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常缩写为UC Berkeley或UCB）成立于1868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中最古老的一所，也是所有加州分校中唯一以California为校名的，简称Cal。每年的学校开放日，就能看见学生挥舞着蓝底金字的“Cal”大旗，在主图书馆（DOE）前的草坪上来回奔跑。伯克利的吉祥物是熊，学生也自称金熊（Golden Bear）。学校位置极佳，在旧金山东湾伯克利市的山丘上，距旧金山市区半小时车程。若登上山顶的劳伦斯实验室，可以俯瞰整个湾区的美景。
我来到伯克利的4月初，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雨季结束，校园里樱花盛开，映衬在加州的蓝天艳阳下，格外惹眼。在伯克利工作三个月，我几乎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至今，桉树林的香味，仍会在梦里时时萦回。伯克利如同一本精彩的大书，我所能解读的，只是寥寥数页。
号称最自由的大学
伯克利和旧金山这座城市一样，面向大洋，因多元而包容。在这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和放荡不羁的嬉皮士，获得诺贝尔奖的知识精英和背着睡袋的流浪汉，皆能和平共处。因为开放自由，所以平等理念深入人心。伯克利车位之紧张，人所共知，诺贝尔奖得主在校内享有的唯一特权，是标注NL（Nobel Laureate，诺贝尔桂冠得主）的蓝色免费停车位，其他再无额外奖励。多一位获奖者，校长还要头疼又少了一个免费车位。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另一种在校园有充足车位保证的是残障人士。
我所工作的东亚馆，隔三岔五便有携带全部家当的流浪汉光顾，在大厅里使用电脑，消磨一天半日，并无人管。除了借书需要证件，进出和阅览都是自由的。学校的档案馆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亦无需特别证件，人人皆可前往调阅，一视同仁。校园内的另一类“常住人口”是松鼠，数量众多，绝不怕人。我曾亲见一只小家伙抱着女生的脚趾猛啃，想是饿昏了。
学校的南门萨瑟门（Sather Gate），铜绿的门楣镌刻着拉丁文“要有光（Fiat Lux）”，指的是自由与智慧之光。我在这个校门听过两场很棒的无伴奏人声合唱。唱的人自由自在，无比欣悦；听的人席地而坐，满面笑容。从南门走出去，即进入斯普劳尔广场（Sproull Plaza）。去年年底，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被清场，伯克利学生以“占领伯克利”响应，在斯普劳尔广场搭建帐篷，抗议学校费用上涨和华尔街大公司的贪婪。
说起来，“占领”运动的鼻祖应该在伯克利。这里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70年代反战运动的策源地。1964年12月2日，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在斯普劳尔广场发表了著名的“直面齿轮机（Put Your Bodies Upon The Gears）”演讲，是以伯克利为开端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的高潮。学校的本科生图书馆（Undergraduate Library）内，有家咖啡馆专为纪念这一运动而命名为“言论自由运动咖啡馆”。咖啡馆外的报栏里有世界各地的报纸英文头版，每天更换，表明伯克利虽自由散漫，却绝非不问世事。店内有当年运动的照片和历史介绍，如无人提起，配着本科生图书馆灰扑扑、毫不起眼的外墙，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家咖啡小店。这也是全校唯一需要出示ID卡才可入内的图书馆。
伯克利校园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小咖啡馆，装修风格各有特色，简单亲切为主。从车站走到学校，除了在美国星罗棋布的星巴克，就是些小咖啡店。我最喜欢的还是北门的那家咖啡馆，离东亚馆近，咖啡也香。老板是德国人，西班牙伙计非常热情，手脚极快。几乎你刚点完单，咖啡就送到手上。每次去这家咖啡馆，都是满满的人，看书、写东西、谈天。随时都有教授和学生在讨论问题，拼起两张桌子就是课堂，气氛松弛又热烈。其实我爱闻咖啡的香味更甚啜饮，经常在倦怠的午后，买一杯烫嘴的咖啡，沿着斜坡慢慢走到法学院的小庭院，在紫藤花架下静静喝完，再穿过草坪去档案馆查阅档案。很多学生的早餐就是一杯咖啡，吃什么似乎倒不重要了。咖啡馆在伯克利日常生活中，是香浓的滋养。
音乐陪伴心灵
初到旧金山，东亚馆的同事剑叶和丽敏到机场接我。过海湾大桥时，远远看见一座尖塔，剑叶说那就是伯克利标志性的钟楼。事实上，只要湾区没有雾气，方圆十数英里之内，总能看见这座高塔。此塔名为萨瑟塔（Sather Tower），因其建筑风格酷似威尼斯圣马可钟楼，更多被称为Campanile（意大利语，钟楼）。塔的设计者是环境设计学院创始人约翰·盖伦·霍华德。萨瑟塔建成于1914年，塔高307 英尺（93.6米），为世界第三高报时钟楼。塔建成后，拉丁语系教授Leon J. Richardson致信英国拉夫堡（Loughborough）的John Taylor铸钟厂，订做12只铜钟。由于一战的缘故，1917年4月方才运抵旧金山。最大的一只重达4118磅，镌刻着当时伯克利希腊语教授Issac Flagg所作铭文——We ring， we chime， we toll， Lend ye the silent part， Some answer in the heart， Some echo in the soul。（试译如下：吾等欢唱/吾等谐响/吾等哀鸣/汝等侧耳静听兮/或心脉暗通/或灵魂激荡。） 颇具禅意。
12口铜钟第一次奏响在1917年11月3日下午2点。钟声回荡在校园95年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演奏者当属Margaret Murdock女士，她从1923年一直弹到1982年，整整59年。12只钟对演奏来说是不够的，1976年，1928级学生集资15万美金，向母校捐赠36只铜钟，这批铜钟在法国铸钟厂完成。1983年，1928级的Jerry Chambers携夫人又捐赠了13只铜钟，钟琴数量遂增至现在的61只。这61只钟组成了完整的音乐会钟琴，音阶达到5个八度。伯克利的现任键盘手Jeff Davis， 从2000年开始任职至今，他的办公室就在塔里。音乐系亦开设有专门课程，教授钟琴演奏。 演奏时间在春秋两季的学期内是固定的，周一至周五，每天三次，上午7点50分，正午12点，傍晚6点，每次持续10分钟。周六只有中午和晚上两次，周日则从下午两点开始，有长达45分钟的演奏。我听得最多的是正午这次，随着报时钟声结束，键盘手开始弹奏，众钟齐鸣，余音袅袅，响彻校园上空。在午后登上钟楼极目远眺，辽阔的蓝天下，旧金山状如棋盘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群，远处海湾里嬉戏的点点白帆，身姿奇美的金门大桥尽收眼底。长风吹来，令人宠辱皆忘。
伯克利的学生耳朵有福，除了朝夕可闻的钟乐，校园里的各类演出丰富多彩。价格十分可人（很多演出持学生证最低票价10美金），甚至免费，水平却是世界一流。那是一个6月的傍晚，原本打算去音乐系购买钢琴音乐会的门票，快走到教授俱乐部前的草坪时，忽听得鼓声温柔，自四面八方阵阵袭来，似不经意，却自有节奏。走近仔细一看，二十多位乐手散布在草坪的各个方向，除了鼓，还有钹、鸟笛、汽笛、砂纸、海螺壳等乐器。演奏者和观众都在随意走动，从没见过这样自由的音乐会。向工作人员索取了节目单，演奏的是John Luther Adams的室外音乐曲目Inuksuit。这位作曲家以打击乐著称，Inkusuit可以安置在不同的空间里演出，演奏者的数量可根据空间大小变更，非常灵活。
除了世界各地前来表演的艺术家，学校音乐系周三中午举办的免费音乐会，更是全校师生的福利。伯克利音乐系全美排名前三，人才济济。音乐会12点开始，匆匆吃点快餐填肚子，赶往Hertz Hall。印象中有一场是珀耳塞福涅（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之后）之歌的表演，曲目皆为17世纪意大利和法国歌剧中的咏叹调或康塔塔（适合歌唱及演奏的短小音乐作品）。如卡契尼（Guilio Caccini）的《朝圣之女》（La Pellegrina），佩里（Jacopo Peri）的《尤丽狄茜》（Euridice），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奥菲欧》（Orfeo），吕利（Jean-Baptiste Lully）的泊尔塞福涅（Proserpine）等。由于歌剧唱词都是古意大利语或法语，在每段演唱开始之前，由学生担任的主唱都要解释所唱内容，言语风趣，经常逗笑观众。在演唱的过程中，剧场内鸦雀无声。音乐在伯克利的日常生活中，是心灵的陪伴。
东亚馆深厚的历史积淀
博尔赫斯在《天赋之诗》中写道：“在我的黑暗里/那虚浮的冥色/我用一把迟疑的手杖慢慢摸索/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最后两句，在人们说到图书馆的时候总是被提起。博尔赫斯从助理馆员做起，一直到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天堂是什么模样，无人知晓。地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图书馆。“拥书权拜小诸侯”，坐拥书城，随手抽取一册阅读的喜悦，想必每个读书人都曾有过。
此次赴美，是与伯克利东亚馆合作一个项目。在伯克利全校20余所的图书馆中，东亚馆是最年轻的，2007年才正式投入使用。设计兼具中国古典美和现代实用性，轩敞的阅览室，柚木色的地板，落地大窗可以远眺山景。各个研究小间里时常可以听见学生热烈的探讨。如有问题需要当面咨询馆员，可以提前预约。来自中、日、韩三国的馆员，提供不同语言的咨询服务。东亚馆的新馆建筑虽然年轻，历史却不短，与近代很多名人的渊源也颇为深厚。
它的第一批藏书来自伯克利东方语言学系教授傅兰雅的遗赠。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出生于肯特郡海斯镇的穷苦牧师家庭，从1868年到1896年的28年间，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管，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与工程学读本。在中国近代科学知识输入史上，他创造了多个第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学校格致书院，主编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清廷为表彰傅兰雅，特赐他三品头衔。1895年，傅兰雅举办时新小说竞赛，强调参赛小说要显示鸦片、时文和缠足的祸害，可见傅氏对中国现实的关切与痛心。傅兰雅自称：“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诚哉斯言。1896年，傅兰雅离开江南制造局，受聘于伯克利，成为东方语言系第一位系主任，直至1914年75岁退休。他和中国的缘分一直在继续。1912年，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盲童学校，开中国特殊教育之先河。1928年，傅兰雅病逝，遗嘱将2000册个人手稿和书籍捐赠给伯克利，其中包括时新小说比赛的原稿，现已由东亚馆整理出版。
1949年1月，张充和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丈夫傅汉思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远赴美国。1949年至1959年的十年间，傅汉思任教于伯克利，张充和则在东亚馆工作。在东亚馆的特藏室，鲁德修博士指着一排黄绫函套的佛经说，这些题签都是张充和写的，字迹十分娟秀。1956年秋，胡适到伯克利任客座教授一学期，期间经常到张家写字。据张充和回忆，图书馆的人并不知道胡适，让他填表。胡适填不好，张充和就帮忙给他拿书。别人请胡适写东西，胡也是到张家，磨墨写字，吃顿便饭。张充和《曲人鸿爪》册页里，有胡适在张家写下的元代曲家贯酸斋《清江引·惜别》一曲，上款是“写给充和汉思”。“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恬淡自如的人生态度，与图书馆的宁静气氛很是相得。
与东亚馆有关的名人还有很多，江亢虎、赵元任、张爱玲、宋楚瑜等。有一天我外出访友，回来剑叶告诉我，来过一位女士，说是台湾翻译《源氏物语》的第一人。那么，我错过了林文月。在伯克利期间，除了在东亚馆和档案馆工作，我几乎拜访了校园所有的分馆。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没有图书馆的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做升旗手，纪念品是两张明信片，夜色下的金门桥和蓝天里的悉尼歌剧院。澳洲至今尚无缘前往，伯克利之行则是意外之喜。那天晚上，朋友开车，载我和房东去南湾听音乐会。回程在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停车，欣赏旧金山夜景。那张明信片中的景色突然出现在眼前，人生的际遇，又岂能预料。“If you going to San Francisco，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若你去旧金山，勿忘在发际簪花。）
（本文编辑 宋文佳）
我来到伯克利的4月初，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雨季结束，校园里樱花盛开，映衬在加州的蓝天艳阳下，格外惹眼。在伯克利工作三个月，我几乎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至今，桉树林的香味，仍会在梦里时时萦回。伯克利如同一本精彩的大书，我所能解读的，只是寥寥数页。
号称最自由的大学
伯克利和旧金山这座城市一样，面向大洋，因多元而包容。在这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和放荡不羁的嬉皮士，获得诺贝尔奖的知识精英和背着睡袋的流浪汉，皆能和平共处。因为开放自由，所以平等理念深入人心。伯克利车位之紧张，人所共知，诺贝尔奖得主在校内享有的唯一特权，是标注NL（Nobel Laureate，诺贝尔桂冠得主）的蓝色免费停车位，其他再无额外奖励。多一位获奖者，校长还要头疼又少了一个免费车位。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另一种在校园有充足车位保证的是残障人士。
我所工作的东亚馆，隔三岔五便有携带全部家当的流浪汉光顾，在大厅里使用电脑，消磨一天半日，并无人管。除了借书需要证件，进出和阅览都是自由的。学校的档案馆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亦无需特别证件，人人皆可前往调阅，一视同仁。校园内的另一类“常住人口”是松鼠，数量众多，绝不怕人。我曾亲见一只小家伙抱着女生的脚趾猛啃，想是饿昏了。
学校的南门萨瑟门（Sather Gate），铜绿的门楣镌刻着拉丁文“要有光（Fiat Lux）”，指的是自由与智慧之光。我在这个校门听过两场很棒的无伴奏人声合唱。唱的人自由自在，无比欣悦；听的人席地而坐，满面笑容。从南门走出去，即进入斯普劳尔广场（Sproull Plaza）。去年年底，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被清场，伯克利学生以“占领伯克利”响应，在斯普劳尔广场搭建帐篷，抗议学校费用上涨和华尔街大公司的贪婪。
说起来，“占领”运动的鼻祖应该在伯克利。这里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70年代反战运动的策源地。1964年12月2日，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在斯普劳尔广场发表了著名的“直面齿轮机（Put Your Bodies Upon The Gears）”演讲，是以伯克利为开端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的高潮。学校的本科生图书馆（Undergraduate Library）内，有家咖啡馆专为纪念这一运动而命名为“言论自由运动咖啡馆”。咖啡馆外的报栏里有世界各地的报纸英文头版，每天更换，表明伯克利虽自由散漫，却绝非不问世事。店内有当年运动的照片和历史介绍，如无人提起，配着本科生图书馆灰扑扑、毫不起眼的外墙，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家咖啡小店。这也是全校唯一需要出示ID卡才可入内的图书馆。
伯克利校园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小咖啡馆，装修风格各有特色，简单亲切为主。从车站走到学校，除了在美国星罗棋布的星巴克，就是些小咖啡店。我最喜欢的还是北门的那家咖啡馆，离东亚馆近，咖啡也香。老板是德国人，西班牙伙计非常热情，手脚极快。几乎你刚点完单，咖啡就送到手上。每次去这家咖啡馆，都是满满的人，看书、写东西、谈天。随时都有教授和学生在讨论问题，拼起两张桌子就是课堂，气氛松弛又热烈。其实我爱闻咖啡的香味更甚啜饮，经常在倦怠的午后，买一杯烫嘴的咖啡，沿着斜坡慢慢走到法学院的小庭院，在紫藤花架下静静喝完，再穿过草坪去档案馆查阅档案。很多学生的早餐就是一杯咖啡，吃什么似乎倒不重要了。咖啡馆在伯克利日常生活中，是香浓的滋养。
音乐陪伴心灵
初到旧金山，东亚馆的同事剑叶和丽敏到机场接我。过海湾大桥时，远远看见一座尖塔，剑叶说那就是伯克利标志性的钟楼。事实上，只要湾区没有雾气，方圆十数英里之内，总能看见这座高塔。此塔名为萨瑟塔（Sather Tower），因其建筑风格酷似威尼斯圣马可钟楼，更多被称为Campanile（意大利语，钟楼）。塔的设计者是环境设计学院创始人约翰·盖伦·霍华德。萨瑟塔建成于1914年，塔高307 英尺（93.6米），为世界第三高报时钟楼。塔建成后，拉丁语系教授Leon J. Richardson致信英国拉夫堡（Loughborough）的John Taylor铸钟厂，订做12只铜钟。由于一战的缘故，1917年4月方才运抵旧金山。最大的一只重达4118磅，镌刻着当时伯克利希腊语教授Issac Flagg所作铭文——We ring， we chime， we toll， Lend ye the silent part， Some answer in the heart， Some echo in the soul。（试译如下：吾等欢唱/吾等谐响/吾等哀鸣/汝等侧耳静听兮/或心脉暗通/或灵魂激荡。） 颇具禅意。
12口铜钟第一次奏响在1917年11月3日下午2点。钟声回荡在校园95年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演奏者当属Margaret Murdock女士，她从1923年一直弹到1982年，整整59年。12只钟对演奏来说是不够的，1976年，1928级学生集资15万美金，向母校捐赠36只铜钟，这批铜钟在法国铸钟厂完成。1983年，1928级的Jerry Chambers携夫人又捐赠了13只铜钟，钟琴数量遂增至现在的61只。这61只钟组成了完整的音乐会钟琴，音阶达到5个八度。伯克利的现任键盘手Jeff Davis， 从2000年开始任职至今，他的办公室就在塔里。音乐系亦开设有专门课程，教授钟琴演奏。 演奏时间在春秋两季的学期内是固定的，周一至周五，每天三次，上午7点50分，正午12点，傍晚6点，每次持续10分钟。周六只有中午和晚上两次，周日则从下午两点开始，有长达45分钟的演奏。我听得最多的是正午这次，随着报时钟声结束，键盘手开始弹奏，众钟齐鸣，余音袅袅，响彻校园上空。在午后登上钟楼极目远眺，辽阔的蓝天下，旧金山状如棋盘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群，远处海湾里嬉戏的点点白帆，身姿奇美的金门大桥尽收眼底。长风吹来，令人宠辱皆忘。
伯克利的学生耳朵有福，除了朝夕可闻的钟乐，校园里的各类演出丰富多彩。价格十分可人（很多演出持学生证最低票价10美金），甚至免费，水平却是世界一流。那是一个6月的傍晚，原本打算去音乐系购买钢琴音乐会的门票，快走到教授俱乐部前的草坪时，忽听得鼓声温柔，自四面八方阵阵袭来，似不经意，却自有节奏。走近仔细一看，二十多位乐手散布在草坪的各个方向，除了鼓，还有钹、鸟笛、汽笛、砂纸、海螺壳等乐器。演奏者和观众都在随意走动，从没见过这样自由的音乐会。向工作人员索取了节目单，演奏的是John Luther Adams的室外音乐曲目Inuksuit。这位作曲家以打击乐著称，Inkusuit可以安置在不同的空间里演出，演奏者的数量可根据空间大小变更，非常灵活。
除了世界各地前来表演的艺术家，学校音乐系周三中午举办的免费音乐会，更是全校师生的福利。伯克利音乐系全美排名前三，人才济济。音乐会12点开始，匆匆吃点快餐填肚子，赶往Hertz Hall。印象中有一场是珀耳塞福涅（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之后）之歌的表演，曲目皆为17世纪意大利和法国歌剧中的咏叹调或康塔塔（适合歌唱及演奏的短小音乐作品）。如卡契尼（Guilio Caccini）的《朝圣之女》（La Pellegrina），佩里（Jacopo Peri）的《尤丽狄茜》（Euridice），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奥菲欧》（Orfeo），吕利（Jean-Baptiste Lully）的泊尔塞福涅（Proserpine）等。由于歌剧唱词都是古意大利语或法语，在每段演唱开始之前，由学生担任的主唱都要解释所唱内容，言语风趣，经常逗笑观众。在演唱的过程中，剧场内鸦雀无声。音乐在伯克利的日常生活中，是心灵的陪伴。
东亚馆深厚的历史积淀
博尔赫斯在《天赋之诗》中写道：“在我的黑暗里/那虚浮的冥色/我用一把迟疑的手杖慢慢摸索/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最后两句，在人们说到图书馆的时候总是被提起。博尔赫斯从助理馆员做起，一直到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天堂是什么模样，无人知晓。地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图书馆。“拥书权拜小诸侯”，坐拥书城，随手抽取一册阅读的喜悦，想必每个读书人都曾有过。
此次赴美，是与伯克利东亚馆合作一个项目。在伯克利全校20余所的图书馆中，东亚馆是最年轻的，2007年才正式投入使用。设计兼具中国古典美和现代实用性，轩敞的阅览室，柚木色的地板，落地大窗可以远眺山景。各个研究小间里时常可以听见学生热烈的探讨。如有问题需要当面咨询馆员，可以提前预约。来自中、日、韩三国的馆员，提供不同语言的咨询服务。东亚馆的新馆建筑虽然年轻，历史却不短，与近代很多名人的渊源也颇为深厚。
它的第一批藏书来自伯克利东方语言学系教授傅兰雅的遗赠。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出生于肯特郡海斯镇的穷苦牧师家庭，从1868年到1896年的28年间，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管，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与工程学读本。在中国近代科学知识输入史上，他创造了多个第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学校格致书院，主编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清廷为表彰傅兰雅，特赐他三品头衔。1895年，傅兰雅举办时新小说竞赛，强调参赛小说要显示鸦片、时文和缠足的祸害，可见傅氏对中国现实的关切与痛心。傅兰雅自称：“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诚哉斯言。1896年，傅兰雅离开江南制造局，受聘于伯克利，成为东方语言系第一位系主任，直至1914年75岁退休。他和中国的缘分一直在继续。1912年，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盲童学校，开中国特殊教育之先河。1928年，傅兰雅病逝，遗嘱将2000册个人手稿和书籍捐赠给伯克利，其中包括时新小说比赛的原稿，现已由东亚馆整理出版。
1949年1月，张充和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丈夫傅汉思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远赴美国。1949年至1959年的十年间，傅汉思任教于伯克利，张充和则在东亚馆工作。在东亚馆的特藏室，鲁德修博士指着一排黄绫函套的佛经说，这些题签都是张充和写的，字迹十分娟秀。1956年秋，胡适到伯克利任客座教授一学期，期间经常到张家写字。据张充和回忆，图书馆的人并不知道胡适，让他填表。胡适填不好，张充和就帮忙给他拿书。别人请胡适写东西，胡也是到张家，磨墨写字，吃顿便饭。张充和《曲人鸿爪》册页里，有胡适在张家写下的元代曲家贯酸斋《清江引·惜别》一曲，上款是“写给充和汉思”。“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恬淡自如的人生态度，与图书馆的宁静气氛很是相得。
与东亚馆有关的名人还有很多，江亢虎、赵元任、张爱玲、宋楚瑜等。有一天我外出访友，回来剑叶告诉我，来过一位女士，说是台湾翻译《源氏物语》的第一人。那么，我错过了林文月。在伯克利期间，除了在东亚馆和档案馆工作，我几乎拜访了校园所有的分馆。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没有图书馆的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做升旗手，纪念品是两张明信片，夜色下的金门桥和蓝天里的悉尼歌剧院。澳洲至今尚无缘前往，伯克利之行则是意外之喜。那天晚上，朋友开车，载我和房东去南湾听音乐会。回程在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停车，欣赏旧金山夜景。那张明信片中的景色突然出现在眼前，人生的际遇，又岂能预料。“If you going to San Francisco，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若你去旧金山，勿忘在发际簪花。）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