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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的电影市场，有一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引发关注。影片以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到革命老区调研四个昼夜的故事，生动地呈现周恩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活得有尊严而倾其所有、鞠躬尽瘁。这是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再度把周恩来的形象在银幕上立了起来。
人物传记电影的拍摄容易遭遇“滑铁卢”。年初上映的《萧红》，将民国才女萧红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引发一片争议。萧红被誉为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23岁写出了被鲁迅称为“力透纸背”的《生死场》，29岁完成了文学史上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呼兰河传》。31岁那年，天妒英才，落红萧萧，正是风华绝代的岁月，还未来得及用力绽放，却无奈凋零。在民国才女中，萧红算得上是一个“传奇”，这段传奇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她在文学长河中掩饰不住的才情，其二是她生平遭际中一波三折的爱情，其三是她过早地离去而留给人世间的永恒遗憾。这些内容叠加在一起，使得萧红成了一个被资本密切关注的“富矿”。
在资本铺设的娱乐场域中，电影中萧红的文学与才情退居幕后，她的私人情感反倒成为纯粹的消费资源，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中“只见八卦，不见萧红”。对历史人物而言，人们的眼光总是格外的谨慎和苛刻。关于《萧红》的诸多争议，本质上指向了人物传记电影的创作伦理问题：历史人物表达应该把持怎样的分寸和格调？
“史”：一部人物的“编年史”
当历史人物被搬上银幕，这不单单是对过去的一种接近，同样是对过去的一种创造，这是所有艺术文本普遍共享的精神欲望。人物传记电影首先是一种大众消费产品，按照市场逻辑对历史人物进行“二次再现”，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解释性的人物和历史。每个人的命运轨迹都是历史总体性的一部分，个体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风浪，既是历史变迁的表象，也是历史表征的果实。如同一滴水能够映出整个世界，通过人来接近历史，通过人的命运来触摸历史的脉络和温度，这是历史认识论的基本途径，也是人本主义的关键思想。人物传记电影的精妙之处就是以人为原点，并由此延伸开来，在时间维度上挖掘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故事的主线是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他的双脚扎根于历史的泥土中，所演绎的是带着泥土味的时代精神。
在历史人物的影像叙事中，时代和历史并不是一个陪衬性的“在场”元素，而是进入人物命运变迁的深层结构，作为主体性的叙事元素参与人物命运的呈现与再造。如果失去了人物命运表征的历史维度，这无异于剥去了传记电影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电影《萧红》中，导演更多地着墨于男女之事，真正的历史话语和时代内容却聚焦不实，甚至被置于某种真空状态，弥漫在那个年代的压抑、愚昧与杀戮更多地作为一种戏剧噱头出场；在电影《鲁迅》中，虽然强化了鲁迅与其他历史人物“革命往事”，但那个“黑暗的年代”却被一笔带过，并没有揭示“三场死亡”悲剧内涵；在电影《孔子》中，孔子孤独地与整个时代抗争，然而这里的“乱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未能清晰地指向春秋战国那个礼乐崩坏的文化政治土壤，这使得孔子的“立志高远”陷入一种抽象的表达。
在优秀的人物传记电影那里，故事语境其实就是时代框架，人与历史之间水乳交融，互为诠释，观众最终看到的是时间维度上的人物传奇，而真正的“传奇”往往指向人物与历史之间的那种荡气回肠的作用关系和互动状态。透过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传记电影最终呈现的是一部由微观命运浇筑并诠释的“人的编年史”，而历史事件便构成了传记电影最常见的征用资源。在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中，赙仪的一生被历史所牵绊，从清末到军阀混战，从抗战到解放，看似游离于世俗之外，然而在历史风云的吹拂之下，他的悲剧成为解读近现代政治变迁的一面镜子。弗兰克林·夏夫纳的《巴顿将军》虽然指向一位传奇将军的戎马一生，但他的故事被置于史诗般的历史语境中，由于北非战争、诺曼底登陆等历史事实的“在场”，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之间的深层对话关系体现的淋漓尽致；理查德·阿顿伯罗在《甘地传》中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从24岁留学英伦后踏上南非的土地开始，一直到1948年甘地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暗杀，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悉数登场，而甘地的“两次绝食”直接换回了国家命运的两次重要“转机”，人物命运与历史变迁进入了彼此的深层结构。
“气”：由历史诠释的精神世界
好莱坞的编剧思路非常清晰，不仅要呈现困境，更要呈现人在困境中的选择。在人物传记电影那里，困境更多地指向一个时代的悲剧。作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困境接受历史事件的系统演绎，并最终散落在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节点上。正是在某种近乎 “痛苦”的选择中，附着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人性力量和时代精神得以“立”起来。
在由生活片段和历史素材“堆积”而成的人物传记电影中，流动其中的是一种“气”，也就是一个时代集体共享的某种隐秘的信仰体系和精神气魄。揭开人物传记电影的层层脉络，真正沉淀下来的是一种由历史人物牢牢占有并演绎的时代之魂。这里的“气”搭建了一种特别的叙事语境，既是情节脉络的逻辑依据，也是戏剧冲突的最终落点。
电影《萧红》呈现的却是一个可怜的萧红，一个为情所困的萧红，而不是一个抗争的、可敬的萧红，这使得附着在萧红身上的精神气质被随之抹去了。萧红的历史意义首先在文学上，她用生命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灵魂”，以期激活人性深处的爱与善良，正如她在《火线外》中写道，面对那个抱着孩子的兵士，她不会在乎腰间短刀的碰击声，只是关心“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正是萧红文字深处掩饰不住的悲悯和善意，成就了文学史上那个令世人感动的萧红。然而在电影中，萧红身后的历史事实被推向远景，她的情感悲剧掩饰了一个时代的真正悲剧，掩饰了萧红骨子里那种与时代抗争的精神气质。
纵观中国当下人物传记电影的创作生态，历史人物要么被商业接管，要么被政治挪用，他们的精神之“气”无奈地散落一地。尤其是在主旋律传记电影那里，历史人物如同一个抵达当下的跳板，欲言又止地诉说着历史之外的是是非非，这使得电影中的历史更像是一个失去精神之魂的“历史秀场”。《任长霞》、《生死牛玉儒》、《铁人》等电影延续了主旋律电影惯用的“伦理化”、“泛情化”叙事策略，与其说是对历史精神的正面弘扬，莫若说是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简单回应。在政治话语所铺设的叙事逻辑中，历史人物被现实需要透支，接受现实的随意涂抹，成了一个脸谱化的符号形式而非一个扎根历史深处的生命本体。 对历史人物精神内涵的诠释，唯有将其完整地交给那个特定的时代，如此才能传递一种真实的、流动的精神气质，进而呈现一个鲜活的、有生命力的精神世界。《吴清源》中的围棋之魂，《梅兰芳》中的家国情怀，《阮玲玉》中的无声反抗，《莫扎特》中的音乐之梦，《甘地传》中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愤怒的公牛》中执著拼搏的生命美学，《性学教授金赛》中可敬可叹的科学精神，《美丽心灵》中与命运抗争的灵魂之美，《神女贞德》中史诗般的信念力量与救赎之道……这些人物传记电影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是因为流淌在人物命运深处的精神气质令世人动容。在精神力量的召唤和统摄下，所有的故事自成一体，所有的冲突前后缝合，共同指向个体之于历史叙述而言不可或缺的那股生命之魂。
“戏”：历史深处的细节与温度
作为一种艺术文本形态，人物传记电影不同于新闻报道，也不同于纪录片，它首先是一场“戏”，这也决定了传记电影或明或暗的虚构性内涵。然而，与其他类型电影不同的是，传记电影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认知。这并非刻意地强调传记电影的“教育使命”，而是视觉文化时代“文化逻辑”的一个必然“后果”。鉴于此，传记电影编剧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历史轮廓保持基本的职业尊重，而在历史细节的处理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虚构的目的是服务于电影欲望深处的戏剧性要求，然而就虚构的底线而言，既不能偏离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也不能与其他史料性记载内容发生冲突。
人物传记电影说到底首先还是一部电影，用历史放大镜来检查每一个细节，难免有些过于苛刻，“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应该成为影像叙事的基本话语图景。第5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甘地传》的开篇序言写道：“没有一个人的生平可以在一个故事里都包括进去，也不可能把每年发生的时间都给予同等篇幅，把与事件有关的人物也都写进去，只能在精神上符合原来的人物精神面貌。不漏掉重要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把人物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面貌表现出来。”这段文字清晰地呈现了导演对历史人物的陈述方式。《甘地传》后来又捧得最佳编剧奖小金人，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奥斯卡组委会对这种编剧思路的极大认可。其实，在确保重大历史事件“在场”的前提下，导演虚构了部分生活故事和历史细节，这种虚构并非要颠覆影片的主旨和价值，而是要赋予历史人物一定的生命质感，以此呈现一个伟大而又可敬的人物形象。
在第7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美丽心灵》中，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的诸多奋斗故事是虚构的，按照导演的说法，“电影不是通过事实，而是试图通过想象来赞美一个生命的精神，并达到一些真理。”在电影《一轮明月》中，沪上求学，济世之途，东渡日本，辛亥革命，北洋军阀，遁入空门，李叔同生命中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未缺席，虚构的生活场景和情感故事非但没有虚化主题精神，反倒缔造了一段有血有肉的人物传奇……可见，在尊重历史脉络的前提下，给历史人物一定的表演空间和想象空间，不仅是对艺术文本创作规律的尊重，也符合电影作为商品的属性内涵。
历史人物都是拖着不寻常的历史尾巴的人，命运里蕴藏着得天独厚的故事素材和冲突资源。为了强化传记电影的戏剧性，编剧的使命就是为人物的角色动作不断设置障碍。在人物传记电影那里，这种戏剧障碍更多地来自时代的“压力”——或者体现为时代进程中一个个历史事件（如《嘎达梅林》、《公民凯恩》、《末代皇帝》、《飞行者》），或者体现为个体追求与时代局限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一轮明月》、《时时刻刻》、《贝隆夫人》、《圣女贞德》），抑或体现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与命运抗争的艰难历程（如《灵魂歌王》、《莫扎特传》、《美丽心灵》、《贝多芬传》）。正是在“压力”面前，电影核心诠释的人性力量与精神价值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浮出水面。
与其他历史文本不同的是，人物传记电影在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在竭力地呈现历史细节，呈现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经历，这无疑赋予了历史一定的质感和温度。如果说传统历史文本呈现的是一部严肃的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电影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情景剧，即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历史纹理的挖掘，以此传递另一种接近历史的叙述图景。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人物传记电影的拍摄容易遭遇“滑铁卢”。年初上映的《萧红》，将民国才女萧红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引发一片争议。萧红被誉为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23岁写出了被鲁迅称为“力透纸背”的《生死场》，29岁完成了文学史上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呼兰河传》。31岁那年，天妒英才，落红萧萧，正是风华绝代的岁月，还未来得及用力绽放，却无奈凋零。在民国才女中，萧红算得上是一个“传奇”，这段传奇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她在文学长河中掩饰不住的才情，其二是她生平遭际中一波三折的爱情，其三是她过早地离去而留给人世间的永恒遗憾。这些内容叠加在一起，使得萧红成了一个被资本密切关注的“富矿”。
在资本铺设的娱乐场域中，电影中萧红的文学与才情退居幕后，她的私人情感反倒成为纯粹的消费资源，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中“只见八卦，不见萧红”。对历史人物而言，人们的眼光总是格外的谨慎和苛刻。关于《萧红》的诸多争议，本质上指向了人物传记电影的创作伦理问题：历史人物表达应该把持怎样的分寸和格调？
“史”：一部人物的“编年史”
当历史人物被搬上银幕，这不单单是对过去的一种接近，同样是对过去的一种创造，这是所有艺术文本普遍共享的精神欲望。人物传记电影首先是一种大众消费产品，按照市场逻辑对历史人物进行“二次再现”，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解释性的人物和历史。每个人的命运轨迹都是历史总体性的一部分，个体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风浪，既是历史变迁的表象，也是历史表征的果实。如同一滴水能够映出整个世界，通过人来接近历史，通过人的命运来触摸历史的脉络和温度，这是历史认识论的基本途径，也是人本主义的关键思想。人物传记电影的精妙之处就是以人为原点，并由此延伸开来，在时间维度上挖掘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故事的主线是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他的双脚扎根于历史的泥土中，所演绎的是带着泥土味的时代精神。
在历史人物的影像叙事中，时代和历史并不是一个陪衬性的“在场”元素，而是进入人物命运变迁的深层结构，作为主体性的叙事元素参与人物命运的呈现与再造。如果失去了人物命运表征的历史维度，这无异于剥去了传记电影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电影《萧红》中，导演更多地着墨于男女之事，真正的历史话语和时代内容却聚焦不实，甚至被置于某种真空状态，弥漫在那个年代的压抑、愚昧与杀戮更多地作为一种戏剧噱头出场；在电影《鲁迅》中，虽然强化了鲁迅与其他历史人物“革命往事”，但那个“黑暗的年代”却被一笔带过，并没有揭示“三场死亡”悲剧内涵；在电影《孔子》中，孔子孤独地与整个时代抗争，然而这里的“乱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未能清晰地指向春秋战国那个礼乐崩坏的文化政治土壤，这使得孔子的“立志高远”陷入一种抽象的表达。
在优秀的人物传记电影那里，故事语境其实就是时代框架，人与历史之间水乳交融，互为诠释，观众最终看到的是时间维度上的人物传奇，而真正的“传奇”往往指向人物与历史之间的那种荡气回肠的作用关系和互动状态。透过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传记电影最终呈现的是一部由微观命运浇筑并诠释的“人的编年史”，而历史事件便构成了传记电影最常见的征用资源。在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中，赙仪的一生被历史所牵绊，从清末到军阀混战，从抗战到解放，看似游离于世俗之外，然而在历史风云的吹拂之下，他的悲剧成为解读近现代政治变迁的一面镜子。弗兰克林·夏夫纳的《巴顿将军》虽然指向一位传奇将军的戎马一生，但他的故事被置于史诗般的历史语境中，由于北非战争、诺曼底登陆等历史事实的“在场”，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之间的深层对话关系体现的淋漓尽致；理查德·阿顿伯罗在《甘地传》中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从24岁留学英伦后踏上南非的土地开始，一直到1948年甘地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暗杀，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悉数登场，而甘地的“两次绝食”直接换回了国家命运的两次重要“转机”，人物命运与历史变迁进入了彼此的深层结构。
“气”：由历史诠释的精神世界
好莱坞的编剧思路非常清晰，不仅要呈现困境，更要呈现人在困境中的选择。在人物传记电影那里，困境更多地指向一个时代的悲剧。作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困境接受历史事件的系统演绎，并最终散落在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节点上。正是在某种近乎 “痛苦”的选择中，附着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人性力量和时代精神得以“立”起来。
在由生活片段和历史素材“堆积”而成的人物传记电影中，流动其中的是一种“气”，也就是一个时代集体共享的某种隐秘的信仰体系和精神气魄。揭开人物传记电影的层层脉络，真正沉淀下来的是一种由历史人物牢牢占有并演绎的时代之魂。这里的“气”搭建了一种特别的叙事语境，既是情节脉络的逻辑依据，也是戏剧冲突的最终落点。
电影《萧红》呈现的却是一个可怜的萧红，一个为情所困的萧红，而不是一个抗争的、可敬的萧红，这使得附着在萧红身上的精神气质被随之抹去了。萧红的历史意义首先在文学上，她用生命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灵魂”，以期激活人性深处的爱与善良，正如她在《火线外》中写道，面对那个抱着孩子的兵士，她不会在乎腰间短刀的碰击声，只是关心“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正是萧红文字深处掩饰不住的悲悯和善意，成就了文学史上那个令世人感动的萧红。然而在电影中，萧红身后的历史事实被推向远景，她的情感悲剧掩饰了一个时代的真正悲剧，掩饰了萧红骨子里那种与时代抗争的精神气质。
纵观中国当下人物传记电影的创作生态，历史人物要么被商业接管，要么被政治挪用，他们的精神之“气”无奈地散落一地。尤其是在主旋律传记电影那里，历史人物如同一个抵达当下的跳板，欲言又止地诉说着历史之外的是是非非，这使得电影中的历史更像是一个失去精神之魂的“历史秀场”。《任长霞》、《生死牛玉儒》、《铁人》等电影延续了主旋律电影惯用的“伦理化”、“泛情化”叙事策略，与其说是对历史精神的正面弘扬，莫若说是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简单回应。在政治话语所铺设的叙事逻辑中，历史人物被现实需要透支，接受现实的随意涂抹，成了一个脸谱化的符号形式而非一个扎根历史深处的生命本体。 对历史人物精神内涵的诠释，唯有将其完整地交给那个特定的时代，如此才能传递一种真实的、流动的精神气质，进而呈现一个鲜活的、有生命力的精神世界。《吴清源》中的围棋之魂，《梅兰芳》中的家国情怀，《阮玲玉》中的无声反抗，《莫扎特》中的音乐之梦，《甘地传》中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愤怒的公牛》中执著拼搏的生命美学，《性学教授金赛》中可敬可叹的科学精神，《美丽心灵》中与命运抗争的灵魂之美，《神女贞德》中史诗般的信念力量与救赎之道……这些人物传记电影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是因为流淌在人物命运深处的精神气质令世人动容。在精神力量的召唤和统摄下，所有的故事自成一体，所有的冲突前后缝合，共同指向个体之于历史叙述而言不可或缺的那股生命之魂。
“戏”：历史深处的细节与温度
作为一种艺术文本形态，人物传记电影不同于新闻报道，也不同于纪录片，它首先是一场“戏”，这也决定了传记电影或明或暗的虚构性内涵。然而，与其他类型电影不同的是，传记电影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认知。这并非刻意地强调传记电影的“教育使命”，而是视觉文化时代“文化逻辑”的一个必然“后果”。鉴于此，传记电影编剧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历史轮廓保持基本的职业尊重，而在历史细节的处理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虚构的目的是服务于电影欲望深处的戏剧性要求，然而就虚构的底线而言，既不能偏离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也不能与其他史料性记载内容发生冲突。
人物传记电影说到底首先还是一部电影，用历史放大镜来检查每一个细节，难免有些过于苛刻，“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应该成为影像叙事的基本话语图景。第5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甘地传》的开篇序言写道：“没有一个人的生平可以在一个故事里都包括进去，也不可能把每年发生的时间都给予同等篇幅，把与事件有关的人物也都写进去，只能在精神上符合原来的人物精神面貌。不漏掉重要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把人物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面貌表现出来。”这段文字清晰地呈现了导演对历史人物的陈述方式。《甘地传》后来又捧得最佳编剧奖小金人，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奥斯卡组委会对这种编剧思路的极大认可。其实，在确保重大历史事件“在场”的前提下，导演虚构了部分生活故事和历史细节，这种虚构并非要颠覆影片的主旨和价值，而是要赋予历史人物一定的生命质感，以此呈现一个伟大而又可敬的人物形象。
在第7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美丽心灵》中，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的诸多奋斗故事是虚构的，按照导演的说法，“电影不是通过事实，而是试图通过想象来赞美一个生命的精神，并达到一些真理。”在电影《一轮明月》中，沪上求学，济世之途，东渡日本，辛亥革命，北洋军阀，遁入空门，李叔同生命中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未缺席，虚构的生活场景和情感故事非但没有虚化主题精神，反倒缔造了一段有血有肉的人物传奇……可见，在尊重历史脉络的前提下，给历史人物一定的表演空间和想象空间，不仅是对艺术文本创作规律的尊重，也符合电影作为商品的属性内涵。
历史人物都是拖着不寻常的历史尾巴的人，命运里蕴藏着得天独厚的故事素材和冲突资源。为了强化传记电影的戏剧性，编剧的使命就是为人物的角色动作不断设置障碍。在人物传记电影那里，这种戏剧障碍更多地来自时代的“压力”——或者体现为时代进程中一个个历史事件（如《嘎达梅林》、《公民凯恩》、《末代皇帝》、《飞行者》），或者体现为个体追求与时代局限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一轮明月》、《时时刻刻》、《贝隆夫人》、《圣女贞德》），抑或体现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与命运抗争的艰难历程（如《灵魂歌王》、《莫扎特传》、《美丽心灵》、《贝多芬传》）。正是在“压力”面前，电影核心诠释的人性力量与精神价值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浮出水面。
与其他历史文本不同的是，人物传记电影在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在竭力地呈现历史细节，呈现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经历，这无疑赋予了历史一定的质感和温度。如果说传统历史文本呈现的是一部严肃的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电影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情景剧，即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历史纹理的挖掘，以此传递另一种接近历史的叙述图景。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