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自人类诞生以来即为不可抗拒的状态,如何摆脱疾病的困扰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刚刚迈出原始社会的古人已具备一定条件的积累,面对疾病这一恐怖的事物,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理解,不同时期人们基于相异的文化环境,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疾病观。本文按照“疾病观”在不同时期的演变顺序,对商周时期的疾病观进行整体探讨,依据现存材料从纵向与横向角度出发,试图展现从商至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疾病观的跳跃,揭示彼此间的联系,并寻找到使疾病观转变的背后因素。第一章主要以甲骨文字与金文材料为依托,对商代与西周时期以“王”为中心的贵族群体对疾病概念与致病因素的理解进行剖析,并分析商周之际疾病观发生转变的原因。殷人对疾病概念简单阐释,并在病因探究上围绕宗教信仰进行,形成以鬼神致疾为核心的疾病观。而周人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政治变革,在疾病观的理解上发生改变,虽未摆脱鬼神致疾的窠臼,但在至高神与祖先致疾方面增加人性的考量。第二章则依据现有的传世文献记载,围绕春秋时期贵族群体致病观念上进行阐述,展现出时人疾病观由鬼神致疾向六气致疾的转变,观测视角从鬼神开始转移到人自身,并借助分析疾病观对贵族社会生活的影响,来考察贵族群体对疾病概念的认识,认识到贵族已基于自身利益来主动对疾病的定义进行诠释。而由两周之际政治、经济、阶级流动等因素的变化来看,经济变动应当构成此时疾病观变化的主导因素。第三章借助先秦诸子与医者在疾病的论著,故可从历史学与中医学角度进行论述。在先秦诸子中选择儒、道、墨、法四家,对其疾病观进行剖析。各家不同时期的学者在疾病认识上具有继承与变化,而各家之间存在共通之处,反映出先秦诸子形成“重人轻鬼”思想。而《黄帝内经》代表医者的群体智慧,他们逐渐形成更为理性的疾病观,由此深切影响到我国古代中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