方式，他不可能和盘托出，他要适可而止，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段惨痛的历史，同时又进行了淡化的处理，让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有了张力。”
梁振华认为：“《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从青蛙到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蛙”是壮族的图腾，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 莫言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则认为，莫言的作品源自于他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和孩童时听来的乡野传说。所以，不得不提及《蛙》之前的另一部作品——《红高粱》。
《红高粱家族》自1986年闪亮登场起，其文学史价值就倍受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日本的岩波现代文库于2005 年 1 月 23 日对莫言的《红高粱》进行了评论： “《红高粱》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许久不读书了，这次读书感觉很兴奋。叙述者语言风趣，故事构思巧妙，人物形象丰满。这是继《酒国》和《幸福时光》之后阅读的莫言的第三部作品。再一次深深地感到他的确是位了不起的作家。”
可以说，《红高粱家族》成功开启了新时期作家的艺术想象。它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莫言以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创造了一个神奇的“高粱地”世界，并以精英文化的固有品质激活了民族种群的生命意志，进而在“自然”中“自由”地展示了“自为”精神，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红高粱家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审美法则，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与大胆的反抗叛逆情绪，直接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莫言对于“高粱地”的确存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情感冲动。然而，“高粱地”却并非是出自于莫言童年的情绪记忆：“我确实不曾看到过如此浩瀚的高粱地”，“小说中的世界是我创造的”是作者对生命起源的主观遐想。作品中，莫言有意将“红高粱”与“中国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热情讴歌融入自然的生命现象与朴实无华的民族精神。《红高粱家族》最大的思想亮点，就是作者在“高粱地”的原野意象中，創造了一种具有全新生命意义的民族种群形象。它本身就体现着莫言对生命退化现象的忧患意识。莫言既不满于“人性”的社会因素，同时也拒斥“兽性”的嗜血本能；因此他在“高粱地”的理想世界中，人为地培育了一种具有完美人性的生命形态。
德国现代哲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有句名言：“只有走出历史，历史才能通向一切。”文学与历史无关，它只忠实于艺术想象。《红高粱家族》正是因为没有拘泥于“历史”，所以才使莫言取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而《红高粱家族》同样也没有局限于“民间”，所以才使莫言获得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作者那种源自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生命律动，依然因其寻找灵魂家园的生命执著而熠熠生辉、发人深省。走出“历史”与走出“民间”，这无疑体现着莫言自己的人生信念与创作追求；而创造“历史”与创造“民间”，则更加显示出了《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
发表于1997年的《丰乳肥臀》，是莫言继《红高粱家族》之后的又一部杰作，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小说中的上官金童使《丰乳肥臀》变成了一个“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相交合、“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叙事，两条线互相注解交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最重要的特征，这是莫言与其它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相比最具独创性的特点，也是他一惯的方法。人类学的视角打破了历史的伦理学与社会学视野的框子，使莫言构造了他的反伦理的、甚至是“反进化论”的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历史诗学，这和他在《红高粱家族》中所构造的“酒神化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莫言堪称是一个诗意地描写人类大戏的高手，战争和生殖、新生的喜悦和死亡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一个家庭之中。此篇小说的开头在所有历史或文学叙事中都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它造成了历史的传奇化、民俗化、神话化的叙事效果以及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诗学的波澜壮阔诗意磅礴的风格与基调。
但仔细考察，《丰乳肥臀》和《红高粱家族》也有区别：《红高粱家族》是人类学倾向大于历史倾向，其重新解释的“酒神化的历史”仍然具有历史乌托邦的诗性倾向，在感性、自然、酒神和生命构造的历史的乌托邦中，莫言寄予了激情与乐观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豪情万丈的；但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则表现了更加现实和谨严的历史主义倾向，以及深沉的悲剧情怀，特别是没有回避当代历史的情境和各种复杂危险的政治险境。可以说，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学的交响”中，人类学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障眼法”，它的介入使得莫言的现代历史叙事获得了超越阶级和政治伦理的可能，同时也整合了这段历史，诗化了这段历史。
纵观莫言的作品，其中强烈的生命意识，独特的艺术感觉，新异的想象性和神奇感，以及对现代派技巧的吸收和应用都是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莫言的获奖，无疑扩大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获得了和世界对话的新基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诺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次真正地正视。获奖的虽是莫言个人，但他代表着整个中国作家群体所能达到的高度。和莫言同时代的作家们，他们在创作上各有成就，有许多作家都和莫言一样，在海外读者中有广泛地影响力。此次莫言获奖，其影响会辐射到许多有实力的作家身上，将从总体上扩大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的影响力。可以想见，未来中国将有更多的优秀作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作家的总体影响力会较以往有实质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