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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借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理论，讨论意识形态对白睿文《活着》英译本的影响，并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白睿文的文学翻译观及其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学翻译 文化相对主义
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有深远的影响。译本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原作在原文化里的影响，更要取决于译入语文化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接纳程度。翻译的文化派认为，翻译活动充斥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的结果。他们认为，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选择都可以从意识形态中找到根源。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翻译，能翻译研究跳出过去“对等”概念的局限，帮助翻译研究者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解释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
一、意识形态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重大范式变革，欧洲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一批学者从文学接受和文化传播的角度，以译文描写替代原文分析，将翻译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系统考察，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和翻译研究的模式。
在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中，比利时裔美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主要是由两种因素决定，这两种因素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译者本身认同的还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和当时在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从宏观层面上，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的目的，翻译题材，翻译标准，翻译策略；从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具体词语的翻译。而在论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时，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universe of discourse） 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根据勒菲维尔的这一理论，从庄柔玉对翻译意识形态的提法，置白睿文于美国21世纪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来分析他的文学翻译观。
二、《活着》及其译文
《活着》是余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力作，一出现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该作品的英文译本由加洲大学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Michael Berry （白睿文）翻译，于2003年8月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首次出版发行。
《活着》讲述了人承受生活的故事。余华在《活着》中，已不聚焦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只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撑人的存在的所有支点，这些支点不只是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情调绝望的呐喊与颤栗，还拥有浓郁的人文关怀，闪耀着人类引以为豪的生命力。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颂奖词中对余华所作的评价：“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它们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而你，一位中国作家赋予21世纪的生活以道学的精神，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视野。”
在《活着》英译文中，译者Michael Berry （白睿文） 在忠实体现原文作者初衷的基础上折射出原作中的人文关怀。白睿文对《活着》的再现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他成功的再现了原作中的语言形式，即完整保留了原作的情节，在文本结构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并在人物刻画上与原作相契合。在微观层面上，白睿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传达了原作中的中国文化特色。余华说：“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佛教也宣扬“苦海无边”，叫人忍受一切。显然，《活着》所表现出来的“忍受”精神留下了佛教影响的烙印，但它排斥了宗佛教对世界、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剔除了佛教对人精神上的麻醉，张扬了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活着》具有民族文化象征的功能。在译文中，白睿文成功的传译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命哲学。而且对于文中特定的文化词汇的翻译，白睿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没有加上自己任何的主观感情色彩。另外原文中的修辞手法，譬如明喻和重复在《活着》英译本中也得到了忠实的再现。照勒菲弗尔的理论来看，白睿文的这些处理主要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他本身的意识形态两个因素决定的。
三、意识形态对白睿文文学翻译的影响
1.文化相对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怀着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厌恶和对落后国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其中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为个中翘楚。
继博厄斯之后，许多文化人类学家都从文化和个性发展的角度阐发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该理论的核心人物梅尔赫尔斯科维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点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根据这一说法，跨文化研究 （或译交往）（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就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十一世纪，由于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东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传通中不仅要对各种文化差异有较深人的掌握，更重要的是不能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判断或解释他人的行为就因该依照他群的文化逻辑或文化模式，并以此为标准。在跨文化交流的新世纪，美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文化相对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而且，余华最终所达到的思考深度仍不过是宿命式的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宗教精神有所不同。但在表现人类共同生命体验上还是非常到位的。因此余华的作品便具有了足够的世界性，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 因此，白睿文在翻译时，不但要考虑自身所处的时代、所属的民族、阶级的文化背景和作品受众的需要，还要考虑原作体现的文化、思想、风格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创作意图，以及译文可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等。
2.白睿文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的多数决定最终由译者做出。译者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各种因素，主要是译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这并不说明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的。恰恰相反，译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处于中心能动的地位，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于他对文本处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活着》的译者白睿文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是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也是台湾留美汉学家哈佛教授王德威的学生，中文造诣极佳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包括港台海外）文学、华语电影、中国通俗文化和翻译学。
白睿文的翻译策略是跨国界的，他的翻译作品向西方读者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白睿文主要基于自己的爱好：“总体来说，我喜欢用开阔的心理来面对翻译。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是否喜欢。”
1996年，白睿文翻译了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文国际报章星岛日报评论白睿文先生不仅中文造诣极深，更难得的是他能准确地抓住并传递原作的精神。白睿文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自己的翻译主张：“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个透明人的角色。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
翻译完成后，他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2002年左右，当年拒绝白睿文的世界最大英语商业图书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一位主编却主动联系他，想要出版《活着》的英译本。出版社为了照顾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常常要求译者对译作进行一定的删减和改动，舍弃作者某些文学特质，使作品更为美国化，而白睿文对这种要求选择了说不：“那时编辑寄回给我的译稿，满版都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我觉得他改得有点过了，离原作的意思有点远，于是我就把那些改动都还原，再寄给他。”
以上对白睿文翻译《活着》过程的追溯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译者对原作处理的成因。白睿文的翻译主张体现了他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不仅对原作尊重，对中国文化尊重，而且对翻译工作极为郑重，这些都能解释他在译文中对原作的把握。总而言之，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白睿文文化相对主义的个人意识形态决定了其翻译的行为和结果。在白睿文这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是译者与社会的相互交融产生出了这一翻译成果。
白睿文的文学翻译中，他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操控。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小说在美国开始有点吃香，但整体来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还是相当严重。白睿文力挽中英翻译的意译风尚，以直译的方式向西方读者输入了原质的中国文化，使中外文化交流跃入一个全新的层次，有利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和了解。同时，白睿文的文学翻译观也验证了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译者既是意识形态的受控者也是意识形态的操控者，在社会意识形态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下，译者还能通过翻译活动对社会和读者产生重大影响。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翻译活动，无疑是对翻译研究的深化和扩充，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走向了文化的大语境中。
参考文献：
[1]Berry，Michael.To Live：A Novel[M].New York：Anchor-Random House，2003.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C].London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学翻译 文化相对主义
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有深远的影响。译本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原作在原文化里的影响，更要取决于译入语文化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接纳程度。翻译的文化派认为，翻译活动充斥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的结果。他们认为，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选择都可以从意识形态中找到根源。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翻译，能翻译研究跳出过去“对等”概念的局限，帮助翻译研究者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解释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
一、意识形态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重大范式变革，欧洲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一批学者从文学接受和文化传播的角度，以译文描写替代原文分析，将翻译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系统考察，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和翻译研究的模式。
在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中，比利时裔美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主要是由两种因素决定，这两种因素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译者本身认同的还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和当时在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从宏观层面上，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的目的，翻译题材，翻译标准，翻译策略；从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具体词语的翻译。而在论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时，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universe of discourse） 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根据勒菲维尔的这一理论，从庄柔玉对翻译意识形态的提法，置白睿文于美国21世纪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来分析他的文学翻译观。
二、《活着》及其译文
《活着》是余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力作，一出现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该作品的英文译本由加洲大学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Michael Berry （白睿文）翻译，于2003年8月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首次出版发行。
《活着》讲述了人承受生活的故事。余华在《活着》中，已不聚焦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只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撑人的存在的所有支点，这些支点不只是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情调绝望的呐喊与颤栗，还拥有浓郁的人文关怀，闪耀着人类引以为豪的生命力。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颂奖词中对余华所作的评价：“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它们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而你，一位中国作家赋予21世纪的生活以道学的精神，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视野。”
在《活着》英译文中，译者Michael Berry （白睿文） 在忠实体现原文作者初衷的基础上折射出原作中的人文关怀。白睿文对《活着》的再现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他成功的再现了原作中的语言形式，即完整保留了原作的情节，在文本结构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并在人物刻画上与原作相契合。在微观层面上，白睿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传达了原作中的中国文化特色。余华说：“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佛教也宣扬“苦海无边”，叫人忍受一切。显然，《活着》所表现出来的“忍受”精神留下了佛教影响的烙印，但它排斥了宗佛教对世界、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剔除了佛教对人精神上的麻醉，张扬了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活着》具有民族文化象征的功能。在译文中，白睿文成功的传译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命哲学。而且对于文中特定的文化词汇的翻译，白睿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没有加上自己任何的主观感情色彩。另外原文中的修辞手法，譬如明喻和重复在《活着》英译本中也得到了忠实的再现。照勒菲弗尔的理论来看，白睿文的这些处理主要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他本身的意识形态两个因素决定的。
三、意识形态对白睿文文学翻译的影响
1.文化相对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怀着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厌恶和对落后国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其中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为个中翘楚。
继博厄斯之后，许多文化人类学家都从文化和个性发展的角度阐发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该理论的核心人物梅尔赫尔斯科维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点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根据这一说法，跨文化研究 （或译交往）（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就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十一世纪，由于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东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传通中不仅要对各种文化差异有较深人的掌握，更重要的是不能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判断或解释他人的行为就因该依照他群的文化逻辑或文化模式，并以此为标准。在跨文化交流的新世纪，美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文化相对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而且，余华最终所达到的思考深度仍不过是宿命式的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宗教精神有所不同。但在表现人类共同生命体验上还是非常到位的。因此余华的作品便具有了足够的世界性，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 因此，白睿文在翻译时，不但要考虑自身所处的时代、所属的民族、阶级的文化背景和作品受众的需要，还要考虑原作体现的文化、思想、风格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创作意图，以及译文可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等。
2.白睿文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的多数决定最终由译者做出。译者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各种因素，主要是译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这并不说明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的。恰恰相反，译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处于中心能动的地位，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于他对文本处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活着》的译者白睿文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是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也是台湾留美汉学家哈佛教授王德威的学生，中文造诣极佳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包括港台海外）文学、华语电影、中国通俗文化和翻译学。
白睿文的翻译策略是跨国界的，他的翻译作品向西方读者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白睿文主要基于自己的爱好：“总体来说，我喜欢用开阔的心理来面对翻译。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是否喜欢。”
1996年，白睿文翻译了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文国际报章星岛日报评论白睿文先生不仅中文造诣极深，更难得的是他能准确地抓住并传递原作的精神。白睿文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自己的翻译主张：“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个透明人的角色。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
翻译完成后，他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2002年左右，当年拒绝白睿文的世界最大英语商业图书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一位主编却主动联系他，想要出版《活着》的英译本。出版社为了照顾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常常要求译者对译作进行一定的删减和改动，舍弃作者某些文学特质，使作品更为美国化，而白睿文对这种要求选择了说不：“那时编辑寄回给我的译稿，满版都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我觉得他改得有点过了，离原作的意思有点远，于是我就把那些改动都还原，再寄给他。”
以上对白睿文翻译《活着》过程的追溯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译者对原作处理的成因。白睿文的翻译主张体现了他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不仅对原作尊重，对中国文化尊重，而且对翻译工作极为郑重，这些都能解释他在译文中对原作的把握。总而言之，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白睿文文化相对主义的个人意识形态决定了其翻译的行为和结果。在白睿文这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是译者与社会的相互交融产生出了这一翻译成果。
白睿文的文学翻译中，他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操控。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小说在美国开始有点吃香，但整体来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还是相当严重。白睿文力挽中英翻译的意译风尚，以直译的方式向西方读者输入了原质的中国文化，使中外文化交流跃入一个全新的层次，有利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和了解。同时，白睿文的文学翻译观也验证了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译者既是意识形态的受控者也是意识形态的操控者，在社会意识形态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下，译者还能通过翻译活动对社会和读者产生重大影响。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翻译活动，无疑是对翻译研究的深化和扩充，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走向了文化的大语境中。
参考文献：
[1]Berry，Michael.To Live：A Novel[M].New York：Anchor-Random House，2003.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C].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