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和东欧的部分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在已经公开的涉及“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的国际仲裁案例中,仲裁庭对于该条款的解释态度有所不同,主要分为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本论文以仲裁案例为切入点,具体的行文思路如下:结合涉及“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解释的数个具体国际投资仲裁案例,梳理仲裁庭各自对该仲裁条款所持有的观点、解释态度和所运用的解释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案例中所体现的仲裁庭观点和解释方法运用上的异同。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本身的缺陷和仲裁庭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条约解释规则的误用这两个方面,分析造成仲裁庭解释分歧的原因。在案例研究结束后,分析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对于仲裁范围的不同需求,以及这种需求是如何反映在仲裁条款中的。以中国为例,通过实证方法分析国际投资角色转变和“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仲裁庭对于“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的解释存在分歧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仲裁庭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12个案例中,中国投资者诉东道国的案例占了 4个,投资者均希望仲裁庭可以得出广义解释的结论。然而,在中国老一代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却大量存在着因当时国情而侧重于维护国家规制权而非保护海外投资的“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结合中国的外资流入额和海外投资额数据来看,这表明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即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并重的国家。短短几十年内这种剧烈的投资角色的变化是罕见的。这种变化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在更新或新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于仲裁范围的规定,“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被大量删除,仲裁范围被迅速扩大。在“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问题上的解释分歧还反映了缔约国解释和仲裁庭解释之间的解释冲突。尤其是当国家的投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与现存有效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仲裁条款所暗含的投资角色不再匹配时,这种冲突就会凸显出来。鉴于目前仍然生效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含有“征收补偿额”仲裁条款,面对这种情况,本文也从缔约国解释作用的发挥和双边投资协定中仲裁范围的合理划定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路。